我以为一门通选课不会给我带来这么大的影响，但事实证明我错了。
每当看完一部电影、一部剧，无论它们有多么好看、多么深刻，我总会陷入思考片刻，找朋友们聊一聊，感慨一句，“这真是一部好作品呀！”然后随着午饭、晚饭、奶茶和新一波ddl忘到九霄云外，毕竟我们都是被the magic of bells教化了的人，用indifference对待世界是安全而通行的法则。如果这些电影、戏剧足够幸运的话，或许在几个月、几年后的某篇作文里，成了我救场的topic或者引用，仅此而已。然而，当我在人类学课上看完《滇池东岸》和《老村》两部纪录片后，我意识到，这对我的思想绝对是一场地震。以前关于形而上的理论框架和语料库精确数字的执著突然被撼动了，就像在冰冷的极地突然发生了一场雪崩，无数壁立千仞的冰川轰然倒塌，冰川的裂缝中涌出尘封几个世纪的海水，也许还带着印度洋的温度。
故事发生在云南滇池东岸的宏仁村，一个尚遗留着彝族(？)民俗民风的小村庄。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它逐渐被城市包围，割裂，侵蚀，变成了现代化楼房中一座小小的孤岛。这座城中村从外表看已经朽坏，木质结构的房屋摇摇欲坠，村庄的外缘已因为拆迁变成了一片荒芜的瓦砾。挖掘机还在不断地开来，山雨欲来风满楼。
《滇池东岸》展现了村民与拆迁队正面的冲突。拍摄者李老师是冲突的参与者。通过镜头的猛烈颤动，和拍摄者紧张的话语，我很能体会到场景内的stress and strain。在这场几千人参与的警民冲突中，我看不到口号化的游行，看不到张艺谋式的戏剧化大场面，村民们更像是自发的，半松散组织的抗议，而不是严格组织的运动。这洗刷了我印象中“冲突”一词的范式化场面。
《老村》拍摄时，正面的冲突已经转化为隐性。在拆迁的阴影下，发生了“修庙”和“葬礼”这两个主要事件。(以下是关于修庙)
在滇池一代的村庄里，村庙有着非凡的意义。他们把村庙于村子的关系比作“帽子”(米线上的肉丝或者盖浇米线的东西)之于过桥米线。这种意义不是作为一个外人所理解到的传统文化符号之类的意义，而更偏向于Alice Walker笔下的“everyday use”或者《马向阳下乡记》中大槐树村的大槐树。村庙，既是一个村子集体意识或者精神的象征，也融入了村民的生活。宏仁村村庙里供奉的神灵早已在上世纪50年代被砸毁，屋顶破陋不堪，再下一场雨就有倒塌的危险。为了防止它坍塌，村里的中老年人们运来木料开始自己抢修。在他们的言谈中，我们听不到“责任”，“传统”这样的大词，更多的只是合算成本，商量木料尺寸的平常对话。我们看不到有任何强意识形态的东西在里面，仿佛修庙是一种本能。这样坚韧的，出于本能的复兴却是发生在村子本要被拆，本被期待腐朽的年代里。外部的紧张和张力与内部和缓，井井有条的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给人以冲击、震撼，于无声处。
作为人类学纪录片，它不是一个站在他者视角上冷静的说明文，而是有温度的叙事。没有浮夸的背景音乐，没有拿腔拿调的解说，完全是云南当地的方言夹杂着大段的留白，镜头时而颤动，也有一些杂音，但微妙的无奈困惑乐观和惆怅的情绪在字里行间缓缓流出，道出了一个笼罩在拆迁阴影下的老村用不急不缓的生活倔强抵抗的历程。新与旧的对比不是通过冰冷的数字和激烈地冲突，而是在废墟中的菜畦中，在一砖一瓦修庙的坚持中默默体现。开始我会认为叙事节奏过于拖沓，但后来却认为刚刚好，就像《边城》中只有一个女孩，一条黄狗，一条渡船，没有复杂的人物，情节，却勾画了一个小小的世界。
看完后，我有幸与该片导演林老师对话。她夸赞我可以成为豆瓣影评红人，因为我可以细致地捕捉镜头与镜头之间的联系，体会镜头切换间微妙而复杂的情绪表达。我已经很久没有听到过这样的评价了，因为我对世界，尤其是对人心理世界的感知在很长时间是被锁闭了。我很久没有认真读文学，又因为感情的波折，不再愿意与人有deep conversation，我不再会像小时后那样蹲在地铁站看来来玩往的人群，想象他们的表情和衣着下有这怎样的身份，职业，心情和人生历程。我难以置信在经历了这么多之后，我还有能力打开感性的闸门，体会一段学术研究中的温度。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以为，学术的魅力在于它的精度，在于它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客观。学术就应该被高高地供在象牙塔上，用看沙盘的眼光大量世界，一旦走下去，就要面临着被玷污的风险（比如观察者效应“Hawthorn Effect”）。它本应就是对知识的抽象、再抽象，毕竟真理往往不存在于个体层面，而是存在于个体普遍的共性上。当世界上的一切都可以被数学的形式代替，三角、圆……那么混乱就会消失，一切简约而美好。
学习语言学以后，我更加执着于学术的精度，常常对质性分析嗤之以鼻，而对量性分析顶礼膜拜。我认为，在大数据普遍化的当今，只有掌握量性的法则才更容易得出规律性的结果，否则纷繁复杂、未经抽象化的现象就会堆叠在一起，创造出世间万物都是“随机数”的假象。（毕竟，谁能把人类产生的所有语料都看上一遍呢？）逐渐，我愿意着眼于“小”，认为无论做什么都是越窄越深，就像守仁格竹一样，我愿意仔细地注视着什么，直到能盯出个所以然为止。
这一切的结果就是，一切山脉在我眼中都失去了它的脊梁，一切河流都失去了它的妩媚，世界在三角和曲线的符号化中，在海拔高度的数字中逐渐丧失了它的颜色和独特的个性。抽象，使人剥离。一切的一切都变成了“无我之境”。逐渐的，哪怕读后感也不再习惯于用第一人称，而是仿佛出自本能地写出“this essay believes”。
我还以朝圣般的态度对待实验科学，因为实验的本质在于控制，实验者可以控制变量，无视那些造成多样性的次级影响因素。受试者可以简单的沦为标签的总和：年龄，受教育程度，种族等等，只要无关的标签是相同的，一切标签内部的不同都可以被忽略。就像一个物理学家常常把运动的物体看做质点一样，只要运动的本质是相同的，就无所谓这是个人，小球，狗，还是火车。
然而，现在我明白了“客观”与“真实”未必是近义词。在追求客观的道路上走得太远，我逐渐也就远离了真实。“格物”不一定就能“致知”，尤其是社会科学，因为这样就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要素普遍的人类感情(empathy)。学语言学也是同样，太久地陷入自己的思维游戏，可能就要走向元语言学(metalinguistics)，就要陷入prescriptive的思维困境。树要扎根在土壤里。语言的土壤是人民，是有多样性的“少数”。人们在使用语言的时候，不像我们在语料库中看到的那样，仅仅是一系列享有相同词汇的句子，而是有温度有感情的。你永远无法站在理论的空中楼阁中臆断一个句子grammatical or not，如果不一直处于动态的交流、观察中，一个linguist并不比一般的language user对语言怎样使用更有发言权。
同时，“社会科学”之所以称为“社会科学”是因为它有“社会性”在的。如果是种把社会看做一个他者，我们就看不到它的灵魂，就不是在理解它发展的内部的细微逻辑，而还是在做labelling的工作。作为一个社会科学的工作者，我深感深入社会的必要。研究一个现象，就要学习当地的语言表达习惯，和当地人一起起居，玩笑，争论，逃亡，放弃自己原有的社会身份，脱掉鞋子，奔跑在山地里，晒得黑一点。分享他们的喜乐与悲伤，始终怀着一颗同理心(empathy but not sympathy)扔掉所谓的“客观和精度”，拥抱“感性与温度”，也许，蓦然回首，可以得到真正的真实。
愿我此生有机会做一次真正的田野。“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