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富裕也需要承受能力。很多人在艰辛的生活中能够自立自强，但面对猝然降临的财富，他们往往欣喜若狂之后是手足无措。
最近一段时间，有关农民“拆迁致富”的事情时有耳闻，这些报道虚虚实实，点缀在此起彼伏的强拆案件之中，让人们的生活平添几份异样的感觉。
平心而论，拆迁的确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现象，不同地方、不同时间，拆迁的过程与后果都大不一样。在很多地方，由于政府工作到位，相关经费也比较充裕，特别是在一些村民自治落实比较好的地方，拆迁中给农民的补偿比较公平，一笔可观的补偿款能实打实发放到农民手中，短期内甚至制造出一批所谓“百万富翁”，亦是实情。这既是社会法治的进步，也是各地农民多年来坚持抗争的结果。而眼下一些舆论热炒所谓“拆迁致富”，放大了农民从拆迁中的获益，无视农民在整个拆迁过程中的博弈成本。一些言论甚至将这些农民视之为坐享其成，不劳而获的食利者，这种偏狭的言论，有时颇有误导性，强化了一些人的成见，这对农民其实很不公平。
还应特别指出的是，即使是“拆迁致富”，绝大多数时候，“拆迁”也不是农民的主动选择，而是被动地卷入城市化的洪流，因此，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在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方面，并没有做好城市化的准备。即便他们因拿到一笔数额可观的补偿费喜上眉梢，但他们对失去土地，失去以往熟悉的谋生方式、生活方式所要付出的代价以及未来自己和子女所要面对的困难，未必都有清醒的认知。
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种因知识信息不对称产生的成本，如果不能得到重视，极有可能引发社会问题。一些媒体为了抓眼球，热衷报道这些暴富农民进行的炫耀性消费,比如摆大宴、买豪车，这固然不是一种健康的现象，但这种农民的短视终究还不至于带来太大的社会危害。其实，更值得重视的，是这种“压缩式城市化”带来的文化不适应问题。
笔者曾在西安等地一些城中村进行过调研，发现这些农民回迁后手中都有很多套房产，每年靠房租，即有可观的收入。我曾问他们有没有用当年的补偿款还有现在的租金收入做一些投资，他们大都摇头。他们说不是不想，而是没能力做。以往有人做过尝试，但最后都血本无归，与其劳心劳力让钱打水漂，不如坐收房租，然后每天打麻将度日。许多类似的村庄，赌风盛行；更可怕的是，有些甚至走上吸毒之路。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强调要培养人们对苦难和贫困的承受能力，但事实上，富裕也需要承受能力。很多人在艰辛的生活中能够自立自强，但面对猝然降临的财富，他们往往欣喜若狂之后是手足无措。
更让人心情沉重的是，西安很多城中村都与高校为邻，但即使在高等教育已经大众化的今天，这些村民的子弟，每年考上大学的还是寥寥无几。补偿款再多，也很难让他们轻易跨越日渐固化的阶层鸿沟。
所以，有些人的所谓“食利阶层”之说不是空穴来风，但是，有多少人了解这些所谓“食利者”的尴尬与无奈？在压缩式现代化进程中，对于失去土地的农民，我们必须给农民足够的补偿，但仅有经济的补偿远远不够，如何让农民深入地融入城市生活，适应城市文化，如何让失去土地的他们有更多的保障，更多的上升机会，这都是当下应该高度重视的社会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