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的结集共有六次，第一次是在佛灭后第一年的雨季，迦叶为首的五百比丘在婆罗山七叶窟上结集，主要是背诵回忆，讨论整理佛经。第二次是针对戒律，西方长老和东方弟子开会结集，统一理念。第三次是阿育王整理佛经以及后人对佛经的研究。第四次结集将佛经以完整的文字形式刻录下来。第五次和第六次都发生在现代社会的缅甸，仍然是整理佛经。
纵观佛教的结集，主要目的其实就是整理佛经，而每一次的结集又有每一次的进步和发展。结集将口头传播的语言整理成文字，尽量避免口头传播的偏差。
通过六次结集，可以说，释迦牟尼实现了从人到神的演变，他的理论在一场场结集中不仅得以传播、记录和保存，同时也被扩大、延展、更新。
其实这让我想起生活在同一时期的另一位圣人——孔子（前551～前479），他和弟子的言论同样被整理成了《论语》，不管是“子曰”的权威式开头，还是后世对孔子的尊崇信服，都与释迦牟尼（前565～前486）有着太多的相似之处。
说来奇妙，一个入世，一个出世，却能在中国文化中互不排斥地兼容。或许这不仅是由于人性本身的复杂和多元，也是因为二者表现出来同样的责任、坚定，对苦难或者贫困的不惧，以及对善与爱的提倡与追求吧。
当然，结集使得佛教的存在模式变得更趋向于一种体制，而非无组织的信仰，这样固然会让人更容易接受和理解，但其实还是与“依法不依人”矛盾的。所谓“四圣谛”是指引世人正视苦难，解脱苦难，而并不是成为一个又一个的佛。几千年时光飞逝，世事变化无常，佛祖的方式是否还适用于我们今天？所以“依法不依人”很重要，选择适合于今天的社会发展方式也很重要。其实不仅社会不同，“法”应当因时而变，个人与个人不同亦然，从微观的角度来看，每个人的个性、经历、学识不同，他们解脱的境界是不是也可以有所不同呢？
（《佛教文化》有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