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工作

如果人人都停下自己手里的活，拒绝把工作当成生活的中心，人类就会自由。

       —— 法国和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保罗·拉法格（1842~1911年）

工作应当是一种享受，每天工作两小时就足够了。

      —— 法国哲学家、经济学家、空想社会主义者，查尔斯·傅里叶（1772~1837年）

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1872~1970年）在1932年写了一篇文章《懒惰颂》。他发现，20世纪的现代生产方式能让所有人都不愁温饱，如果大家分工合作，全人类的需求都能够得到满足，所有人都能舒舒服服，没有怨言，剩下的时间可以用来享受。他认为，一个人每天工作四小时，就应该有权得到基本生活保障，他应该能够随心所欲地使用剩下的时间。

90年后的今天，既然全球82%的财富流向了最富有的1%的人口（英国慈善机构乐施会2017年的数据），也就是说，即使我们减少80%的工作时间，依然可以保证99%的人收入不变。我们完全可以每周只上一天班，或者每天只工作1.6个小时。

然而，在经济水平最高的今天，我们却承受着最大的经济压力。朱丽叶·B·斯格尔在其《过度劳累的美国人》一书中写道：“根据我们的计算，他们（美国雇员）如果想要达到1973年的生活水平，就必须多工作245个小时，一年多工作6周。”原因可想而知，因为我们的社会两极分化前所未有地加剧，因为我们有更多的人变成了高纯度的社会寄生虫，因为我们投入了更多的资源制造虚假需求，因为消费主义让我们沉溺于物质欲望之中不能自拔。

今天，“时间就是金钱”（生命就是物质）前所未有地主宰着我们的生活。我们大多数人都成了工作的奴隶，工作不仅重塑了我们的性格，培养了我们的奴性，还绑架了我们的教育，吞噬了我们的人生。

今天，了解一个人最直接有效的方式就是看他从事什么工作。人的性格完全可以由其工作来界定，不同行业的人们之间基本没有交流的可能。每个人都携带着职业的特征，也可以说每个人都患着一定程度的职业病，还引以为豪。安德烈·劳克在《懒惰的历史》中写道：

继“你是谁”这个问题之后紧跟的是“你是干什么的”，工作、职业或头衔变得和年龄、性别或家庭状况一样重要，在资产阶级圈子里甚至能对评估求婚者的素质和可靠性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工作远不仅是收入来源，它还充当个人价值的衡量标准。职位低微或无业的男人女人感到自己没有产出，失去了价值。

工作还培养了很多人的奴性。为了生意兴隆财源滚滚，商家供奉着客户；为了升职加薪前程似锦，下属侍奉着领导；为了有车有房一世安稳，我们每个人都以工作为中心，汲汲营营求生存。工作要求我们按时上下班，按时完成任务，尽可能不出差错，严格遵守工作规范、标准、程序、流程，尽可能放弃自我、放弃个性、放弃尊严，把自己打磨成一个标准零件，严丝合缝地嵌入到社会化大生产的进程之中。

工作还绑架了教育。耶鲁大学教授，威廉·德雷谢维奇在其《优秀的绵羊》一书中写道：

令人不能接受的是，我们现在的教育系统培育出了高智商、有成就的二十几岁的年轻人，但却没有教育他们领悟生命的追求，他们甚至不知道如何去寻找生命的意义。他们按部就班地生活，缺乏新生活的想象力，在内心深处，他们也缺乏勇气和自由来创造自己的道路。

大部分学生在众多高校里开始涌向与职业密切相关的专业，如传媒、商科、教育和医护，领头的几所高校声称它们拒绝提供这种类似职业技校的教育，并引以为豪。但实质上它们就是职业技校，因为它们的教学精神就是如此，所有一切都是以技术为中心的。

中国的大学基本上也是职业技校（螺丝钉教育），正因为如此，中国的大学生（百分之九十以上）一毕业就死了，除了应付一份差强人意的工作，努力培养自己对社会的适应性，包括奴性，再也不会做什么。工作、结婚、生子、等死……从二十多岁，到四十岁，到六十岁，再到八十岁，想着同样的事情，讲着同样的话，有着同样的眼界，守着同样的认知，护着同样的思想！

这不应该是一个正常的人生，一个正常的人生，至少还应该有不舍不弃的爱好，至少还应该有锲而不舍的梦想，至少还应该有奋发向上的激情，至少还应该有正直高尚的人格，至少还应该有抵制不良行为的勇气，至少还应该有关爱人类的胸怀，至少还应该有爱护环境的行动，至少还应该有偶尔开动大脑的习惯……

我们的人生怎么就变得如此枯燥而乏味：有生存而没有生活，有生活而没有梦想，有梦想而没有力量，有力量而没有方向。为什么我们从来不去寻找那个值得我们为之付出一生、让人陶醉、让人迷狂的“宝藏”？

荷兰历史学家、作家，鲁特格尔·布雷格曼（1988年~）在其《现实主义者的乌托邦》一书中写道：“大卫·格雷伯（美国著名文化人类学家）分析，无数人毕生的工作时间都耗费在那些他们认为毫无意义的工作上，例如电话推销员、人事经理、媒体公关策略顾问、公关顾问，以及医院、大学和政府部分的一大堆行政职位，格雷伯称这些为‘狗屁工作’。连那些正在做的人也承认，本质上，这些工作毫无必要。”布雷格曼认为：“必须工作才能脱贫”是一个谬论，我们应该建立一种人人都可以无条件地取得一份可以维持正常生活的“基本收入”的制度，并且，即使在经济增长缓慢的情况下，到2050年，我们依然可以做到每周工作少于15个小时。然而， 今天的经济社会，依然不惜一切代价增加经济的数量，依然把“失业”当成亟待解决的问题（而不是一种启示：资源、环境、生产过剩、人性扭曲，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讲，都是时候开始缩短我们的工作时间了），依然不管不顾环境和生态的急剧恶化，依然不闻不问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不把人类的“幸福”放在眼里！

只有人类这种高智商动物，才会愚蠢到把大部分最宝贵的生命耗费在工作上。一般动物基本上只受制于自己的本能或欲望，人类除了受制于欲望，还为自己建造了一个巨大的牢笼。人们心甘情愿、迫不及待、不由自主、浑然不知、被迫无奈地成了笼中之鸟，眼界之内竖满格栅，眼光之外不见完整的天空，更不知天外有天。

今天，我们既是一个“消费社会”，也是一个“工作社会”。我们一边“过度消费”地生活，一边“过度劳累”地工作。我们至少应该明白，工作根本不是生命的一种必然形式。当生命临近终点时，才发现把自己最宝贵的原本可以丰富多彩的生命都耗费在了一张“狗牌”上，将是一件何其可悲的事情！

正如罗素所说：“有条理地减少工作，才能走上通向幸福繁荣的道路。不工作，不一定意味着无所事事，也可以做其他事。” 例如，家庭生活、社区参与、公益慈善、艺术创作、保护环境等等，这些对我们更有意义，也更加重要。也正像法国当代著名思想家，安德烈·高兹（1924~2007年）在其《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生态》一书中所写：“这是属于生活的时间，是让生命尽情绽放的时间。”

只有把上班的天数减少到一周的三分之一（两三天左右）以内，才能让人们意识到工作只是生存的手段而不是生活的目的，让人们开始关注生命的本质和人生的意义。只有缩短工作时间，才能减少通勤时间、各种例会、过度生产等对生命的浪费，减轻工作对精神的折磨和摧残；只有缩短工作时间，才能呵护好我们生命的活力和自由的灵魂，守护好我们的天赋、使命、梦想、激情和幸福；只有缩短工作时间，才能减轻过度的资源消耗和急剧的环境恶化，留住青山绿水——我们唯一的美丽家园！

我们应该问自己一个问题，假如从明天开始不需要上班了，我们会去做什么？我们应该明白什么对人类是有意义、有价值的，明白与其费尽心机污染环境以生产过剩的产品，开发大量吞噬生命的电子游戏和应用程序，不如保护好森林、草原、大海和空气，留出更多时间去草原和旷野奔跑、呼吸、呐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