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文为焱衡律义原创首发作品，文中小时候的我其实是脑积水患者，如有相同病例的，可以作为参考，作者相信，此文也可以给这一类人群以坚定生活下去的信心，目前作者55岁，虽为医院鉴定为重度交通性脑积水，通过自身的努力，仍能自由地生活工作写作。）
记忆的河床深处，总有一些卵石，被时光的流水磨得温润。于我，便是那“蛾眉豆”。这名字落在舌尖，便化开一片旧年光景。那豆荚弯弯的，边缘一道纤巧的紫线，真像古画里女子含情的黛眉，温婉中带着说不清的愁绪。它总是依着竹篱，有藤有蔓地缠绕着，绿莹莹的一片。那藤蔓攀援的样子，总让我无端地觉得，像小儿女绕着长辈的膝头，亲亲热热，纠缠不清。它于我，早已不是寻常菜蔬，而是一枚印记，轻轻烙在童年那泛黄扉页上。后来我走过很远的路，尝过许多滋味，舌根却总记得那一盘未曾炒熟的蛾眉豆——那是暮色、叹息、泥土气息与笨拙的疼爱，共同熬煮出的生命原味。
我的童年，安放在湘中那片温柔的丘陵里。那算不得山，只是些浑圆的土丘，长着些松树和杂木，像沉睡巨兽微微起伏的脊背。我们的祖屋，便嵌在这巨兽的怀抱里，是老的黄泥墙，黑瓦顶上总立着几茎瓦松，在风里轻轻摇曳，写着长长的日记。屋后竹林，风过时万竿齐响，那声音清越如水，是天地间绵绵不绝的耳语。
屋前是一块不大的晒场，被踩得光溜溜的。晒场边上，便是漫生的野地，后来被婆婆开垦出来，种了些菜蔬。最惹眼的，是那棵老茶树，生得极高大，枝叶蓊郁。婆婆待客，用的都是这树上的茶叶，抓一小撮，开水一冲，便有股朴素的香气漫开来。野地里，我挖过葛根，那根茎埋在深深的土里，费好大力气才得一截，嚼起来，有一股清冽的甜，是难得的自然美味。吃水要到离屋有一段路的塘里去挑。那水常是浑的，婆婆便寻一种石头放在水缸里搅，水就慢慢清了。后来读书，才知道那石头叫明矾。两只木桶，一根扁担，日日往返，那路上的光景，我已记不真切，只记得婆婆微驼的背影，和桶里晃荡着的天光云影。
那些年，我几乎天天赤着一双脚片子，在山野间奔跑。冬天便生冻疮，脚后跟红肿溃烂，钻心地痒，又不敢挠。后来年岁长了，才知道自己本是体寒的底子。冬天穿的棉鞋，家乡话叫“翁鞋”，那个“翁”字，在我们那里，也有“埋”的意思，譬如埋人，便说“用土翁起来”。这称呼，现在想来，竟带着一种宿命般的、被温暖包裹又仿佛被泥土覆盖的奇异感觉。
我留在山里伴着婆婆，原是个说不清的开始。后来才渐渐明白，父亲当年决意搬离这座小山，迁往平原，实在是因了这里的穷。我们一家是所谓的“半边户”——父亲是吃国家粮的城里户口，在外的干部；母亲却是地道的农村户口，守着土地。这种身份，像一道无形的沟，将家分在了两岸。山里日子艰难，土地又薄，养活一大家子人着实不易。父亲的远走，带着一种挣脱困窘的决绝，只是这决绝里，难免落下些顾不上的，比如我，比如婆婆。
约是八十年代初，父亲要带着能走的家人奔赴平原。途中，拖拉机的轮子碾过他的腿。家的天空斜了，前路也变得崎岖。精简人口成了最现实的考量。我有两个哥哥，一个妹妹，我行三。许是我身子最弱，学话晚，走路也晚；许是婆婆独守空山，需要个伴——一个不被在意的孩子，与一个被遗忘的老人，就这样被命运安排着，相互依偎。这段最初的别离，像一滴淡淡的墨，在我生命里洇开沉默的底色。直到上大学前，我几乎是个不言不语的孩子。这沉默倒成了特别的优待，整个中学时代，我都因这份安静，得以一直与女孩同桌。她们是窗外流动的风景，而我，是角落里一株静默的植物。
许多年后细想，那时的婆婆，实在不算老，怕还不到五十。可在记忆里，她已是沧桑的模样。她的脸是土地的颜色，皱纹深深浅浅，像被岁月细细描画的舆图。她总是静默的，语言于她似是奢侈。唯有那双骨节粗大的手，永远忙碌着：搓麻绳，剁猪草，或是在灶膛前，将一把把枯枝，递给那跳动的暖意。我们的日子，是浸在清贫里的。红苕是唯一的恩物，以各种形态充盈着我们饥饿的时光。吃得久了，连梦都带着根茎的清气。于是，我们对一切可入口的物事，都生出小兽般的直觉。
日常的活计，是捡柴火，雨后提着篮子去松林里捡枞菇。那菇子带着一种异香，如今听说卖到一百八十元一斤了，在当时，不过是山野赐予的寻常恩惠。也捡地衣，拾牛粪，在小水潭里赤着手摸鱼。门口的楠竹，是万用的材料，请人编成篓子、篮子，盛放我们清贫而具体的生活。许多年后我才了解，我们那地方，曾是县里最穷的，穷到许多年后还有一家人共穿一条裤子的传闻。因此，我从不抱怨在婆婆身边的穷，那仿佛是土地的本来面目，是呼吸一样的自然。
我跟着村里的孩子抓田鼠，用湿泥细细糊了，丢进火堆。待泥壳焦硬，小心掰开，是一丝一丝暗红的肉，带着野性的香气。山间的蛇与狗，是时敌时友的伴。我放过生产队的牛，也放过婆婆养的两只总吃不饱的羊。放羊的时候，我常躺在草坡上，看云来云往。有一次，看见天边一道长长的、雪白的云迹，缓缓地移动，舒展，像天神用粉笔在蓝黑板上画下的线，干净得叫人心慌。许久以后，我才知道，那是喷气式飞机飞过的痕迹。那时只觉得它美，美得遥远，美得与我这放羊的生涯全不相干。
那时，对“甜”的念想，是刻骨的。婆婆是没钱买糖的。我便去偷人家的花生，那浆汁里些许甜意，是冒险的奖赏；夜里饿得慌了，也去偷挖过别家的红苕，泥土的芬芳里混着愧疚。最妙的，是松针上的“白松糖”，亮晶晶的，像天国遗落的碎钻，用舌尖轻轻一舔，那点虚幻的甜，能在口中盘旋许久，慰藉着空空的肠胃。多年后我写《糖逝如风》，便是怀念那渺茫的、如风般逝去的甜。
然而甜的记忆，也有实在的。将红苕切成乖巧的条，在日头下晒得透明，再用热沙慢慢炒。这古老的智慧，竟能逼出根茎里深藏的蜜意。吃起来，是扎实的、充满嚼劲的甜，能听见阳光在齿间细语。还有过冬的红苕，投入灶膛温存的余烬里，慢慢煨熟，剥开焦皮，露出金黄流蜜的心，那甜，是暖到心底的拥抱。
过年时，队里按工分分肉，轮到我们，往往只有几块黑红的猪血。那便是年味了。婆婆小心地收着，那一点荤腥，是日子里郑重其事的仪式。
婆婆姓赵，也并非全无社交。她认了一个义女，我记得那姑娘出嫁时，在房里围着火塘坐了很久，只是哭。我们那儿的姑娘出嫁，都是要哭的，仿佛是定规。婆婆送她的东西，我记得是那时时兴的麻花什么的，用红纸包了，送出很远。那姑娘一路走，一路回头，婆婆就站在坡上望着，直到人影小得看不见了。
婆婆的生活，大约需要依靠一两个模糊的身影。这事实，在当时的乡间，是心照不宣的寻常。她怕我童言无忌，便一遍遍教我：“螛说叮档，罗卜做汤。”这八个字，我至今不知如何书写，它们像一道含混的咒语，守护着生存的隐秘。有些事，本不需道破，一个含糊的回应，便能在风雨人间，支起一片小小的荫蔽。
山里的孩子，对死亡有着天然的亲近。家家堂屋里，都静卧着一口厚重的棺材，散发着木头与土漆的沉静气息。我们不知畏惧，甚至躲在里面嬉戏，那阴凉黑暗，是别样的乐园。我们也看埋人，看黄土一锹一锹洒下，覆盖黑木的棺椁，大人们神情肃穆，我们却只觉得仪式新奇。婆婆对自己的归宿，早有安排。她常说：“我死了，莫通知你爹，用席子卷了，后山挖个洞埋了就是，我怕火。”她对火的恐惧，是源自土地的，仿佛那火会烧断她与丘陵最后的牵连。后来，她终究是火化了，这是父亲——那个信奉新秩序的儿子——的决定。人世间微末的愿望，常常就这样飘散在风里。
有些记忆，鲜明如昨。
毛主席去世时，全村人都戴了黑纱，聚在打谷场上。哀乐沉沉，压在每个人心头。婆婆也戴着黑纱，脸上是茫然的悲戚。她紧紧攥着我的手，手心冰凉。
婆婆养的狗，被“打狗队”打死了。那温顺的黄狗，是我寂寞童年里柔软的伴。它被拖走时，哀嚎声渐远，婆婆呆呆站着，像失了魂。后来鸡也被偷了。她拿起切菜板，拉我到山坡上，将木板剁得“梆梆”响，对着山谷厉声咒骂。骂完了，拖我到祖坟前，只是呜呜地哭。那时我不懂，这哭声里，有多少是对命运的悲鸣。
有个冬天，冷得彻骨。婆婆带我去舅舅家借米。路很长，风如刀割。舅舅家屋里暗，火塘烧着干牛粪，暖意稀薄。婆婆嗫嚅许久，终未开口。我们吃了顿便饭，又空着手，踏着铁灰的路回去。
还有雪。一个腊月清晨，房门被积雪堵死。世界静得骇人。我和婆婆像两只困兽，用手、用铲，一点点刨开冰雪。光透进来时，我们相视而笑，那笑里有共患难的温情。雪停了，还得去抬水。井台结冰，要踢开厚雪寻路。两只木桶，一根扁担，一老一少，在雪地里蹒跚。
当然，也有光。
我的玩具，都是亲手做的。婆婆那个沉默的伴，用楠竹给我做竹枪。细竹筒挖两个孔，固定弹性竹片，便能发射石子。那“啪”的脆响，是寂寞午后的慰藉。还有陀螺。把瓦片磨成完美的圆，中间慢慢磨出小孔，塞进竹节，用长线绕好，用力一拉，看它在盆底嗡嗡旋转。那旋转，是个自足的世界。许多年后，这记忆散落在《羊城晚报》的一角。当铅字印着瓦片与竹节的时光，那个蹲在门槛前的男孩，他的孤独终于被山外的世界轻轻瞥见。后来我教儿子做陀螺，他却只对商店里鲜艳的塑料玩具投去一瞥。他那双白嫩的手，让我怅然——那个由瓦片、耐心与孤独构筑的世界，他再也进不去了。
我也见过驴拉石碾，一圈一圈，将谷壳碾去，露出雪白的米粒。那场景，有种古老的诗意。
这些记忆，如今回望，底色是荒凉的。但在荒凉之下，也曾冒出些人性的温热。
我不高兴时，便蹙眉不语。婆婆见状，会笨拙地逗我，笑我是“绉头驴”，皱纹里挤出讨好的笑。记得有一次，下黄岭过小商店——我们打洋油、买洋火都在那儿。玻璃罐里花花绿绿的糖果，像魔鬼的眼睛勾着我。我站着不走。婆婆在身上摸索许久，动作迟缓。关于她有没有钱，这是个永恒的谜。事实上，她走后，拆旧房，墙缝屋角只见些毛票，蜷缩如虫。偶尔，她也会藏点糖在墙洞，是对付“绉头驴”的武器。那天，她终究没掏出买糖的钱。
母亲来看过我一次。带了外面的糖果，我不敢接。婆婆紧张地站着，像防贼。临走，母亲抱我，她身上有好闻的肥皂香。婆婆让我去抓母亲，我竟真的去了，脏手抓她的花衣裳。母亲眼圈一红，转身走了。那一次，婆婆大约是下了决心，让我们一连几天吃上了白米饭。我欢喜得什么似的，以为天天有白饭吃，便是人间至福。
回想起来，婆婆对我的照顾，也并非细致入微。我好奇吞过小玻璃球，她也只是慌了一下；在田埂上摔下去，门牙磕掉了，她也只是寻些土法子。然而，她给我的影响，又是那样深刻。这深刻，难以言喻，它不在于具体的呵护，而在于那段日子本身，赋予我生命的厚重感。我吃过所有所谓的苦，后来生活好了，那些苦便沉淀为更深厚的记忆，淬炼成一种面对生活的韧性。如今，我似乎什么都不怕了，属于那种可以在街头坦然入睡的人。我想，我的这种特质，与婆婆，与那些赤脚走过的山路、那些冻疮溃烂的冬天、那些捡拾牛粪和枞菇的日子，是分不开的。
婆婆也曾带我出过远门，翻过几道山，去人家吃八仙桌的席。那是我头一回见那样的场面，人多，菜也多。我估计自己那时的样子，像极了《红楼梦》里那个进大观园的板儿，看什么都新奇，吃相想必是狼狈的。事实上，这吃饭快的毛病，跟了我一辈子，到老了也改不掉，像是怕有人来抢似的。也就是在那次回来的路上，我头一回看见了火车。远远地，听见一声汽笛长鸣，接着便看见那黑色的长龙，吐着白烟，轰隆隆地从山脚下钻过去，一会儿就不见了。我看得呆了，觉得那真是世上最神奇、最有力的东西。
这段与婆婆相依的岁月，刻痕之深，直到后来我才惊觉：成长岁月里，我竟从未叫过“爸爸”、“妈妈”。这非关怨恨，而是生命最初联结断裂后的茫然。近来听一位禅修的朋友说，若孩子寄养祖辈，长大后灵魂里便种下远行的因。这话像偈子，点破我心底的幽暗。是了，我大学毕业便远走广东，安家立业，原是宿命的履行。
后来，我和婆婆下过一次山。第一次坐解放卡车，和箩筐扁担一起站在车厢里。风很大，婆婆死死抓着栏杆，望着飞速倒退的平原，脸上是茫然的疏离。
转折发生在我上学第二年。我逃学了。许是山野里疯跑惯了的魂，受不得四方的墙。第一天上学，借了长凳，和伙伴翻过山包，到一间牛棚教室。黑板是破门板，老师教唱“洪湖水，浪打浪”。婆婆带我看过一次露天电影，只记得地主凶神恶煞要活埋人，当晚便梦见自己沉入深渊。
逃学的事，父亲知道了。他极重教育，亲自考我。我竟一字不差背出报纸段落。他给我取了新名字，将我接回身边。二哥被送到婆婆那里作为交换。
二哥待了不到半年就被赶走。此后，祖屋里只剩婆婆一人，守着两间土屋，守着那片她走不出、无人进的丘陵。我后来常想，当我坐在新教室里念书时，她如何面对那日复一日的空寂？我的陪伴，于她是慰藉，还是我离去后更深的凄凉？
此后的日子，平缓流去。每年年夜饭后，父亲派大哥领我们回山探视。这仪式，更像义务的履行。我们兄弟，各怀盘算——期望婆婆能凑钱买副扑克，或几挂鞭炮。那彩色的纸牌与炸响，是山外世界的缩影。
那一年，是“宇宙牌香烟”风靡的次年。我们走了二十六里路，腿软人懒，急需慰藉。婆婆见我们来，眼里掠过微光，张罗晚饭。她蹒跚去菜园摘了蛾眉豆，坐在门槛上默默切着。“笃笃”声里，她抱怨米价、柴火、腰疼……那抱怨织成灰蒙蒙的网，罩住我们微末的期望。我们感到烦躁，觉得这老屋、老人，都与新世界格格不入。
她要用这蛾眉豆炒辣椒待客。山里拿不出更好的了。偏偏她老了，眼花了——我后来才明白。她没看见豆荚里肥白的毛毛虫，刀落下，虫与豆俱碎。她不知，兀自抱怨着。我们却像发现笑料，指着虫尸大笑起来。那笑声在暮色里尖锐刺耳。我们推搡着跑开，将豆、老人、未开始的晚饭，抛在身后。当晚宿在舅舅家，内心带着逃离的轻松。
不曾想，那竟是最后一面。那盘未炒成的蛾眉豆，成了永远的遗憾。豆荚里的虫，像诡异的隐喻，预示纯真关系的蛀蚀。来年，我读初一。一个平常早晨，老师叫我出去。父亲等在校门口，面无波澜。回车回山，才知婆婆出事了——清晨出门，摔了一跤，再没起来。生命陨落，轻如落叶。
前夜，我梦见埋人，黄土无声洒下。这梦，成了冰冷的预言。婆婆被放在板车上，拉到医护站，又被抬回，安置在灵床上。脸色蜡黄，唇紧抿着。母亲说：“你和婆婆最好，去陪陪她。”我坐在床边，被巨大寂静包裹，竟伏在床沿睡着了。
被人摇醒时，发现被婆婆紧紧抱着。手臂如枯藤，死死箍着。她已走了，身体冷硬。那拥抱，用尽最后力气。是在拥抱我，还是她凄凉一生里仅有的暖？我不知。挣脱那冰冷怀抱时，心里是茫然的空，无悲无痛，只是虚无的疲惫。
后来，哀乐与鞭炮声起。我迷上捡未燃的炮，仿佛那炸响能驱散死亡阴影。夜里，守灵人聚在堂屋，大哥们打牌，妹妹发呆，二哥买鱼。乡邻说笑着扎纸花，谈论收成与闲事。死亡于他们，是寻常风景，带着热闹成份。我看着，忽然透彻：婆婆的一生，便在别人的热闹里，寂寞来去。
婆婆最终被送去火化。家人未让我去看，说是怕耽误学业。后来我想，许是他们不忍，怕那工业的烈火，与我梦中尘土的归处，形成太过鲜明的对照。她怕火，却终化轻灰，盛在陌生盒子里，送回山中。那年，山上蛾眉豆自生自落，再无人问。
后来，我隔几年才回一次祖坟。父亲在时，是他领着我们去。父亲是二〇〇一年走的，他走后，这责任便落到了我们兄弟肩上。祖坟所在的那座小山，也早已变了模样。我幼时记得的那片松林，早被砍伐一空，曾有好些年都是光秃秃的，看着叫人心裡发空。后来有人承包了山地，种上了齐整的茶树，绿是绿了，却失了原先的野趣。也曾有人动过念头，想用推土机将那小山头推平了，说是要发展什么。那时父亲还在，是我们一起上去制止的。父亲虽是国家干部，信着发展与未来，但在这事上，他到底还是守住了那条线——祖先躺着的地方，是不能让人随意惊扰的。
在婆婆坟前磕的头，少得可怜。这些年在广东安家，父母故去，回去更少。那山、那屋、那人，沉入记忆底层。偶尔回去，也多给父母上坟，少再跋涉那二十六里路。舅舅在世时，还由他领着去。他走后，路便断了。其实并无太多思念，只是莫名的牵绊。说来惭愧，祖坟顺序，至今糊涂。有回编顺口溜想记，被父亲厉声斥责，说我不庄重。他从没骂过我，所以印象深刻。如今，婆婆的坟是哪一个，我也认不清了。
史铁生在《我与地坛》中写：“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于婆婆，死或许真是降临的节日。她终于从劳碌、匮乏与沉默中解脱，不必再为米柴折腰，不必独对风雪长夜。她终与祖先静静同眠，重归丘陵。只是，她终是没逃过怕的火。而我，还要在远方的人世，长久跋涉。吃过无数精美食物，却再尝不到那混杂泥土、暮色、抱怨与笨拙爱意的滋味了。那豆荚里的虫，也仿佛一同咽下，在往后岁月里，时时提醒：生命中的美丑、爱怨、温情与残酷，原是这样紧紧纠缠，无法剥离。
岭南菜市里，偶见蛾眉豆，水灵灵码在泡沫箱上。我总驻足看那弯弯紫线，却从不买。我知道，那已不是我的蛾眉豆了。 我的蛾眉豆，只长在湘中那片寂寞丘陵上，只长在一个回不去的黄昏里。它依着旧竹篱，有藤有蔓地绿着，像小儿女绕着沉默的膝头；它连着屋前的老茶树、野地的葛根甜、塘水里的明矾石；它映着义女出嫁时的泪眼、火车喷吐的白烟、飞机划过的云迹；它系着赤脚踩过的霜冻、翁鞋包裹的寒冬、枞菇的异香、猪血的年味；它承载着“抓纲治国”的标语、吱呀的水车与轰鸣的碾压机，连着离核桃的甜、白松糖的渺茫、红苕干的焦香，连着棺材里的嬉戏、风雪夜的抬水路，连着商店玻璃罐前渴望的眼、“螛说叮档”的含混咒语，连着那未曾唤出的称谓、注定远行的宿命，连同那切碎的虫、婆婆低低的抱怨、我们无情的笑声……这一切，被岁月烟火气，熏成永恒的金黄，沉甸甸挂在我记忆的藤蔓上，成为生命里一枚无法摘下、无法熟落的，永恒的茧。这茧，包裹着最初的荒寒，也孕育着此后一生，面对任何境地都能活下去的、沉默的勇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