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过几天，就是我来美国24年的周年纪念了，想起初来乍到打工的日子似乎已经很遥远。在记忆消失之前我应该赶快纪录下来。

93年，24年前的我也正好24岁。没到美国之前已经作好了打工的思想准备，因为知道不打工是根本没法活下来的。我当时带了1000美金来美国已经算是富有，那时中国人的工资大部分人才100多元一个月。所以屁股没坐热我就急着到处打听那里可以打工。所有的中国学生都指向同一个人：楼老板那里。这个小小的大学镇只有4万人口，离最近的大城市还有一个多小时的路程。镇上的3家中餐馆都是他拥用的，这个早年偷渡来的台湾农民靠吃苦耐劳能拥有3间餐馆也算一个美国梦成真的故事吧。

电话里楼老板说早上他会开车接我，我大喜。因为大部分学生根本就没车，每天都需要老板接送去附近的3个餐馆里。

那天楼老板开着一辆庞大的凯迪拉克来接我，我这才算是第一次见到本尊：一个个头极矮但是很结实的老头，戴着眼睛，头发乱七八糟。我一坐进后座就看见里面还坐着一个皮肤幽黑的年轻男子。他仿佛很傲慢，一路上都没有搭理我。后来熟悉了以后他告诉我其实他是害羞，不知道怎么和女生搭讪。他叫吉姆，福建人，正在攻读经济博士。

我先被带到一个比较大的餐馆去培训。餐馆的经理原来就是吉姆的老婆一平，她非常热情地迎了出来。她比我大不了多少，是个一头短发的上海妹子，已经打工相当长的时间了。而且她不读书，全职打工，经理非她莫属。一平性格开朗，做事麻利，后来我们成为特别好的朋友。因为她的关照我的打工生涯变得愉快起来。打工的细节她都认认真真地教我了，包括怎么迭餐巾怎么换桌布这些很琐碎的事情。三天以后我算出师了，被派到另外一个小餐馆里工作。

那时每天好的时候能挣100美金，对我们来说是很大一笔钱，所以觉得特别开心，再累再苦都不觉得了。每天关门数小费的时候是一天最快乐的时候。小费也有两种方式：私产和共产。私产就是自己的桌子自己收小费。共产就是大家一起收最后一起平均算，还要给倒水的一份，一般是在很忙的巴菲店里用。两种方式各有利弊。有的人对小费非常计较，一分钱都要算得清清楚楚。有时客人给的小费不好就要骂骂咧咧半天。时间长了会知道那些熟客那些是好客人，那些是垃圾客人。如果和带位的经理关系好她就会尽量把好客人带给你。

打工最辛苦的就是每天走来走去不能停，一双新鞋要不了多久就磨坏了。还有就是经常需要单手托举一大盘菜，非常沉，对女生来说是一个挑战。打餐馆是体力消耗非常大的活，幸好那时年轻撑得住，居然也没觉得苦。

而我们的老板楼老板可不是个善主，谁稍微出一点小差错他马上就要破口大骂，多少清华北大的硕士博士都被他骂为猪头。当年有个北大毕业的小谢，动作比较慢一些就总是被他挑刺，猪头长猪头短，让旁人都听不下去。老板知道我们这些中国学生都得依靠他打点黑工赚钱，所以特别有持无恐，真把自己当成我们的衣食父母一样，一开口倒像是他恩赐给大家的工作。他连自己老婆也是又打又骂，我们都说他老婆比我们还可怜，一周七天没有休息，动不动还得挨骂挨揍，学生熬几年毕业就走了，而她一辈子得受楼老板的气。

当然餐馆里也有乐趣，那就是各种学校的闲言碎语八卦新闻都在此乱飞。每天吃完午饭之后的side work是我们短暂休息放松的时刻。开始听老板娘说做“塞窝”我硬是不明白，后来才知道就是包馄饨，捡菜一类的活。

餐馆里除了老板就是大厨地位最高，洗碗的墨西哥人地位最低。所以很多女生会很主动地巴结大厨，也总会有一些带荤的段子飞出来。

楼老板脾气很糟糕，但是做菜的确有一手，每年他会有一天专门大摆宴席，特别进一些稀奇的海鲜海味让餐馆所有的人大吃大喝一天。那一天的确是让很多没有打工的学生嫉妒的。我就是人生第一次吃到什么蒸蠔龙虾等美味。

楼老板好赌，有时间就跑到赌场里去玩。后来听说他好像把三个餐馆居然都慢慢赌光，他和老板娘也先后得病死去了，其实年纪都不算太大。他们夫妻都只是我们人生的一个小驿站，我们过去了就不再回头。而他真的是从白手起家，再到挥霍耗尽，匆匆走完一生。

而当年打工的学生们几年间都陆续离开了小镇，有了体面的工作，很多人成为大学教授，行业精英，再也不用受楼老板的气了。有趣的是，绕了美国一大圈，20年几年后，我和吉姆居然在同一家银行工作，不过他在西岸，我在东岸。他的博士可真的是半工半读熬出来的呀！  那天我查到他的电话，给他拨过去：“嘿，你是我在美国打工认识的第一个人哦！”

这段经历是我当时为了生存的不得已，好处就是知道了人生的最低处你还可以靠这个存活，剩下的事都不是事了。所以后来不管经历了什么心里都在想大不了打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