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年初一吃撞命枣花，是我童年时，期盼的最有意思的一件事。

    一九六五年，我的父亲因病从部队离休回到了地方。那年冬天，我们全家五口人从云南的大理出发，用了一个礼拜的时间才回到了阳城，在县城的招待所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我的舅舅挑着一副担子，牵着一头毛驴来接我们。那天天下了大雪，七岁的我第一次见到下雪很好奇，但更好奇的是我还是骑上了毛驴。那时县城到老家驾岭公社是没有公路的，更谈不上有什么车。一岁的妹妹被父母轮流抱着，舅舅挑的担子，一头是四岁的弟弟，一头是随带的行李，我们行走了一整天才到了吉德大队姥姥的家。途中因寒冷的原因，被冻僵了的我还从驴背上摔了下来。

  在我的记忆里，生活在云南的那些年，从来也没有听说过什么“过年”，更不知“过年”是什么。在姥姥家过了我回到阳城的第一个年。

  这天早上，天还不亮院子里就“噼里啪啦”的响起了鞭炮声，起床后母亲给我换上了新衣服。在早饭前，姥姥端来了七个“置命圪峦”（撞命枣花），说只有一个是有钱的，谁要拿到了这一年就有好运。我是第一个拿的，掰开后什么也没有，母亲是最后一个拿的，她的里面有一分钱。姥姥高兴地说，我闺女命好！

  所以在我的记忆里，过年是一年里最有意思的一个节日，这一天能放鞭炮，还能穿新的、吃好的，还有那个让人感到神秘的“撞命枣花”。

    记得上小学三年级，离过年还有两个月的时候，我们兄妹三人就翻着日历盼过年。我们天天盼、日日数，早上起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撕去已过去的日历，总感觉日子过的那么慢。厚厚的日历撕成了薄薄的，后又换上新的日历，就是还不到过年。

    离过年还有七天时的腊月二十三，学校里放了年假（那时叫年假不叫寒假，说麦假不说暑假）。第二天，我们家墩蒸锅，除了要蒸串亲戚的八十个馍馍外，还要蒸五个撞命枣花，这五个撞命枣花特别的大。我能够做的事情就是为这些蒸好的馍的顶上点桃红色。我为了能在初一这天拿到包有钱的馍，与弟弟一同看着母亲是怎样包进去的。这个包有钱的馍是放在案板上的第一个，进笼时放在篦上的正中间，出笼时放在席上的第一个。那天大人们忙到了深夜，我们也累了，东倒西歪的睡着了。第二天一觉醒来后，发现母亲把所有的馍都放进了一口大缸，这一下都乱了，我费了半天的劲都算是白搭了。

    腊月二十六，家里扫刮。梁头上的柒灰足有半尺长，长长短短的挂在了火头上，摇摇欲坠。一大早全家人就都起来了，把屋子里的被褥等能搬的东西都放在院子里。这时父亲戴着草帽、口罩，挥动着捆着长把的笤帚，横扫着尘埃，顿时屋里灰尘上下飘荡，一番清扫后,,母亲开始细扫。我能做的事就是撕去窗户上的窗纸。捅破窗纸是件很开心和很好玩的事，我与弟弟争抢着先是把窗纸捅破后，然后再慢慢撕去。糊上窗纸，贴上崭新的年画，再把东西搬回家，按原样摆放好后，已是夕阳西下，慢慢的屋里什么也看不到了,这时我也累的精疲力尽。晚上电灯一亮，眼前一片崭新天地，如同搬进了一个新家。

  腊月二十七，我们去洗了澡。二十八，我和弟弟到理发馆排了一个上午的队，才理了发。一切就绪，只待过新年。还得撕去两张的日历才能盼到那个漫长而又激动的日子。

  年三十的晚上，全家很晚了才吃饭，吃过了守岁面条后，开始准备睡觉，这时院子里的小广播喇叭也结束了播音。母亲看我们还是兴奋的样子说，早些睡吧，明早你们还要放鞭炮。灯熄了屋里一片漆黑，我与弟弟窃窃私语，说的都是天亮后的事，不知不觉进入了梦乡……

  外面的鞭炮声惊醒了我们，爸爸不开灯，我们谁也不敢起，终于熬到了天亮，我穿上了新衣服。我与弟弟唯一能够独立完成的事情就是放鞭炮，先是三个开门炮，后是200响的一挂鞭。

这时母亲端上了我们盼望已久的撞命枣花。弟弟聪明活泼，做事快手快脚，他第一个挑选。母亲掰开我拿的馍，什么也没有，掰开弟弟的，看到了五分钱。弟弟一蹦三尺高，我一脸灰溜溜的。我很不解，私下问弟弟，去年是你，怎么今年还是你。弟弟莞尔一笑。后来，我用了一些小招数，才让弟弟讲出了实情，原来他在馍上插了个小木棒作了记号，原来如此。

  撞命枣花里所包的都是硬币，家里穷的包一分，好一些的包二分，有钱人家包五分。那些年，我们家一直包是五分钱。

    自从我成功的发现了弟弟的作弊行为后，以后再挑拿撞命枣花都是公平的。我们全家五口人都分别拿到过包有钱的馍。算起来拿到最多的还是母亲和弟弟。

    一九九零年，我居住的西关村在市政建设改造中，进行了规模拆迁。我新修了庭院房，从此不在墩蒸锅，过年串亲戚也不拿馍馍了，改成了拿鸡蛋、拿饼干，现在拿的是超市里买的盒装牛奶。

    如今人们的生活随着时代的变迁也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可记忆中的“撞命枣花”是永远抹不掉的。馍馍不蒸了，那些“置命圪峦”也见不到了，但“撞命吃枣花”的俗语阳城人还在使用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