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似或存《九型诸子》之诸子教我的事
现行的兵书典籍，有两部颇为多见：一是《孙子兵法》，一是《三十六计》。并且有一个现象，由于两部书均篇幅短小的关系，经常合为一本书来出版。虽然《三十六计》大概是不晚于宋代形成的书，且极巧妙地运用《易经》来解说各计谋，但显然其价值观和思想高度是不及《孙子兵法》的。
李零《兵以诈立——我读<孙子>》中说：“《孙子》热，除经商本身，还有个热点，是阴谋诡计……很多人把《孙子兵法》和《三十六计》搁一块读……有一次上课，我讲半天，他们坐不住，问我为什么还不进入正题。我说，什么是正题？他们说，《孙子兵法》和《三十六计》是什么关系。”（书P33）
“兵以诈立”这几个字确实是出自《孙子兵法》的，但为什么《三十六计》里面写满了“诈”字，还是无法超越《孙子兵法》呢？原因就在于，《孙子兵法》已经超越了“诈”，达到了“诚”。
近一两年比较火的解读《孙子兵法》的书是《华杉讲透<孙子兵法>》，我们看看作者的观点：“兵以诈立”，是踢足球的假动作，不是兵法根本，更不是价值观——兵以诈立，这句话有点误导。有人把这当成《孙子兵法》的核心思想……但是，从整个《孙子兵法》来看，“五事七计”，先胜后战，那都不是诈来的。（《华》书P178）
华杉“假动作”的比喻很到位。如果实力不足，搞再多的假动作也不是长久之计，而只能是“权宜之计”。《孙子兵法》的境界之所以远远超出后世其他兵法，主要就在于，他非常的“诚实”，他所反对的即是“自欺欺人”式的欺骗与自我欺骗。
《孙子兵法》的核心，就在于对信息的全方位掌握。比如《始计》一开始就提出“五事七计”，即是对能力信息的统计，在这个基础上，再来讲“诡道”的事情；《作战》则要求估算资源消耗的信息；《谋攻》更进一层，要对比双方的调动能力，“知彼知己”；《军形》讲双方实力的对比，“度、量、数、称、胜”……这当中所讲的，就如同先使用计算机模拟战争的情况，得出结论，再考虑是否进行真实战争，即是“先胜而后求战”。
兵法之“道”，在于诚实地面对敌我双方，而“欺骗”只是“术”的层面，至于“自我欺骗”就只能让自己成为牺牲品。竞争的真实法则，不过就是“用实力说话”。无论是高明的诸葛亮用“空城计”躲过一劫，还是平庸的赵括“纸上谈兵”而在劫难逃，都说明一个问题，脱离了实力而冒险得胜，永远是小概率事件，想用“欺骗”绕过“诚实”而获胜，无异于追求小概率的胜利。
事实上，我们更偏向于喜欢“投机取巧”，许多人更乐于读《三十六计》而不是《孙子兵法》。因为《孙子兵法》中所讲的都是大实话，所提倡的，就是真实地面对事实，而事实，恰恰是残酷得令人难以面对，令许多人宁愿选择自欺欺人。现在很多人研究和学习曾国藩，而曾国藩所提倡的，是“去伪崇拙”的“拙诚”，他打仗的方法只是“结硬寨，打呆仗”。历史上那些“妙计安天下”的人寥寥无几，而沉淀下来的都是鲜活的“诚实”案例。
另外在兵法中，对将领素质的要求，往往有一个“信”字，这是容易被忽略的。若要求将领对外使“诈”，而对内表“诚”，无疑自相矛盾。“诚”永远放在“诈”的前面，比如《六韬·文韬·上贤》文：
文王问太公曰：“王人者何上何下，何取何去，何禁何止？”
太公曰：“王人者，上贤，下不肖，取诚信，去诈伪，禁暴乱，止奢侈。故王人有六贼、七害。”
兵家教我的事，在于从肤浅的欺骗与自我欺骗，上升到对事实真相的直接面对，这即是从欺骗到诚实。
文/似或存《九型诸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