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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的二十余年，基本就是“梁晋争霸”（天复元年，901年，朱温被加封为梁王。乾宁二年，895年，李克用被加封为晋王）的历史。
朱温的势力范围主要是河南中东部、山东中西部、河北中南部、安徽中北部，也就是传统意义上的中原地区，我们称之为“中原集团”。李克用的势力范围主要是山西中北部，我们称之为“河东集团”。
而处于“中原集团”与“河东集团”之间的上党地区（在今天的山西长治、晋城）、河中地区（在今天的山西运城、临汾）则是双方争夺最为激烈的战略缓冲地带。
天祐元年（904年），朱温逼迫唐昭宗迁都洛阳，后又在洛阳将其杀害，拥立辉王李柷为帝，即唐哀帝。
天祐四年（907年），唐哀帝禅位，朱温称帝，国号大梁，史称“后梁”，改元开平。升汴州为开封府，定为东京。朱温即后梁太祖。
从此，中国历史进入五代十国乱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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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温篡唐自立以后，李克用为了赢得那些仍然认同李唐正统的割据势力、门阀世家的支持，便以“复兴唐室”为旗号，继续沿用天祐年号。
天祐五年（908年），李克用病逝，长子李存勖在太原继任晋王、河东节度使。
李存勖是五代十国时期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他对内轻徭薄赋、兴修水利，对外攻略河北、击退契丹，由此，梁晋之间的实力天平逐渐转向。
此时的后梁，却陷入了内乱的泥淖。乾化二年（912年），朱温兵败回师，病势日重。为了夺取大位，次子朱友珪将他杀死。但是，不过月余，朱友珪又被弟弟朱友贞推翻。由此，后梁一蹶不振、日趋衰落。
天祐二十年（923年），李存勖在魏州（在今天的河北邯郸魏县）称帝，改元同光。由于先祖曾被唐懿宗赐国姓“李”，因此，他以李唐后裔自居，继续沿用大唐国号，史称“后唐”，李存勖即后唐庄宗。
同年，唐军攻陷开封，灭亡后梁。随后，后唐定都洛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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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用有一个养子，名叫李嗣源。当年“上源驿之变”时，就是他拼死保护李克用逃出生天，因此，很受李克用信任。
在“梁晋争霸”的过程中，李嗣源屡立战功。后唐建立以后，作为后唐开国第一功臣的李嗣源先后担任横海节度使、天平节度使、宣武节度使、成德节度使，先后获得检校太保、检校太傅、侍中、中书令职衔，可以说是位极人臣。
李存勖统治后期，逐渐丧失了继位之初的进取精神，转而耽于享乐。他大兴土木、赋役繁重、屠戮功臣、宠信伶宦，导致四方饥馑、怨声载道、军士匮乏、兵变四起（这里多说一句，我们初中语文课文《伶官传序》说的就是这件事情）。李嗣源也因位高权重，受到李存勖的猜忌，被排挤出权力核心。
同光四年（926年）2月，魏博镇发生兵变。李存勖本想御驾亲征，却被群臣劝阻。无奈之下，只得再度起用李嗣源，命其率领禁军北上平叛。
没想到，在李嗣源兵临魏州（在今天的河北邯郸魏县）城下时，禁军发生哗变，并与叛军合流，将李嗣源劫持入城，要拥立李嗣源为帝。
李嗣源原本无意反叛。但是，他既不敢违逆禁军意愿，又眼见郭崇韬、朱友谦等功臣都因李存勖猜忌而被杀害，深知已无转圜余地，索性挥师南下。
同年3月，李存勖御驾亲征，计划坐镇汴州（在今天的河南开封）指挥平叛。但是，李嗣源已经抢占领汴州，并且得到大批后唐将领拥戴。李存勖眼见局势不可挽回，只得仓皇返回洛阳。
同年4月，李存勖决定再次御驾亲征，但是，禁军将领郭从谦突然发动政变，李存勖死于乱军之中。
当月，李嗣源进入洛阳，在李存勖灵前继位，即后唐明宗。
李嗣源是五代十国时期少有的明君，他刷新吏治、铲除伶宦、整顿禁军、削弱藩镇、宽免赋役、减少支出，后唐呈现出一派经济恢复、人口增长、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的景象。
长兴四年（933年）11月，李嗣源病逝，其子李从厚继位，即后唐闵帝。
李从厚仓促登基、根基不稳，对手握重兵的凤翔节度使李从珂（李嗣源的养子）和河东节度使石敬瑭（李嗣源的女婿）多有猜忌。于是，改任李从珂为河东节度使、石敬瑭为成德节度使，希望通过“调虎离山”的方式，趁机削夺他们的兵权，引发了李从珂、石敬瑭的不满。
应顺元年（934年）2月，李从珂以“清君侧”的名义起兵。同年4月，进入洛阳，在李嗣源灵前继位，即后唐末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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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李从珂对石敬瑭同样多有猜忌。
李从珂是李嗣源的养子，石敬瑭是李嗣源的女婿，两人勉强可以算是舅兄和妹夫的关系。
前面说过，李嗣源是后唐开国第一功臣，而李从珂、石敬瑭则是李嗣源最重要的“左膀右臂”。
早在“梁晋争霸”期间，石敬瑭就追随李嗣源转战各地。每次作战，他都亲冒矢石、冲锋陷阵，并多次在危急时刻搭救李嗣源的性命。就连李存勖都知道他的功绩，亲切地称呼他“石郎”，并重重赏赐他。
后来，魏博镇发生兵变，李嗣源受命率领禁军北上平叛。结果，在兵临魏州城下时，禁军发生哗变，要拥立李嗣源为帝。李嗣源原本无意反叛，计划返回洛阳向李存勖阐明情况。又是石敬瑭极力反对，劝阻李嗣源这种“自寻死路”的行为。接着，石敬瑭亲自担任先锋，攻下汴州，为李嗣源进入洛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因此，李嗣源即位后，作为“擎天保驾”第一功臣，石敬瑭先后担任保义节度使、宣武节度使、天雄节度使、河东节度使，先后获得检校太傅、检校太尉、侍中、中书令职衔，同样可以说是位极人臣。
对于这个几乎复制了养父李嗣源崛起之路的妹夫，舅兄李从珂实在放心不下，想方设法也要将他调离河东节度使这个“关键岗位”。
清泰二年（936年）5月，李从珂改任石敬瑭为天平节度使。接着，连续降诏催促石敬瑭赴任。石敬瑭称病拒绝，于是，李从珂立即北伐太原。
太原虽是一座坚城，但是，在唐军的包围之下，也渐渐粮草不济、难以支撑。于是，石敬瑭采纳谋士桑维翰的建议，向契丹国主耶律德光求援。作为交换条件，石敬瑭愿意割让燕云十六州给契丹，每年向契丹进贡财帛，并向契丹“称臣”“称子”。
契丹早有南下中原、囊括四海的野心，而燕云十六州又是中原地区的门户，因此，耶律德光立即发兵救援。同年9月，契丹与石敬瑭联军大败唐军。
同年11月，耶律德光册立石敬瑭为帝，国号大晋，史称“后晋”，改元天福。石敬瑭遂于太原即位，即后晋高祖。不久，晋军攻入洛阳，李从珂眼见大势已去，自焚而死，后唐灭亡。
天福三年（938年），石敬瑭升汴州为开封府，定都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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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敬瑭的一生，充斥着纠结感。
青年时代的他，是一员骁将，多次担任突击敌阵、稳定阵脚、孤军深入、夜间奇袭的重任。这样的经历，也养成了他斩钉截铁、雷厉风行的性格。比如，当年在魏州城下，就是他当机立断，力劝李嗣源挥师南下，并亲自担任先锋，攻下汴州。
即位以后的他，却变得优柔寡断、瞻前顾后，甚至畏首畏尾、苟且偷安。比如，宣武节度使杨光远自恃有功、不服管束、横征暴敛、干预朝政，彰国节度张彦泽性情暴虐、为祸地方、动用私刑、滥杀官员.虽然他们一再遭到弹劾，但是，石敬瑭却始终不敢干预、一味姑息纵容。
究其原因，在于有两道“枷锁”困住了这员昔日的骁将，让他变成了一个被现实困境和内心屈辱压垮的可怜虫。
第一道“枷锁”是合法性危机。
石敬瑭的皇位，是以割让燕云十六州给契丹，每年向契丹进贡财帛，并向契丹“称臣”“称子”为代价换来的，属于典型的“得国不正”，在政治合法性方面存在缺陷。
石敬瑭当初派遣桑维翰向契丹求援时，就遭到了众多部下的激烈反对。后来担任河东节度使的刘知远就曾表示，“称臣可矣，以父事之太过，厚以金帛赂之，自足致兵，不必许其土田，恐异日大为中国之患，悔之无及”。后来担任成德节度使的安重荣也曾强调，“屈中国以尊夷狄，困已敝之民，而充无厌之欲，此晋万世耻也”（对，就是喊出“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宁有种耶”的那个安重荣，后来，安重荣发动叛乱，打的旗号也是“抗辽”，因此，得到了不少藩镇的支持）。
即位以后，石敬瑭对于契丹更加恭顺。每次致信契丹，所用的文体都是“表”（中古时期，“表”与“章”“奏”“议”并列，一般是臣子向君主陈述请求、提出建议、汇报情况、表达情感的文体，如《出师表》《陈情表》），显示自己谨守臣节。每当契丹使节前来，石敬瑭都要拜受诏旨。此外，除了每年进贡30万布帛外，每逢节日，还要额外赠送珍宝玩物。
石敬瑭明白，“儿皇帝”的身份，严重地消解了自己的神圣性、权威性，也严重地降低了自己的凝聚力、向心力。因此，面对杨光远、张彦泽、刘知远、安重荣等手握重兵的将领，石敬瑭既没有实力上的优势，更没有道义上的优势。这种心理上的不安全感是他选择处处妥协、姑息纵容的重要原因。
第二道“枷锁”是现实的困境。
相比同样是兵变“上位”的李嗣源，石敬瑭所面临的内外形势要糟糕得多。
首先，内乱不止。
石敬瑭在位的7年间，藩镇节度使的叛乱此起彼伏。天平节度使范延光、成德节度使安重荣、安远节度使李金全等都曾叛乱。这些内乱直接导致经济凋敝、府库空虚、人口锐减、民生困苦，也让石敬瑭对那些手握重兵的将领充满警惕。不仅时时处处掣肘，甚至派遣宦官监军，这又进一步加剧了下属的离心离德。
其次，外患不休。
虽然石敬瑭向契丹“称臣”“称子”，但是，契丹对中原地区的野心并没有因此消解。相反，在割让燕云十六州之后，后晋边境压力骤增，石敬瑭非常担心“父皇帝”有朝一日就会颠覆自己这个“儿皇帝”。
虽然石敬瑭采纳桑维翰“推诚弃怨以抚藩镇，卑辞厚礼以奉契丹，训卒缮兵以修武备，务农桑以实仓廪，通商贾以丰货财”的建议，也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局势、巩固了秩序。
但是，在长期的屈辱、巨大的压力下，石敬瑭的心理防线还是彻底崩溃了。他转而选择耽于享乐，从而逃避种种负面情绪。但是，沉迷酒色本身又加速了他肉体和精神的衰败。
天福七年（942年），压垮石敬瑭这匹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来了。
此前，河东节度使刘知远收留了从契丹治下逃亡的吐谷浑部。石敬瑭知道，刘知远此举必然惹恼契丹。但是，此时，手握重兵的刘知远，已经不是石敬瑭所能辖制的。
于是，石敬瑭陷入了“既不敢得罪刘知远，也无法向契丹交代”的困境。天福七年（942年），耶律德光遣使严厉责问此事（史料记载，“言辞甚是严厉，几近叱骂”），石敬瑭忧惧成疾，不久去世。
石敬瑭用一场遗臭万年的交易换来了皇位，但也亲手为自己戴上了两道无法解开的“枷锁”。那个曾经在战场上冲锋陷阵、所向披靡的“石郎”，最终被“儿皇帝”这个屈辱的政治符号所吞噬，不能不令人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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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敬瑭死后，继位的是他的侄子兼养子石重贵。
石重贵自幼喜好骑射，颇有沙陀遗风，受到石敬瑭喜爱。清泰二年（936年）11月，石敬瑭亲征洛阳，即任命石重贵为北京（即今天的山西太原）留守。天福六年（941）8月，石敬瑭巡幸邺城，又任命石重贵为东京（即今天的河南开封）留守。可见，长期以来，石重贵都拥有类似“太子监国”的政治地位。
不过，理性终究没有战胜感性。天福七年（942年），病重之际，石敬瑭还是将幼子石重睿（石敬瑭共有6子，其中前5子全部早亡）抱到宰相冯道怀中，希望冯道能够扶持石重睿继位，并辅佐他成就一番事业。
但是，冯道毕竟是一位成熟的政治家，他对后晋现在所面临的藩镇叛乱、契丹威慑、经济凋敝、府库空虚、人口锐减、民生困苦的内外形势有着清醒的认识。于是，联合侍卫亲军都指挥使景延广，以“国家多难，宜立长君”的理由，拥立石重贵为帝，即后晋出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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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石敬瑭的一生，充斥着纠结感。那么，石重贵的一生，就充满了戏剧性。
后晋是契丹的藩属国，石敬瑭又是耶律德光的“儿皇帝”。因此，石重贵继位之后的当务之急自然是处理与契丹的关系。
当时，以桑维翰为代表的绝大多数官员都倾向于维持现状。只有景延广主张“只称孙，不称臣”，深得石重贵认可。于是，石重贵遣使契丹，表示“只称孙，不称臣”。
石重贵此举，其实是为了解开可能困住自己的两道“枷锁”，避免自己重蹈石敬瑭的覆辙。这两道“枷锁”，一是后晋“得国不正”，二是自己“得位不正”（因为石重贵并非石敬瑭指定的接班人，而是冯道、景延广拥立的）。
石重贵希望通过“只称孙，不称臣”一揽子解决后晋的合法性危机和现实的困境（因为“称臣”意味着后晋是契丹的藩属国，后晋君主需要契丹册封，而“称孙”只意味着石重贵承认了耶律德光与石敬瑭的“父子”关系，前者是“国格”上的不平等，后者只是“人格”上的不平等。“只称孙，不称臣”能够宣示后晋的政治合法性，获得朝野的拥护和藩镇的认可）。
这套方案看上去很美，但落实起来很难。
一方面，石重贵并不算是一位明君，他任人唯亲（重用有拥立之功的景延广和有外戚身份的冯玉）、耽于酒色（石敬瑭尸骨未寒，他就迎娶石敬瑭的寡嫂冯氏）。
另一方面，契丹也不能容忍后晋的挑衅行为（石重贵派遣景延广会晤契丹使节，景延广放言，“晋有横磨大剑十万口，翁要战则来，它日不禁孙子，取笑天下”。随后，石重贵又听从景延广建议，无故扣押契丹使者，杀害境内契丹商人，引发了契丹朝野的不满），更不能容忍后晋的独立倾向。
此后，以天福八年（943年）12月平卢节度使杨光远勾结契丹叛乱为开端，契丹先后于开运元年（944年）1月、12月两次南侵后晋。在刘知远、李守贞、皇甫遇、张彦泽等将领的指挥下，后晋基本维持住了战线，在不少战役中还取得了胜利。
开运二年（945年）6月，鉴于晋军在契丹前两次的南侵中元气大伤，石重贵接受了桑维翰的建议，遣使契丹，表示愿意“称孙，称臣”。但是，由于双方无法就议和条件达成共识，谈判宣告失败。
开运三年（946年）10月，契丹将领赵延寿、刘延祚假意投诚。石重贵信以为真，任命姑父杜重威为北面行营都招讨使，率领李守贞、张彦泽等北伐。计划一边接应赵延寿、刘延祚，一边收复燕云十六州。出于对姑父的信任，石重贵将原本驻守开封的禁军也配属给了杜重威。
然而，姑父终究还是辜负了石重贵。
杜重威在契丹前两次的南侵中就曾多次出现避战不出的情况。这次，率领30万大军北伐依然畏敌如鼠。
同年（946年）11月，晋军抵达瀛州（在今天的河北河间）城下，听说守将高谟翰已经逃离，于是，命部将梁汉璋率军追击。不久，梁汉璋遭遇契丹军，全军覆没。杜重威得到消息，立即收兵回撤。
此时，契丹军乘着晋军回撤之势，迅速挥师南下。杜重威得到消息，更加惊慌失措，计划直接撤回开封。最后，还是在张彦泽的劝阻下，才停住后撤的脚步，与契丹军隔着滹沱河对峙。
同年12月，契丹军包抄至杜重威部后方，切断了晋军的补给。不久，杜重威、李守贞、张彦泽投降。此后，在杜重威的招降下，契丹军如入无人之境，所过州县，纷纷瓦解。
同月，张彦泽作为前锋，攻陷开封。石重贵自焚未遂，就收到了耶律德光的抚慰信，于是，赶紧草拟降表。
开运四年（947年）正月初一，宰相冯道率领文武百官（值得一提的是，此时，主和派的桑维翰已经被张彦泽杀害，主战派的景延广也已经自杀）前往开封北郊迎接耶律德光。耶律德光则以中原皇帝的仪仗进入开封，改国号为大辽，即辽太宗。
不久，耶律德光将石重贵降为光禄大夫、检校太尉，封为负义侯，流放至黄龙府（在今天的辽宁朝阳），最终客死异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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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可以“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辽国进入中原地区不久，就激起了反抗的狂潮。
首先就是开封陷落的罪魁祸首张彦泽。石敬瑭在世的时候，张彦泽就已经是骄兵悍将、难以辖制。当时，他担任彰国节度使，只因为部下掌书记张式的几句劝阻，他就要当场杀人。在张式逃亡之后，他又向石敬瑭强行索要。石敬瑭无奈之下交出张式，张彦泽用残忍手段将其杀害。
攻陷开封之后，张彦泽自以为有功于辽国，不仅将内库的财产全部运回私宅，还放纵手下士兵大肆奸淫掳掠。此外，他还昼夜宴饮，动辄打骂同僚，甚至强行凌辱了石重贵的爱妃楚国夫人。张彦泽的这些暴行激起了文武百官乃至开封百姓的愤恨。
耶律德光进入开封以后，听说了张彦泽的暴行，大为恼怒，询问左右，“彦泽当诛否”？文武百官都表示张彦泽罪不可赦，开封百姓也争相检举张彦泽的罪行。于是，耶律德光下令将其处死。张彦泽死后，开封百姓争相“破其头脑，取其骨髓，脔其肉而食之”，可见其罪孽之深。
虽然耶律德光有长期经营中原、进而囊括四海的意图，也处死了张彦泽以平民愤。但是，此时的辽国，尚处于从植根于游牧文明的部落联盟政权向植根于农耕文明的中央集权王朝转型的过程中，耶律德光对于下属的管辖并不能达到“如臂使指”的程度，而游牧民族固有的“劫掠”传统也不会在短期内转变。因此，即便是在张彦泽伏诛之后，辽军在各地依然奸淫掳掠成风。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各地百姓纷纷高举义旗、起而反抗。人数多的有上万人，人数少的也有千余人。他们冲州撞府，杀死辽国任命的官吏、截断辽军的补给通道，严重地冲击了辽国在中原地区的统治。
开运四年（947年）4月，眼见在中原地区的统治难以为继，耶律德光率军北返，不久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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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耶律德光率军北返前两个月，开运四年（947年）2月，河东节度使刘知远在太原称帝，国号大汉，史称“后汉”。
前面说过，石敬瑭几乎复制了李嗣源的崛起之路。其实，刘知远也几乎复制了石敬瑭的崛起之路。
早在石敬瑭追随李嗣源转战各地的时候，刘知远就是石敬瑭的部将。就像石敬瑭一样，每次作战，他也亲冒矢石、冲锋陷阵，并多次在危急时刻搭救石敬瑭的性命。
在石敬瑭代唐自立的过程中，刘知远与桑维翰一样，都立下了汗马功劳。两人一文一武，是石敬瑭最重要的“左膀右臂”。因此，后晋建立之后，刘知远先后担任忠武节度使、归德节度使，先后获得检校司空、检校太尉职衔，日趋显贵。
石重贵即位后，刘知远继续担任河东节度使，并获得中书令职衔。
开运四年（947年）1月，耶律德光进入开封，改国号为大辽，刘知远表面上也奉表归降。而对刘知远这个占据着“关键岗位”的地方实力派，耶律德光也着意拉拢。
但是，眼见辽军在各地奸淫掳掠成风，刘知远知道，契丹在中原地区的统治不会长久。于是，他一边积蓄实力，一边等待时机。
同年2月，眼见时机成熟，刘知远在太原称帝，国号大汉，史称“后汉”。刘知远弃用石重贵的开运年号，沿用石敬瑭的天福年号，定当年为天福十二年，刘知远即后汉高祖。
同年6月，刘知远进入开封，改元乾祐，定明年为乾祐元年。刘知远蠲免赋税、大赦天下，又严禁士兵搜刮民财、用内库财物赏赐士兵。这些举措收获了民心，也稳定了秩序。
乾祐元年（948年）1月，刘知远病逝，其子刘承祐继位，即后汉隐帝。
纵观刘知远的一生，我们不难发现，他是一个标准意义上的“政治动物”，善于忍辱负重，又能把握时机。
在契丹兵势正隆时，他能隐忍称臣，哪怕坐视契丹祸乱中原。在契丹人心失尽后，他又断然起兵，用极小的代价夺取天下（此举与郑庄公的“多行不义必自毙”之计颇有异曲同工之处）。
因此，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评价道“（后）汉高祖杀幽州无辜千五百人，非仁也；诱张琏而诛之，非信也；杜重威罪大而赦之，非刑也。仁以合众，信以行令，刑以惩奸，失此三者，何以守国。其祚运之不延也，宜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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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说过，后晋成德节度使安重荣曾经放出“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宁有种耶”的狂言。
其实，至少在五代十国时期，这句话绝非虚言。朱温、李嗣源、石敬瑭、刘知远的“上位”皆是如此。不过，刘知远能做初一，别人自然也能做十五，这个“别人”就是郭威。
郭威也是军旅世家出身，他的父亲郭简是李克用的爱将，曾任顺州刺史。后来，卢龙节度使刘仁恭起兵反叛，郭简死于乱军之中。当时，郭威尚在幼年时期，跟随母亲王氏赶往潞州投奔亲戚。途中，王氏不幸辞世，全靠姨母韩氏抚养成人。
虽然自幼贫苦，但是，却养成了郭威尚义任侠、嫉恶若仇的性格。18岁时，郭威投军，先后在李存勖、石敬瑭、刘知远麾下效力。
开运四年（947年）2月，刘知远在太原称帝，郭威凭借“擎天保驾”之功，升任枢密副使、检校司徒。
乾祐元年（948年）1月，刘知远病逝，郭威和苏逢吉作为刘知远指定的顾命大臣，拥立刘承祐继位。郭威升任枢密使（枢密使是唐代中期以来出现的官职，最初由宦官担任，负责在君主和中书门下之间传递文书。五代时期，枢密使开始由士人担任，其办事机构枢密院总揽财政、民政、军事事务，大有取代中书门下成为决策机构的趋势。到了宋代，枢密院逐渐与中书门下分章军事、政务，形成“二府”格局。这其实体现了中国古代政治运行四大规律中的“原有宰相荣誉化，皇帝秘书宰相化”，如果您对这个问题感兴趣，详见之前的文章《4句话、28个字，说透古代中国官场“潜规律”》）。
当时，河中节度使李守贞、永兴节度使赵思绾、凤翔节度使王景崇相继反叛，刘承祐命郭威率军平叛。乾祐二年（949年），郭威平定三镇叛乱，班师回朝。刘承祐重赏郭威，郭威却不肯独受赏赐，而是将功劳记在同僚和部下身上，由此深得人心。
刘承祐亲身经历过后唐、后晋、后汉三代更迭的历史，自然对郭威等功臣多有猜忌。
乾祐三年（950年），刘承祐任命郭威为天雄节度使，镇守魏州。随后，又与亲信李业密谋，密令天雄军都巡检使郭崇威暗杀郭威。
不料，郭崇威反而向郭威告密。郭威将计就计，宣称刘承祐密令郭威诛杀诸将，致使群情激愤。于是，众将推举郭威以“清君侧”的名义起兵讨伐。
同年11月，郭威率兵渡过黄河。眼见郭威反叛已是既成事实，刘承祐将郭威留在开封的家族成员全部杀害，其中，就包括郭威尚在襁褓中的儿子。
此后，郭威军与汉军在开封城下对峙。刘承祐亲自前往开封城外的刘子坡观战。结果，汉军大败，刘承祐仓皇逃回城下，却被开封尹刘铢拒绝入城，刘承祐只得带了郭允明等亲信向城外逃去。
逃到赵村时，后方尘埃大起，郭允明以为是追兵到了，就想以刘承祐作为见面礼投降郭威，于是一刀将刘承祐刺死。没想到，后面的不是追兵，而是援兵。于是，郭允明也自刎而死。
随后，郭威进入开封，请求李太后临朝听政，并表示要拥立宗室刘赟为帝。
这时，忽有情报传来，报告辽军南侵（史学界普遍认为，这个情报是郭威安排的假情报）。于是，李太后命郭威率领禁军北上。
途经澶州（在今天的河南濮阳）时，禁军发动兵变，撕开黄旗（代替黄袍）裹住郭威，要拥立他为帝。随后，郭威返回开封。
无奈之下，李太后任命他为“监国”，由此，郭威掌握了后汉的军政大权。
广顺元年（951年）1月，郭威正式称帝，国号大周，史称“后周”，郭威即后周太祖。
郭威是五代十国时期少有的明君，虽然在位只有3年，但是他推行的一系列政策有力地革除了唐代中期以来的积弊，后周呈现出一派经济恢复、人口增长、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的景象。
一是重用德才兼备的文官，改变武人当国的局面。
郭威深知，“安史之乱”以后的藩镇割据和“骄兵悍将”是孕育五代十国乱世的温床。因此，即位以后，郭威贬斥了一批专横跋扈的将领，镇压了一批蠢蠢欲动的藩镇。与此同时，带头拜谒孔庙、尊崇孔子，彰显“崇儒重教，以文治国”的态度，积极从文人士子中选拔德才兼备者，逐步改变武人当国局面。
二是鼓励恢复和发展生产，坚持节俭的物质生活。
郭威深知，五代十国乱世的长期内乱导致中原地区经济凋敝、府库空虚、人口锐减、民生困苦。因此，即位以后，郭威积极组织恢复和发展生产。比如，效仿“均田制”，将河北地区的数十万亩无主荒地授予当地流民耕种，并蠲免其赋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