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后记里，作者自己把故事概括的很有意思：这是一个发生在明朝的，经纪人如何运作女明星的故事。只不过这个女明星不是艺人，是个节妇。

   总的来说，故事不错，但仍有一些较为牵强之处。首先是故事的背景。整个小说讲述的是云巧、蕙娘、谢舜珲、连翘等人帮助令秧拿到贞节牌坊的事。然而从一开始我就十分不解，令秧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对贞节牌坊的执念？若说是从小对妇女贞德耳濡目染，誓死捍卫自身清白，真真要做一个道德的卫道士，便也是在情理之中，可令秧多次做着放浪形骸之事，看来并不像从心底在乎清誉之人。若说是当日在祠堂之中虚情假意的感化，令秧只是十六七岁的女孩，只是觉得若是死了可以拿回一个牌坊也是不错的事，这样的心思又如何支撑着她日后十五年的步步经营？这样想来，令秧在乎的其实并不是那个牌位，也不是什么名誉，只是令秧心里一直都是一个“稚气”未脱的孩子，这稚气并非顽童的无理取闹或不解人事，是说错话做错事依然深怕责罚的无辜的眼神，是只要有了办法就会全心全意的相信，心满意足的去做的单纯，是谢先生视她如知己的那份“天真”，这种稚气，即便令秧可以落落大方的欠身还礼，可以为人母为人婆婆成为一家之主，也是脱不去的在心中的命门。所以，所有的事情都是令秧简单的线性思维所决定的，和川少爷同房便可以逃过一劫，自残左臂便可以堵住悠悠众口，毒死大夫便可以免除后患，这一切似乎都不是“贞节牌坊”作为源动力。

   其次，令秧身上的矛盾的性格并未得到统一，而是展现的很突兀。对于作者屡屡把“残酷”与“天真”并列放置的问题，我颇为反感，甚至觉得有一种小四式的矫情。文中的令秧的确是一个复杂的角色，但是她忽而通晓人情事理，忽而圆滑精致，忽而天真无邪到有些蠢笨，这几种模式的生硬切换让人觉得有些跳戏。文中多次出现这样的话：“令秧不知道自己怎么说出这样的话”这种勉强的过渡，令秧不知道，读者也不知道，因为真的很违和。

   最后就是她和谢先生的关系。在阅读过程中总觉得他们俩之间是应该有些不同寻常的情愫，然而通篇读下来又没有读到任何荷尔蒙的气息。所以只能将其定义为革命友情。然而谢先生这样一个如同在《甄嬛传》中瑾汐一样的角色，却承担了果郡王的某些戏份。谢先生的确是可以不为道德不为美色不为权势 一心一意纯粹地帮助令秧，然而究竟是令秧身上的哪些气质让谢先生如此心意坚定文中交代得并不明白。当真是令秧身上那缥缈的“天真”，还是虚幻的“无情”？无论是哪一样，都让人觉得牵强，没有为这份感情寻个好由头，因此，当谢先生说令秧是他人世间的知己、故人时，缺乏必要的铺垫不免让人起一身鸡皮疙瘩。

    但是论及主题思想，我认为作者表现的还是十分有深度的。

    小说中唐璞托璎珞问令秧的话十分耐人寻味：
——那《绣玉阁》的戏里，文绣“断臂”那折，夫人还记得文绣给那“坏人”开了门吧？我们九叔就想问问，夫人觉得那文绣明知自己一个寡居的弱女子，为何还要给那人开门？
——因为那人说自己贫病交加，文绣有副好心肠。
——难道不是因为，听见那人说自己贫病交加，又是一个风雪夜，她便想起了已逝的夫君么？九叔还有第二句话要问，那出戏里最后一折，是文绣第三次听见有贫病交加的人路人叩门，已经得到过一次教训，她为何还是要开门？
——不开门就见不到上官玉了呀。（令秧觉得十分恼怒，觉得自己被冒犯了。）
——可是她起初哪里知道门外正是上官玉呢？她究竟为何还是要开门呢？九叔还问……若是夫人，会开门吗？

      开门，开的是空虚已久的心门。明朝表彰节妇，可那茕茕贞节牌坊又怎抵得住几十年的索然无味。令秧还未明白耳鬓厮磨的欢愉，她唯一的夫君就已经离开，丢给她数十年的光阴，因此这节妇也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淫妇。书中几乎每一个角色都有着一段“苟且”，令秧与川少爷、与九叔的偷会，兰馨与三姑娘的同性之恋，谢舜珲与南馆戏子的龙阳之好，老夫人与账房先生的羞于见人，蕙姨娘与侯武的背地暗合，这种种似乎都是作者刻意为之。唐家大宅中的每一个人表面都誓死捍卫着家族的名声，道德的秩序规范，然而暗地里却又蠢蠢欲动。这是对封建礼教对抗之颂扬，还是对欲望冲破牢笼无所束缚的讽刺？这是人性的解放，还是高压之下走向的另一个不归路？觥筹交错，拱手作揖之间，答案就藏在那虚掩的门缝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