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的余温尚未散尽，一位熟识的老军人便匆匆离我们而去。望着前辈渐渐远去的背影，尘封在记忆里的兰空大院往事，如旧胶片般缓缓铺展开来。
兰州军区空军政治部下设组织部、干部部、宣传部、文化部、保卫部、群工部、秘书处等部门，其中宣传部与文化部的建制曾历经数次分合，始终紧密相连。1970 年，军区空军机关迁到夏官营后，宣传部与文化部正式合并。我至今记得，彼时的宣传部下设宣传科、文化科、新闻科、教育科、理论科、创作室、电影队等科室，大院里好几位同学的父亲都在此任职，冯岚、蔡雁辉、庞军、吴翔、邓卫东。
时隔数年，文化部再度单独建制，庞军、吴翔、邓卫东的父亲便分到了文化部。而首任部长，正是由原宣传部部长乔连川接任。乔部长 13 岁便投身革命，亲历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的烽火，后来从第一野战军第 6 军转入西北空军，堪称兰州军区空军文化建设的开拓者之一。当年大院里的孩子，或许对 "乔部长" 的身份有些生疏，却没人不认得 "乔老四"—— 那个爱打篮球、常推着架子车穿梭在营区，还总抢先发布影片预报的亲切长辈。除了打球推车，乔老四预报影片的本事更是一绝，不仅精准无误，还总能比官方通知早小半天。若是追着问他下周有什么新片，他便会白你一眼，转身又扎进篮球场上的酣战里。
不过要说影片预报的权威，还得是军人俱乐部主任庞正公叔叔。他兜里总揣着一张蜡纸打印的计划表，上面用圈圈点点排满了一个月的电影放映、文艺演出和体育比赛安排。常年翻看让字迹添了几分模糊的拖痕，而表格中频繁出现的 "待定" 二字，总能勾得我们满心好奇。那时的电影胶片多来自大军区或地方发行机构，"待定" 要么是还在争取新片，若不成便要用样板戏片替代；有时则是内部影片的隐晦说法，放映地点可能在大礼堂，也可能藏在文工团的排练厅里。
每次电影开场前或球赛启幕时，庞叔叔总会用一口诙谐幽默的陕西话讲几句开场白，总能逗得全场发笑。印象最深的是一次在灯光球场，介绍八一篮球队的穆铁柱时，他打趣道，今儿个额是人在屋檐下，仰着脖子望下巴 —— 这屋檐也太高咧！要是叫吴自宽给额俩合影，估计额顶多就露个脑顶顶么！”
后来听说，庞叔叔退休进了干休所，依旧是文体活动的热心组织者，一口陕西话没变，那份诙谐幽默也丝毫未减。我曾在网上见过他的墨宝，当时赶忙截图留存，如今贴出来，也算对这位受人尊敬的前辈聊表缅怀。
我手头还留着几本文化部当年编印的小册子，封面设计者分别是美术组的施兰品和图书室的刘福臣。册子里的内容带着鲜明的时代烙印，翻读时总能见到许多似曾相识的作者名字—— 廖代谦、鲁克、张金栋、刘立波、蒋海将、宋伟明、乔良、姜凡振。张金栋先生曾跟我说起过那一时期文化部的不少同仁：黄沅、廖代谦、刘唐宴、崔凤琴、周鑫宝、敖国清、赵宗凡、刘福臣、乔良、辛业云，每一个名字都藏着一段大院岁月。
父亲退休后，曾来大连小住过一阵，我们偶尔也会聊起宣传部、文化部的旧事。他说，1985 年大裁军之后，宣传部与文化部再度合并，一批从基层或地方院校充实进来的年轻人加入其中，个个朝气蓬勃、才华横溢。父亲口中的这些年轻人，大多与我同龄，若是脱下军装，便能称兄道弟，不必再拘谨地喊 "叔叔"。
毕业于西北师大的易谦，便是那批年轻人中的一员。听他说，同批分配来的还有武汉大学的何仲、四川大学的林侃、北京师大的孙秋英、西北大学的朱怀国。年轻人的加入让部门焕发出新的活力，宣传部曾拿下政治部篮球赛的第一名，在司政后三大部的排球比赛中，政治部也成功摘冠。
这些年，我还从不同渠道听过不少宣传部（文化部）的趣闻轶事：张冀安与刘立波曾骑着单车一路西行采风，从兰州出发，风尘仆仆抵达乌鲁木齐，将西北的戈壁风沙与军营风情都收进了笔下；创作组曾背着氧气瓶登上海拔 5380 米的昆仑山上好四站体验生活，在缺氧的极限环境中写出同名剧本，被誉为"缺氧不缺灵感"；还有位摄影干事，为拍摄新型战机的极限飞行画面随机组升空，在 8000 米高空突遇发动机空中停车，危急时刻，他用身体死死护住摄像机，在飞机迫降前定格下最后一组画面，清晰记录下试飞员冷静操作的瞬间—— 按时间推断，这位勇敢的摄影师或许就是傅江宁。
岁月流转，许多记忆已渐渐模糊。半个世纪过去，当年文化科长吴叔叔的孩子吴翔、吴鹏，俱乐部主任庞叔叔的孩子庞军、庞文，如今也已成为爷爷、姥爷。他们在绘画、摄影、书法、主持、朗诵等文化领域，妥妥继承了父辈的基因，个个都成了地道的文化人。文末两幅美术与书法作品，便出自吴翔、庞军之手—— 这既是对父辈精神的传承，亦是对那段大院岁月的深情回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