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先生的《中国历史精神》，从史学方法到史学精神，从中国历史上的政治、经济、国防、教育，讲到地理人物和道德精神，视角独特、结构宏大、逻辑分明，读完这本《中国历史精神》，更能明白为什么要读史、学史、论史。正如《万历十五年》作者黄仁宇先生言：“钱穆先生可能是将中国写历史的传统前接后带到现代的首屈一指的大师。”
钱穆先生学贯中西，崇孔重“道”，读其所著史书，思想和精神会随他的娓娓笔谈，不自觉的在东西方历史中转换，汲取养分。今天重读了这本书中的一章《中国历史上的教育》，感佩深刻。
首先，到底应该如何定义教育？如今的教育多被认为是学校和家庭的事情，社会和国家在教育层面多有缺失。如钱穆先生所论，不能以学校时代的一段来论教育，并针对此阶段来评价教育的成败，这样的教育太过狭义，也会导致教育失败。应该从人类、国家和社会的各个方面进行教育。我也认为，从个体来看，教育和被教育应当是每个人的终身行为，一个社会性的系统，且这个系统应当是高于政治、经济乃至法治等其他社会系统的。教育有成，我们才可能会成为一个健康正常的自我，进而生活在一个自然、规则、和顺、舒适的社会之内。
其次，东西方教育理念的差异导致如今东西方教育效果的差异。西方的教育更注重启发。自希腊起，苏格拉底到柏拉图再到亚里士多德，提倡以言辩的方式来启发思想。后来，西方教育形成了以宗教教育、国家教育和个人自由主义教育相互辅成的教育结构，延续至今。中国现今的教育，是一种目标性教育，竞赛性教育，升学、工作，都成为教育的直接目标，竞争性教育的结果必然导致成功者少而失败者众，这就失了教育开智启民的本意。现代中国的教育当中，国家和社会的教育有所缺位，是当代中国教育之失。
最后，中国古代的教育是一种广义教育。所谓广义教育，我认为是一个“传道、遵道、弘道再传道”的过程。韩愈说：“师者，传道授业解惑者也。”非常准确的描述中国古代教育的真义，教育首在“传道”，其次才是“授业”和“解惑”。中国古代的大儒，都带有大教育家的头衔，特别是孔子和儒家，看重道德教育、人格教育和文化教育，这三者就是中国古代的教育之“道”。中国历史上经历过很多次“道统”和“法统”之争，道统代表的是教育，法统代表的是政治。千百年来，中国人均承认道统应该在法统之上。中国人崇拜道德文章、崇敬道德圣人、崇尚道德教育，皇帝也概莫能外。
读钱穆先生的《中国历史上的教育》，更能明白我们如今提倡文化自信的意义，一个民族能够传承千年的核心密码不是船坚炮利，而是道统不灭。维持道统，则依托于广义的教育，不偏政治亦不偏科学。教育应该成为文化传承载体和手段，而不是实现政治目的的工具，若非，就是本末倒置，教育也就失去了“道”，难言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