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教授

从记忆的长河中取一杯水，希望能留住那些正在逝去的岁月。

-01-

窗外细雨绵绵，人群来来往往。我独自站在办公楼上，欣赏着春日午后的细雨，心中荡漾着几丝欣慰，几丝惆怅，思绪犹如这雨丝般缠缠绵绵，纷纷扰扰，搅得我心神不宁，仿佛这偌大的办公室也难以容下这肆意翻滚的思潮。索性来到办公桌前，打开电脑，将心里的所思所感化成语言，变成文字，编织成遥远记忆的云彩，小心翼翼地镌刻在人生的碑塔上。

我出生在秦岭山脉中的一个小村庄中，连绵的大山挡住乡亲们出城的路，也挡住了大家致富的路。这里说是一个村庄，实际上只有不到十户人家，村里能走的都走了，只剩下老人和孩子。只有父亲固执地留在这里，守着两间破旧的土屋和一亩多山地。母亲为此和他争吵过许多次，但父亲一点也不想改变。在我三岁的时候，母亲背着父亲悄悄地出去打工，从此再也没有回来。从那之后，父亲很少提起母亲，当我第一次哭闹着要妈妈的时候，他愤怒地拿起墙角的绳索，将我捆在门前的老榆树上，用树枝一边狠狠地抽打着我，一边歇斯底里地大喊着：“她都不要你了！你还要她！我让你要！让你要！”累了后，就坐在门前的木凳上，掏出老烟叶，用黄纸卷成一个烟卷儿，一个劲儿地狠抽。从此，每当我想念母亲的时候，就只有偷偷跑进屋子后面的树林里悄悄地抹眼泪。

没了母亲，生活还在继续。父亲要去地里干活，就用一把沉重的大锁把我锁在家里，临走时，在床前的木凳上放上几个前一天晚上烤的土豆或红薯。我一觉醒来，天已大亮，看着空荡荡的家，眼泪大把大把地往外流，就撕心裂肺地哭嚎。从清晨天刚蒙蒙亮到傍晚夜幕降临，红薯在嘴里热了又凉，凉了又热，泪水在眼中干了又流，流了又干，我依偎在门口，趴着门缝，盯着通向山外的路，盼望着那个熟悉的身影能够早早出现。

几次之后，每当天快亮的时候，我就醒来，和父亲一同起来，缠着他，要和他一块儿出去。无奈之下，父亲把我放在背上，一手搂着我的屁股，一手拿着锄头，走在冰凉的晨风里。他那左摇右晃的背竟像母亲的怀抱温暖而又踏实，许多次我不知不觉地睡着了，至到到了田间地头才被父亲叫醒。

在我八岁的时候，有一段时间父亲每天很早起来，挑着一筐土豆进城去买，持续了一个多星期。终于有一天，天还没亮，他把我喊了起来，将一叠用塑料纸包了一层又一层的零角票子，揣进衬衣兜里，用手压了压，拉着我向两公里外的镇小学走去。

翻过两座大山，来到学校已是早上九点左右。在操场上，挤满了领着孩子报名的家长，他们的衣着要么新鲜体面，要么干净整齐。父亲的旧西服几个月没有洗，皱皱巴巴，又黄又黑，胳肢窝破了一个窟窿，口子扯到了后背，在人群中格外显眼。在这熙熙攘攘的人群里，转悠了半天，他终于找到了报名处。父亲推开窗口拥挤的人群，侧着身子，将头伸了进去。

          “ 给娃报名！＂

      “去去去！后边排队去。”一个中年妇女满脸的肥肉，把他轰了出去。

父亲攥着我的手，来到队尾，跟着着长长的队伍往前走。等到我们快接近窗口时，整个队伍却散了。他一阵高兴，以为可以直接轮到我们，不料前面的人说，学校下班了，老师们要去吃中午饭。

  八月的天还是那么热，经过一早上来回的折腾，汗水已经湿透了我的衣服，肚子也饿得直叫唤。父亲拉着我，走到一个偏僻的角落，问我：“饿不？”我点点头。他从破旧的西服口袋里掏出两个烧得发黑的土豆，将其中一个三两下剥了皮递给我。看着我狼吞虎咽的样子，他将另外一个也剥皮给了我。

“爸，你不吃？”

“我不饿”他说。

两个土豆下肚，我的胃里稍稍有些安慰。父亲蹲在地上，从口袋里拿出一个卷好的烟卷儿，叼在嘴里，摸了一下衬衣口袋——钱还在，然后从另一个西服口袋里取出火柴，点燃烟卷儿，猛吸一口。

不知什么时候，人群开始攒动了，父亲攥紧我的手，跟着大家排起队。到了窗口，父亲抖抖索索地从口袋里掏出那个包着钞票的塑料纸，一层一层地打开，将钱放在那个肥胖的女人面前。

“怎么都是小票？”她皱了皱眉。

“都是卖土豆的，没——没大钱。”

“上几年级？”

“一年级。”

“娃呢？”

“翔娃儿，来！”父亲将我拉了过去。

“哎呦，都这么大了！才上一年级？”

“家里没钱，这不刚给娃攒够学费。”

胖女人将剩余的一张小票，塑料纸，连带一张盖了戳的条子扔给父亲。

离开窗口，父亲又将那张盖了戳的条子，用塑料纸细心地包起来，小心翼翼地装进衬衣口袋，用手压了压，然后牵着我的手，往外走，到了学校门口，停了下来。他站在我面前，郑重地说：“娃，从明儿开始，你就要求学了。你要记住，咱和别人不一样，咱是来求学的。”我茫然地点了点头。

茫茫地夜色中，山路崎岖，悬崖暗伏，我和父亲踩着月光深一脚浅一脚地穿梭在灌木丛林里，走在回家的路上。

-02-

第二天，父亲早早地把我喊来，在箱子里找了半天，拿出一件军绿色的衣服让我穿上，那是父亲唯一一件比较新的衣服，可穿在我身上怪怪的——长长的下襟伸到了膝盖，袖子包裹住了我的双手。无论怎样，我有一件新衣服了。父亲送我过了第一座山后，对我说：“翔娃儿，后面的路你自己走吧！到学校要记住咱是去求学的。”

秦岭巍峨，山路悠长。到了学校，天已大亮，露水湿透了衣裤。那个胖女人把我拦在了教室门口。

  “你怎么现在才来？都几点了？”她凶神恶煞般地瞪着我。

    我低头不语，泪水在眼眶里打转。

    “这么大个子还好意思哭？快去找个地方坐下！”

    “那大个子哭了！”教室不知谁说了一句。

我走进教室，来回四处瞅瞅，发现一个胖男孩声旁有一个空位，于是走了过去。那个胖男孩挪挪屁股坐在位子上。

“坐在这儿。”此时一个矮个子男生挤了挤旁边的女生，让出一个位子。

就这样，我和这两个人成了同桌，后来也是十分要好的朋友，那个男生个叫龙林，女生叫冬梅。

在后面一个月的学习中，每次交上去的作业，100分总会轻易地出现在冬梅的本子上，龙林偶尔会有个99，98分，而我就很郁闷——不是98就是97，胖女人经常当着我的面夸他们俩。我把这都归咎于铅笔不够用。没有铅笔，怎么写字，做作业？父亲每年开学只给买一次文具，还再三叮嘱“要省着点儿用”，橡皮还可以用很长时间，铅笔实在太费了，三五天就需要换一根，最多可以撑一个周。龙林常在刚刚买了新铅笔之后，对我说：”来给你撇点儿“。然后使出吃奶的劲儿，在课桌沿儿上啪一下把铅笔折成两段，一段给我，一段留给自己，有时候是三段，还有一段给冬梅。他还紧张地说：“我要有煤头（橡皮）这段，剩哈（剩余）的给你们。”不过冬梅可不像我这么费铅笔，一支铅笔只剩下一点头头还在用。我一直想搞清楚最后这短短一点儿她是怎么握在手里的，怎么写的。一次我仔细地观察：只见她用中指和食指死死夹住铅笔，整个手攥成一个拳头，手掌紧紧顶住铅笔头，慢慢地在作业本上的一个小框内一笔一画写出两个字，三个字，甚至是四个字，等她伸开手时，满手都是汗水，食指下方还有一个深深的红印。

到了期末，我考了个第三名。当我高兴地捧着奖品跑回家，希望父亲能表扬表扬我。没想到他一脸的愤怒：“花了那么多钱，才考了个第三，还有脸回来说！”我委屈地跑进屋后的树林大声哭泣。

龙林有一个姐姐，上四年级，在下午放学时，会来教室帮他整理文具，收拾课本，然后背着他的书包，搂着他的肩膀，和他一起回家。那时候，我拎着自己的破书包——实际上是家里的化肥口袋，一边跟着往回走，一边和龙林从他今天刚买的新鞋子，到我穿了很久的破衣服，再到冬梅满是裂纹的手瞎聊着。出了校门，到了岔路口，他说：“走！去我家。”我有些犹豫，担心回去太晚父亲责骂，又有些不舍。“走啦，去我们家玩玩！”龙林的姐姐朝她们回家的方向推着我。我的脚不由自主地随着她们俩移动了。

过了马路，绕过几个弯，再沿着一条羊肠小道往前走。在经过小道的拐角时，那里有一栋屋顶盖着石板的泥土房子，房子朝小道一侧的墙上有一大片被烟熏成焦黑色。旁边，几根木柱子和一些黑毡纸搭成一个小房子，毡纸烂了许多窟窿。

          “展翔！”

一个脑袋从其中一个窟窿里伸了出来，露出一张兴奋的面孔，——是冬梅，那个小房子是她家的厨房。在厨房的门口，一个跻着鞋的中年妇女端着碗盯着我们，她的旁边有一个小男孩，趴在地上，用勺子使劲敲打着地上的小碗。

我们没有停留。过了冬梅家，走一段下坡路，就可以看见一栋青砖房子，那就是龙林家。

龙林的母亲从家里拿出了许多花生，还有好吃的糖招待我。至今我都不知道那些糖叫什么名字，只知道大部分被他弟弟全挑出来拿跑了，仅给我剩下了花生。在他家的客厅里，我一边吃着花生，一边死死盯着电视机，那是我平生第一次看电视，电视里播放的是《乙未豪客传奇》，这是龙林那一段时间在班里常提到的电视剧。正当我沉迷在精彩的电视节目中时，天已经黑了，龙林的姐姐将一碗面条端过来，放在我的手上。我吃了一口，面条真香！在学校，只有几个烤得焦黑的大土豆，那是我的早餐和午餐，有时候也是晚餐；在家，父亲做的饭从来就没有这么好吃。我一连吃了两大碗，正当我想再来一碗时，龙林的弟弟在厨房里哭闹着说，自己没吃饱锅里就没有了，他的母亲在一旁训斥他，让他别胡说。见状，我悄悄地将碗筷放下。

晚饭后，我和龙林在他的房间开始做作业。忽然，门外传来一阵嘈杂声，不久就听见父亲在喊：“翔娃子！”，我连忙跑了出去。

        “嘭”

父亲用手指的关节在我头上猛敲了一下。顿时，头皮火辣辣的疼。

“上个学，你跑得不落屋！”

若不是龙林的父亲在一旁劝说，我可能被父亲当场狠揍一顿。

“快跟我回去！”

尽管龙林的父母一再挽留，父亲倔强地拉着我离开了。

在回家的路上，父亲对我说：“娃，有什么困难咱要自己扛，别麻烦别人。同学关系再好，也要靠自己。”那时候我并不懂他的话，只是跟在他身后，一步一趋地往前走。

实际上，后来有几次午饭我也是在龙林家吃的。

一年又一年过去了，三年级开始了，父亲又和校长磨了半天嘴皮子，说尽了各种好话，校长才同意让以我缓交学费的方式入学。胖女人不带我们了，新的班主任是一个有点黑有点矮的中年男人，在班里我没有见到龙林，也没有见到冬梅。开学不久，我问了好几个同学他们去哪儿了，大部分都不知道，终于有一个和他们同村的对我说，龙林生病了，很严重，一犯病就蜷缩着身体，直发抖，嘴里吐白沫，家里给他看病花了很多钱，他姐姐也因此辍学了；而冬梅家里实在没钱让她读书。

从那一年开始，父亲开始出去打工，我也时常可以买新铅笔用，期末我成为全班第一，但却没了从前第三的激动和兴奋。

五年级的时候，有人给我说，龙林的病彻底无法治愈，——他死了。我感到莫名的难受，回到家，在屋后林子里的树上刻了许多他的名字。

-03-

“起立！”

“老师好！”

“你给我出来！”新来的班主任一把把胖子从座位上拉出来，抬腿就是两脚。“你喊起立，别人都站起来了，你咋不起来？”

胖子低着头浑身直哆嗦，眼泪唰唰往下流。

过去两年，胖子在上课期间经常这样，胖女人也不管他，还让他一直当班长，这次可是碰到硬茬了。

看着这个矮矮黑黑的老师这么凶，全班人都屏住呼吸，大气都不敢喘。

“去！你给我站到墙边去。”他把手往边上一指。然后转过身，对着我们：“大家好，我姓刘，以后我就是你们的班主任了。”

开学一个周，在我们面前，这位刘老师的脸上从来没有一丝笑容，和其他老师在一块儿，他倒是挺高兴。不过那些过去不交作业的同学都开始主动交作业了，上课趴在桌上睡大觉的瞌睡也没以前那么多。这些于我都没什么影响——我喜欢做作业，更喜欢上课，唯一不喜欢的就是晨读。每天早上全班同学拿着语文课本你念你的，我读我的，吵哄哄，乱成一锅粥。

在这喧闹声中，我就坐不住。

“来谝一会儿”和往常一样，晨读刚开始不久，我用笔戳戳坐在前面的斌子，想和他聊会儿。

“谝啥呢？”

“随便啥都行”

他转过头来后，我俩就开始胡说海聊。

“你俩出来！”教室突然安静下来，班主任仿佛从天而降，眼睛直勾勾地瞪着我们。

我俩低着头走出去，并排站在讲台前。

＂嗵！嗵！＂

我们一人腿上挨了一脚。

那是我第一次被老师踹，居然没有哭。过去胖女人虽然不喜欢我，倒也没这样对我。

“下自习到办公室来！”

自习下了以后，我和斌战战兢兢地到了刘老师的办公室。

“早读时间你俩在弄啥？”他端着一杯水，皱着眉头。

我没敢吭声。

“是展翔喊我聊天的”斌子这货太怂，一来就把我出卖了。

“是吗，展翔？”

我低着头还是不吭声。

“我听说你学习还不错。”刘老师喝了一口水，咕咚一下咽了下去，“咱不但要成绩好，纪律也要好。上自习大家都在朗读课文，你看你两个在干啥呢？以后不准这样了！”

我和斌子木头一样站在那儿。

   “听见没？”见我们没有反应，老师把声音一下子提高了许多。

      “嗯嗯嗯”我俩如同小鸡吃米一样直点头。

      “你们回去吧。”

本以为还会被一顿狠批，没想到这么容易就过关了。

自从有了这次教训之后，我的心里对这位刘老师总有那么一丝畏惧，自习期间不敢闲聊，就怕他躲在哪个角落偷偷地看着，作业也是认认真真地完成，不像以前只要会做就行，课间遇见就绕着走。

那一学期结束的时候尽管我拿到了全班第一，成绩册的评语栏却写着：“该生在校热爱劳动，团结同学，但学习松懈，不够认真，不遵守课堂纪律，希望家长能够在家多督促，多监管”。父亲看到这些，把脸拉下来了：“你一天在学校都在干啥？看看老师怎么说的？我花那么多钱养头猪还能卖钱，养你干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