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的生死观是庄子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是庄子哲学的基本起点，如果在这一问题上出现错误理解，要想懂得庄子思想基本就是不可能的了。所以，懂不懂庄子思想，庄子的生死观是个试金石。于丹是禁不起这么一试的，在这个问题上，于丹的“心得”差之千里。
我们来看于丹的“心得”，于丹说：“其实庄子从来就是一个不惧怕死亡的人。他不惧怕的方式就是‘乐生’这两个字，也就是说，活得好比怕死要强得多。”
庄子怕不怕死，真正理解庄子思想的人是不可能提出这个问题的。我们看于丹引用过的《至乐》中庄子“鼓盆而歌”的故事，庄子的一番话很明确地表达了他对生死的看法：
然察其始，而本无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非徒无形也,而本无气。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今又变而之死。是相与为春秋冬夏四时行也。
庄子认为，起初是没有人不仅没有生命也没有形体，甚至连“气”也是没有的。后来在若有若无之间变化出“气”来，才依次形成形体和生命。现在又变化为死，这就好像春夏秋冬四时运行一样。所以在庄子看来一个人的生死仅仅是形态上的变化，并且生死的变化只是一种客观的自然规律。“气”的聚散，有什么可悲可喜的呢？
所以，在这样的自然规律面前“噭噭然随而哭之”，就是“不通乎命”，是对自然规律的无知表现罢了。在庄子看来，人的生死就好像春夏的转变，这又什么可怕不可怕的呢？并且，既然都是“气”的聚散，那生和死都是一样的，如果怕死就是怕生，不怕死就是不怕生。在这样的认识前提下，再去探讨甚至得出“庄子从来就是一个不惧怕死亡的人”的结论，是不是有点思维混乱呢？评价于一个“无生无死”的人，怕不怕死，本身就是荒谬的，其结论更是荒谬中的荒谬。
同样，于丹所说的庄子认为“活得好比怕死要强得多”更是怪谈。活和生既然是一齐的，还怎么比较出优劣？而在庄子那里“活得好”与“活得坏”又是什么概念？庄子哲学是超越于“生死”、“好坏”之上的，这句“活得好比怕死要强得多”是对庄子思想彻头彻尾的无知矮化。
在这样的理解基础上，于丹又怎么能理解《列御寇》中庄子和学生关于庄子丧事的讨论呢！其实这个故事自然表现了庄子“无葬”的观点，但庄子在这里说这个故事是另有寓意的。我们看，先是弟子要厚葬庄子，庄子反对说要“以天地为棺椁”，其实就是抛之荒野而已。弟子说“吾恐乌鸢之食夫子也”，怕乌鸦、老鹰来吃老师的身体。庄子说：“在上为乌鸢食，在下为蝼蚁食，夺彼与此，何其偏也！”或者被乌鸦、老鹰吃掉，或者被蝼蚁吃掉，怎么可以人为从某一方夺走给了另一方呢，那就太偏心了。这个故事之后有一段评论是用来揭示其寓意的。这段评论是：
以不平平，其平也不平；以不征征，其征也不征。明者唯为之使，神者征之。夫明之不胜神也久矣。而愚者恃其所见入于人，其功外也，不亦悲乎！
大意是说用本来错误的成见来处理事情，只能使结果更加错误。就像用不平均的方式来“平均”，这种平均是不可能平均的。也就像弟子们用自己的成见来处理庄子的葬事，也不会是好的结果。
关于庄子的生死观，我们后文还要详细探讨，这里不做深入分析了。但于丹所理解的“庄子不怕死”、“活得好比怕死要强得多”却是无稽之谈，不仅《庄子》里没有根据，也和庄子思想格格不入。以这样的理解水平得出的结论本来就已经荒谬了，再在荒谬的基础上谈什么“心得”，离庄子不就更远了吗？正如庄子所说：“愚者恃其所见入于人，其功外也，不亦悲乎！”——愚笨的人用自己错误的成见来分析引申，其效果只能是越来越荒谬，太可悲了！
更为荒谬的是，于丹说她这些所谓的“庄子心得”居然与儒家的思想不谋而合，用以说明“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是儒道相通”。且不是于丹的“不怕死”与“活得好比怕死强得多”的独创理论已经完全与庄子思想没有任何瓜葛，何来什么“儒道相通”？即便是说于丹的独创理论也与孔子的生死观没有任何“相通之处”。
孔子的生死观是什么？这也是个伪命题。孔学关注的只是人在社会上生存的问题，至于“死”是悬置不论的，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至于人生何来，又向何去的问题，孔子是不曾谈论的。而庄子对此解释为“气”的聚散。一个不谈及，一个有明确答案，其间有什么“相通”之处呢？即便孔子想到身后之事，也是用来约束今生的。孔子说：“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他关心的是死后的名誉，关心的是后人的评价。而庄子思想从根本上就超越了谈论名誉的层次。两者又有什么“相通”之处？
我们说，儒道确有相通之处，甚至诸子百家的所有思想都有着内在的联系。但在“生死”这个哲学命题上，孔子积极救世的学说为庄子所不齿，庄子的生死高论为孔子所回避。庄子与孔子在这一问题上永远是话不投机的，哪里来的“相通”呢？于丹之所以读不通庄子，就在于她用自己一些肤浅的儒家思想来理解庄子，“愚者恃其所见入于人”而已。
于丹在《庄子何其人》篇即将结束的时候说：“以庄子的话说，人生至高的境界就是完成天地之间一番逍遥游，也就是看破内心重重的樊篱障碍，得到宇宙静观天地辽阔之中人生的定位。”更是一句一知半解的解说，我们到下一篇跟着于丹一起领悟逍遥游的时候，再详细探讨。
看破名利、不惧生死是具有积极意义的思想，但于丹把“名”直接与“当官”对应起来，把“利”与发财对应起来，通篇在宣扬当官、发财的所谓坏处，这对于生活水平一般的普通老百姓而言自然是一种精神抚慰。这种极端化、片面化的理解不仅与庄子思想无关，甚至违背社会发展的基本常识。和谐社会的构建，必须以公民的广泛参与和经济的高度发展为基础，如果把公民的社会管理参与意识定位为“求名”、把公民的经济建设参与意识定位为“求利”，无疑是荒唐的，也是消极的，因而是有害的。这些消极思想的极端发展，必然成为对自身生命价值的漠视，成为和谐的最大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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