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学童抄完《论语》，在卷尾奚落了老师一句
吐鲁番一个十二岁小孩，抄完作业写：先生别嫌慢，明天放假，早点放我走，还画了个歪嘴小人标“此是先生”。
我们说到大唐，脑子里浮现的是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杜甫“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是科举考场里的才子，是长安城里的文采风流。
但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里埋着另一份大唐。1969年出土的一卷麻纸卷轴，长538厘米，宽27厘米，上面是一个12岁孩子用毛笔一个字一个字抄下来的《论语·郑玄注》。178行，工工整整。抄完之后，这个孩子在卷尾写了两首打油诗。
第一首：“写书今日了，先生莫嫌迟。明朝是假日，早放学生归。”
翻译：今天的作业我写完了，先生你别嫌我慢。明天放假，早点放我回去吧。
第二首更直接：“他道侧书易，我道侧书难。侧书还侧读，还须侧眼看。”
翻译：别人说歪着写容易，我说歪着写难死了。歪着写，还得歪着读，还得歪着眼看。
这个孩子叫卜天寿，西州高昌县宁昌乡厚风里“义学生”，年十二。他抄的这本《论语郑玄注》，宋代以后就失传了，全靠他这个“熊孩子”的作业本，后世学者才重新见到郑玄注《论语》的样子。他抄书的时候大概没想到这些。他想到的是：什么时候能放学。
【史料出处】
第一：写本基本信息
卜天寿《论语·郑玄注》抄本，1969年出土于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363号唐墓，现藏吐鲁番博物馆。抄本长538厘米，宽27厘米，存178行，抄录《论语》中《为政》《八佾》《里仁》《公冶长》四篇及郑玄注文。卷末有两处题记，一处是“景龙四年三月一日私学生卜天寿”，另一处是“西州高昌县宁昌乡厚风里义学生卜天寿年十二”。景龙四年即公元710年，卜天寿12岁。
第二：打油诗原文
卷末题诗，文献著录略有异文。通行版本为：“写书今日了，先生莫嫌迟。明朝是假日，早放学生归。”诗中出现错别字，如“嫌迟”写作“咸池”，“假日”写作“贾日”。学者指出，“这个下笔有错字”的细节，恰恰说明这是学童真实的随手涂写，不是后人伪造。
另一首见于卷末的诗：“他道侧书易，我道侧书难。侧书还侧读，还须侧眼看。”诗前有题：“侧书”。“侧书”是唐代学童的一种抄写姿势或书写方式，具体所指学界尚有讨论，但卜天寿的抱怨很明确：这种写法很难，难写难看难读。
第三：卜天寿的“义学生”身份
题记中出现了两个身份标签：“私学生”和“义学生”。唐代西州的基层教育机构，除了官学之外，还有私学和义学。义学通常由地方乡里或寺院出资兴办，面向普通民户子弟。卜天寿的题记中同时出现“私学生”和“义学生”，学者推测他可能先入私学、后转入义学，或者两个身份在同一所基层学校中并存。
这意味着卜天寿不是官学里的“高干子弟”。他是一个边地小城里普通家庭的孩子。他能读《论语》，能写毛笔字，能写出格式规整的打油诗，说明唐代西州的基础教育已经下沉到了“乡里义学”的层面。安史之乱前的大唐，在吐鲁番这样的边陲之地，一个12岁的小孩正在抄《论语》，这件事本身就比任何“文教昌明”的诏书更有说服力。
第四：卷末不止有诗
卜天寿在抄完《论语》之后，还抄了《千字文》等启蒙读物。卷末除了两首打油诗，还有《十二月三台词》等内容。这说明他的“作业本”不只是抄《论语》，还兼作练字本、杂抄本、随手记录本。一个12岁孩子的卷轴，被他在不同时间、不同状态下反复使用，抄经典、练字、写诗、发牢骚，全在这538厘米的麻纸上。
【故事正文】
先算一笔账。
538厘米，接近5.4米。一个成年人张开双臂，大约1.7米。卜天寿的作业本，展开之后将近三个成年人臂展的长度。他要把这张麻纸铺在案上，蘸墨，一个字一个字地抄。178行，每行大约十几到二十个字。按照唐代学童的抄写速度，抄完这卷作业，可能需要好几天，甚至好几周。
抄的是什么？《论语·郑玄注》。郑玄是东汉末年最大学者之一，他注的《论语》在唐代是“标准教辅”。但这部书在宋代以后就失传了。我们后来读到的《论语》注，是朱熹的《论语集注》，是三国何晏的《论语集解》。郑玄的注，散佚了将近一千年。直到卜天寿的抄本从吐鲁番的沙土里被挖出来，学者才重新见到郑玄注《论语》的唐代面貌。
所以卜天寿的“作业本”，同时也是国家一级文物。它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一份12岁小孩的家庭作业，成了研究汉代经学和唐代教育的核心史料。
但卜天寿写它的时候，不知道这些。他只知道：手酸。墨干。先生还在催。
“写书今日了，先生莫嫌迟。”
“今日了”——今天终于写完了。这三个字里有松了一口气的感觉。不是“我写完了”，是“终于写完了”。“先生莫嫌迟”，先生你别嫌我慢。这句话暴露了一个细节：他写得确实慢。或者说，先生已经嫌他慢了。他是在回应一个已经发生过的批评。
“明朝是假日，早放学生归。”，明天放假，今天就早点放我走吧。这是一个孩子最朴素的谈判：我用“写完了”换“早点走”。不是要求“不写作业”，不是要求“永远放假”，就是“今天早点走”。
这个要求小得让人心软。但卜天寿把它郑重地写在卷末，用毛笔，工工整整地写。他知道先生会看到。他甚至可能知道先生会怎么回应，也许是一笑了之，也许是再骂一句“字写歪了”。但他还是写了。这就是一个12岁小孩的“反抗”：不敢当面说，就写在作业本上。
第二首诗更有意思。
“他道侧书易，我道侧书难。”
“侧书”是什么？有学者认为“侧书”是指歪着身子写字，也有人认为是将纸斜放来写，还有人认为是一种特殊的抄写格式。不管具体是什么，卜天寿的体验很清楚：别人说容易，他觉得难。
“侧书还侧读，还须侧眼看”，歪着写，还得歪着读，还得歪着眼看。三个“侧”字连用，像是一个小孩在赌气：你说容易，你试试？你歪着写一天，你歪着眼睛看一天，你看你难受不难受。
这首诗的水平不高。它不工整，不典雅，没有什么“诗意”。但它是真的。它是一个孩子在用一种笨拙的、口语化的方式，表达一种具体的、身体的疲惫。这种疲惫，今天的任何一个被罚抄课文的小学生都能理解。它穿越了一千三百年，没有任何衰减。
卜天寿的卷子里有错字。“嫌迟”写成“咸池”，“假日”写成“贾日”。这些不是“通假字”，是他还不太会写那些字，或者写得太快、太累了，笔下一滑就写错了。
卷末还有涂鸦。有记载提到，卜天寿在卷尾画了一个歪嘴小人，旁边标了“此是先生”。这个细节的史料出处不如打油诗那么确凿，但它符合整卷文书的气质：一个抄烦了的小孩，在作业本的角落里，偷偷丑化了一下他的老师。
“此是先生”，这就是先生。一个歪嘴的小人。这个画面太具体了。今天任何一个在课本空白处画过老师漫画的学生，都能秒懂。一千三百年前，一个吐鲁番的小孩，做了完全一样的事。工具变了，纸变了，年龄没变，疲惫没变，那种“我写完了让我走吧”的心情没变。
卜天寿不是孤例。敦煌藏经洞里出土了数十件“学郎诗”，都是唐五代时期敦煌地区的学生写在作业本、课本、卷子背面的打油诗。
有的学郎写：“青青河边草，游鱼水溩溩。男如不学问，如若一头驴”，这是劝学的，但“如若一头驴”这种比喻，显然不是先生教的。
有的学郎在同学的《千字文》课本上偷偷写打油诗，内容是什么？嘲笑同学。敦煌文献里有一首学郎李再昌写的诗，专门挖苦同学张富千。具体内容不太雅观，但可以确定的是：一千多年前的敦煌学童，和今天的小学生一样，会在课本上写“某某某是大笨蛋”。
这些学郎诗的共同特点是：语言粗浅，格式随意，错字连篇，情绪真实。它们不是“文学”，但它们是“历史”。历史书只收状元，不收卜天寿。但如果没有卜天寿，郑玄注《论语》就少了一个最重要的唐代版本。如果没有千万个卜天寿，那些“圣贤书”早就烂在库房里了。经典不是靠几个天才传下来的。经典是靠无数个抄烦了的小孩，一个字一个字抄下来的。
大唐的边塞风沙里，最可爱的不是诗人，是那个抄烦了的小屁孩。
538厘米的作业本上，工工整整抄着《论语》，卷末歪歪扭扭写着“早放学生归”。经典和疲惫，在同一条麻纸上。
“他道侧书易，我道侧书难。”一千三百年前一个12岁小孩的抱怨，比任何唐诗都更接近普通人的大唐。
历史书只收状元。可《论语》是靠抄烦了的小孩传下来的。
历史书只收状元，不收卜天寿。
我们读唐代教育史，读的是国子监、太学、弘文馆，读的是科举科目、进士名额、明经及第。这些是“大历史”。大历史告诉你：唐代文教昌明，儒学兴盛，边地亦设学校。但大历史不会告诉你，一个叫卜天寿的12岁孩子，抄《论语》抄到手酸，在卷末写“先生莫嫌迟，早放学生归”。
可没有千万个卜天寿，《圣贤书》早烂在库房里了。
郑玄注《论语》，在宋代失传。靠什么传下来的？靠唐代无数个基层学童的抄写。他们抄书，不是为了“传承文化”，是因为先生布置了作业。他们写错字，画小人，发牢骚。但他们抄完了。178行，538厘米，一个字一个字地抄完了。然后这本作业被埋进了墓里，一埋就是一千三百年。
卜天寿的墓里没有金银，没有陶俑，没有墓志铭。他的墓里只有这卷作业。考古人员打开墓的时候，看到的是一个12岁孩子的笔迹。字不算好，有错字，有涂改，有打油诗，有涂鸦。但它是完整的。它完整地保存了一个普通唐代孩子的“日常”。
这个日常，比任何“大唐盛世”的叙事都更有力量。因为盛世是皇帝的，日常是卜天寿的。盛世是写给后人看的，日常是写给先生看的。卜天寿在卷末说“早放学生归”。先生放他走了吗？我们不知道。但我们知道，他抄完了。然后他把作业本带回了家。然后他死了。然后作业本陪着他，埋进了吐鲁番的黄土里。然后一千三百年后，有人把它挖出来，读到了那两首歪歪扭扭的诗。
“写书今日了，先生莫嫌迟。”
一千三百年了，先生早就不在了。但这句话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