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41年，南宋王朝和金廷议和，达成和议。宋廷每年向金廷纳贡白银25万两，绢25万匹；金宋以黄河与长江之间的淮水（今河南、湖北境内）为界。
宋金议和后，金廷享有长期稳定的茶叶供应，既满足其所新征服的疆域内汉人的需要，也满足自己的需要——金人也早已喝茶成瘾。
到了13世纪，茶叶采购已经成为金国朝廷极大的开支负担。
1206年，枢密院的文书记载：今人无论品阶高下，悉爱茶饮，而以耕农为甚。市面茶铺星列，商人旅者纷纷以丝绢易茶。每年茶叶采购开支已逾100万贯（合10亿文，1贯为1000文，或9¾磅铜）。当时，金廷的岁入约1500万贯，茶叶采买的开支占用其收入的百分之七。章宗不得不下令，只有品秩在七品以上的官员才能饮茶卖茶，或者馈赠、收受茶叶。
1214年6月，另一支来自北方的游牧劲旅——蒙古族开始策马南下，牧马长城内外，很快就掠夺了金朝的大片土地，并将其中央朝廷逐出燕京。金廷失去了燕蓟[jì]的大片耕地，又背负着沉重的军事开支。很快陷入了严重的财政危机。
然而，民不可一日无茶。
1223年，枢密院发现老百姓对官府的禁茶文告经常视若罔闻，不得不再次发布文告重申禁茶：只有王子、公主、金汉五品以上官员才能享用茶饮。违反此法令者，判罚五年劳役；向官府通风报信有1,000万文重赏。可是，似乎没人理会。
1234年，彪悍的蒙古军席卷而来，将金兵扫尽了历史的故纸堆。
1276年，蒙古军队攻占南宋都城临安（今杭州），但显然没有给城市带来巨大破坏。随后来到杭州的马可·波罗，将这座城市称之为“世界上最美丽华贵之城”、“人间天堂”。然而，据称在中国呆了17年之久的马可·波罗在他的《行记》中却没有任何有关茶、长城、汉字、女子缠足、用鱼鹰捕鱼、木板印刷、筷子等中国常见的事物，只言片语的记载。
有学者质疑，马可·波罗是否真的来过中国。他们认为，马可·波罗的《行记》就是他的雇佣文人捏造，外加波斯商人的道听途说以及当时一些记述拼凑而成。
也有学者坚定认为，马可·波罗来过中国，他只是无意描述细节，因为这些细节在欧洲无人理解，无人欣赏。马可·波罗没有注意到中国盛行喝茶，但当时的中国学者却注意到了域外没有茶的事实。
1225年，泉州市舶司提举赵汝适通过向中国和阿拉伯商人多方询问，著有《诸蕃志》，记载的番国包括今伊拉克境内的勿斯离（Mosul）等，记载的域外物产有乳香、苏枋木、翠鸟羽毛等。
南宋末年，吴自牧记载了当时都城临安普通人家的生活状况：“盖人家每日不可缺者，柴米油盐酱醋茶。或稍丰厚者，下饭羹汤，尤不可无。”这时，腊茶和斗茶的风尚已渐渐消退，而散茶因其采制方便、价格低廉而成为寻常人家的生活必需。
绍兴（今浙江境内）日铸寺的僧侣们栽种的日铸茶是当时绿茶上品，颇受普通老百姓的喜爱。越人因此争相仿制，在普通茶叶中加入麝香，冒充日铸茶出售。
1313年，王祯著《农书》付梓，书中提到“茗茶”、“末茶（草茶和散茶）”和“腊茶”（即唐时团茶，饼茶）三种，腊茶最贵，惟充贡茶，民间罕见之。
1391年，腊茶以其过于占用民力而被禁绝，退出了茶饮的舞台。
在宋朝，既有昂贵的腊茶，又有热闹的斗茶竞技，饮茶对于当时的文官和文人来说，是非常雅致的风尚。然而，帝国的边陲却一直面临着游牧民族契丹、女真和蒙古的威胁。
茶中的咖啡因作为微弱而又持续的、以弱搏强的利器，形成了无数令人怯步而又得以不断延伸的茶马商道，以此奠定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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