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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杯酒下肚，阿胶醉醺醺地说：“祝我们年少有为。”有点像电视上，李白的气势。
早上在去高铁站之前，她把租房里里外外打扫一遍。把快要过期的颜料打包，把没画完的画仔仔细细整理了一遍堆在角落里，给画架盖上了一层透明膜防尘，最后关好窗户。做完这一切，她锁上门，扛着行李箱和几袋子东西下了楼。
外面下了雪，微信推送上说这是杭州今年的第一场雪。换作在几年前，她一定会高兴得不得了。看雪，好像就是广东人的执念。但是现在快三十岁了，合理来说，想起这些表现出的情绪应该是不屑的。
出了楼梯口，她看到雪其实下得很小，几乎没有，就像头皮屑一样。所谓的第一场雪在干枯的枝头上滚了几下，化成水啪地一声掉在地上。她吸了吸鼻子，把脑袋往围巾里面埋深了一点点。她伸手去接那雪，却只接了一手冰水。楼下的店铺都关门回家过年，孤零零地只留下一家老旧的早餐店。她打开手机查看余额，似乎再不够花钱买一顿早饭了，尽管银行卡里还有六千多块。她想，不能用这钱。回家过年还要给家里的老老小小发红包，这将会是唯一一个让她看起来像是一个成功的大人的机会了。
前几天，各大学校公司纷纷放年假，妈妈像往年一样在这个时候打视频给她，问她回家过年吗。上大学的弟弟妹妹们都回家了，在妈妈身后叽叽喳喳说姐姐你快回家过年，表哥怀里的小侄女挥着小手咿咿呀呀。
妈妈说，今年杀了一只鹅，可肥了。
她说，再看看吧。
掰掰手指头算起来，她也有五个年头没有回家了。毕业后，每年她都有想过要回家，但都只是想想。她不敢，因为如果连过年包红包都拿不出一个体面的数字，那得多尴尬。家里那么多弟弟妹妹，而她知道她必须成为一个很成功的榜样。边想着，边打开微信。余额里还剩点，买票和年货，够用。银行卡里也有六千多块，留着可以包红包，小孩每人两百，老人每人八百，抠了点，但也够用。发红包剩下的，刚好够她买票回杭州。动情之下便买了票，花了五百多块钱。又上网买了一堆吃的，还给爸爸妈妈各买了一双皮鞋，给最小的表弟买了一个新书包，给小侄女买了一套芭比娃娃。也不是说一定要买这些东西，妈妈也说了，啥都不用买，家里啥也不缺。但就是拿着这些礼物回家的话，会显得她在外头混得还不是特别糟糕。
然后，她发信息给妈妈说，妈妈，今年回家过年。
妈妈回了条语音，说好啊，好啊。
没钱打车，就拖着行李徒步走过跨海大桥。走了半个多小时到了高铁站。高铁站人多，大家都急着回家过年。热了，便把围巾从脖子上扯了下来，用大衣裹紧了身子，提起行李箱随着人群上了高铁。车厢内很拥挤，有些人为了这一列末班车只能买站票。空气中弥漫着各式各样的人的气息，交杂着好几种女士香水味，令人作呕。她挣扎着把行李箱和装满礼物的红色塑料袋塞进行李架上，然后又挣扎回到座位上。
她的隔壁坐着一个大学生模样的年轻姑娘，盯着她的脸看了好久，突然惊喜起来，问她是不是去过某个插画活动卖画。
她笑笑，想了想说：“是的。”只有她自己知道，那场插画活动她一件作品都没有卖出去，回去的路上还被人撞了一下，画全掉地上了，腿骨折了，去医院检查治疗花了好几百。
那姑娘激动起来：“老师老师我好喜欢你的作品，可以和你合个照吗？”又从精致的包包里掏出一块巧克力给她，说：“我是美院的学生。”
她扯了一个笑脸，凑过去和那姑娘合了影，又接过那块巧克力，说了句谢谢喜欢。
姑娘问：“老师介意加个微信吗？”
她点点头，打开微信把码递了过去。那姑娘尖叫，一直说着谢谢谢谢。
她其实早就有些飘飘然了。但是心里的声音告诉她，要表现得稳重，要像看淡了这种事情一样。
她点开朋友圈，刷到了刚刚那姑娘发的合照，文案是“遇到了喜欢的老师！！！老师人超级好，长得也巨漂亮！！”点开照片，放大。里面的女人一头乌黑长发，厚厚的齐刘海，极大的圆圈耳环，单眼皮，厚重的粉底盖住了黑眼圈，眼尾往上翘，笑得一副看淡生死的模样。啧，看起来还真有成功的知名艺术家那范儿。
退出，给姑娘的朋友圈点了个赞。继续往下划，刷到了阿胶的朋友圈，发的是一条全国油画比赛链接，文案是“有幸入选”加上一个抱拳的表情。她不屑地划过，过了一会儿又划了回来，看到点赞的那一行多了几个人，有几个是大学时期跟她和阿胶合作过的同学。点开阿胶的微信头像，是他本人大学时候的样子，寸头，戴着墨镜，手扶着栏杆，身后是一片调过色的蓝色的海。
大学，那会的她还年轻，留着到锁骨那么长的长发，没有刘海，打着唇钉，吊儿郎当，天天抽烟。她学的是油画，平时有课就去上课，没课就在宿舍睡到昏天暗地。饿了才爬起来吃饭，点着八块钱的外卖，地沟油，红色淀粉肠，浇满辣酱的米饭，长着黑色斑点的白菜叶子，统统吧啦进嘴里，外卖盒子随意扔到垃圾桶。
学校的绘院楼下会摆着一些石膏像，供美术专业的学生使用。她有时候三更半夜会去那画画。其实是因为白天睡觉睡多了，晚上睡不着。有天晚上她又去了，顺路在自助售货机买了一瓶可乐。到的时候看到她的椅子上躺着一个男人，腿架在她的画架上，寸头，鼻梁很高，鼻尖很巧妙地往鼻底的方向勾了一下，很标准的鹰钩鼻，鼻梁上架着一副圆框眼镜，俩耳垂上各挂着一个金色的小环，白色背心，深灰色的牛仔裤，脚上套着一双黑色的人字拖。那男人双手抱在胸前，眼睛闭着，睡得正香，看样子是不知道她来了。
她走过去，踢了踢椅子腿，说：“喂，你谁啊。”
椅子被踹得移动了一下，男人一个没坐稳，差点从椅子上掉下来。男人嘿嘿地笑，起身，自我介绍说他叫阿胶，也是学油画的，自称当时在学校的结课展上看到她的画，很喜欢。阿胶的嘴角一扯，带动着苹果肌，鼻子一皱，眼睛眯眯的，整个脸揉成一团，丑死了。
“有事说事。”
阿胶眨眨眼，问：“姐，想不想创业？”
她瞟了阿胶一眼，用力甩了一下画笔，笔杆子敲在洗️笔的水桶上，水滴喷溅到阿胶的脸上和镜片上。阿胶也不生气，把圆框眼镜从鼻梁上取下来，用白色背心的衣角擦了一下，抹了一把脸，依旧笑嘻嘻的。
“为什么找我？”
阿胶的理由是，乖乖学生不会和他一起不务正业。而且，像她这种有点叛逆画得又好的，不多见。
后来她和阿胶就渐渐熟悉起来，因为专业一样，于是两人常常一块去看那种免费的展览，每人带几块饼干，就能在展馆里面待上一整天。晚上展馆赶人，阿胶就骑着摩托车，带着她，驶过了跨海大桥，请她去学校旁边的牛肉火锅店吃饭。那段时间别说，跟着阿胶，她吃得好极了，天天牛肉羊肉火锅，啤酒一箱一箱吹，烟随便抽，便暂时离开了外卖。但是后来阿胶不知道怎么弄的，和她舍友好上了，再后来，她舍友忍受不了她和阿胶走得越来越近，又闹了脾气提出了分手。她舍友天天在宿舍哭天喊地，吵吵得整个宿舍都睡不着，阿胶对此反而无动于衷。
她说：“渣男。”
阿胶点燃了嘴里的烟，吸了一口，吐着烟雾，手里拿着画笔，说：“一切为了理想，致敬我们伟大的理想。”
然后两人就开始为创业这件事筹备起来。阿胶去找人租房，她负责把方案写出来。为此，她还早起了两天。绞尽脑汁，写了一本策划书，两万多字，用订书机装订起来，第一页明晃晃写上“创业策划案”五个大字。两人相约在学校楼下的烧烤店，她把策划书给阿胶看，转头点了几大把肉串和一箱啤酒。她记不得那些烧烤的味道，也不记得阿胶在此之前说了什么话，只记得店里很嘈杂，像是有人在吵架，啤酒瓶盖被撬开，掉在地上弹了几下就不动了。那天阿胶读了好久，翻页声沙沙作响，过后，拍手叫好，他的嘴里叼着烟，眼睛闪闪发光，说：“做成了我俩就都是工作室的创始人，多刺激。”
她笑笑，给阿胶的塑料杯倒满了酒，又给她自己满上。
阿胶举起酒杯说，干。
她也说，干。
几杯酒下肚，阿胶醉醺醺地说：“祝我们年少有为。”有点像电视上，李白的气势。
那时候才二十岁，年轻气盛，和阿胶两人真的说干就干，啃了大半个月泡面，都贡献出了生活费，连因为装在衣服口袋里忘记拿出来的皱巴巴的几十块钱，在洗衣机转了好几天也被掏出来了。凑了半天凑出了几万块，租了一间八十多平米的废弃水泥房。他们花了几天把画材从学校运到水泥房里，没钱装修，就简简单单把画架摆在房内的两边，她的在左边，阿胶的在右边，中间隔着一张桌子，上面放着开封的颜料。于是，就这样成立了他们的一家小型独立工作室。
他们早上上课，没课的时候就跑出去兼职挣创业资金，啥都干，洗碗工，销售员，服务员，画室助教。晚上她踩着辆自行车，阿胶骑摩托，两人一起去工作室画画，画到凌晨，就睡在水泥地上。夏天还好，水泥地挺凉快，冬天就难受了，没暖气，冻得两人鼻涕直流，晚上睡觉都缩成一坨。工作室有天跑来了几只野猫，有时候他们从学校带出来一些剩菜，就喂给它们吃，后面这几只猫总来，有时候还会带着它们的伙伴，就顺带养了起来。几个月后，两人逐渐有了自己的作品，便到处投稿参展，有时候会遇到一些主办方，看他们年纪小，就骗他们，展完的画拿不回来，还陪了个画框钱，有时还要倒贴运费。
好在第一年，宣传得很到位，参加的比赛也够多，阿胶的作品在网上火了，在圈子里有了点名气，于是便抓准时机制作了一大批手工和周边往外推广，一年下来收入可观，存了点钱。于是两人自己又买了油漆和木板，自己设计，自己组装，把工作室翻新了一遍，又装了空调，这样一来工作休息起来就舒服多了。那一年她和阿胶才大三，二十一岁。有天两人决定办首个个人画展，商量了整个晚上，最后决定就在他们租的水泥房的铁门上挂了一条红色横幅，金色的字，写着“年少有为”，作为这次展览的名字。简简单单，以致敬他们始于简陋水泥房的梦想。然后两人开始往外发布传单。
开展那天整个水泥房挤满了人，基本上是他们在学校的同学，也有在街边买菜的老年人，看到俩小娃娃弄了个贴满画的房子，提着菜篮子就进去凑热闹。展览的那几天，印了几百张明信片被一抢而空。蹭了阿胶的人气，她的其中一幅画被人买走了，卖了五千二。那是她人生中售出的第一件作品。
展览结束之后，有三个毕业生跑来问他们工作室还招人吗。里面有两个搞雕塑的和一个画国画的，字里行间都在说，都是年轻人，要互帮互助。她和阿胶对视一眼，说来嘛。之后约了个时间，几人围在一起，她和阿胶被这几个年纪比自己还大三四岁的人推到主位上坐着，干杯的时候酒杯还要比人家高一个头。几个人商量了半天，决定注册了一个帐号，名字就叫做：年少有为——工作室。
那年过年，她回家了，用卖画的钱给爸爸妈妈和弟弟发了红包。亲戚们都夸她年轻有为。她谦虚道，没有没有，是我们团队另一个人带起来的。其实她说的都是实话，阿胶确实比她强很多。嘴巴比她甜，比她更会解读自己的作品，家里比她有钱，画得也比她好。这一年她很少有脱离开阿胶自己做决定，这一切都是事实，只是有时候她不愿意承认而已。
第二年，他们开始尝试在工作室里做招生，开成人培训班。一开始行情还不错，断断续续有人来报名。正好这一年她和阿胶都在忙于毕业的事情，后面就很少光顾工作室了。有天她抽空去了趟工作室，看到工作室又多了好几个新面孔，一问才知道是里面有人私下带他们进来了，吃喝拉撒全在这。教的又不认真，学生全跑了。
回到宿舍，她翻来覆去死活睡不着。跑到楼下自行车一蹬就去到工作室，大半夜，踹开了工作室的门。
她在气头上，一开门看到人就说，工作室一开始租的时候就没想要招这么多人进来，现在搞的像收留所一样，妈的把这儿当作不要钱的住宿了是吧。此话一出，下面几个人都不爽了，里面一个男的大声说，他们要是不在，你和阿胶不在这一年这工作室早他妈糊了。她听了更气了，抬起手就朝那男的脸呼了一巴掌。那天她和工作室里的一个男的打了起来，虽说她是女的，但一米七多的大高个儿在那男的面前也毫不逊色，打得有来有回。阿胶接了电话赶过来当和事佬，他说他请大家吃顿饭，喝顿酒，大家说开来这事儿就过去了。她气呼呼地说，过不去，谁爱过谁过去。说完就头也不回地走了。留着屋内的几盏灯微弱地呼吸。
她跑去江边吹风，越想越觉得委屈，打了个电话给妈妈，但是一看时间已经凌晨一点多了，想着妈妈可能已经睡着了，就又挂了。抬头看，月亮被黑色的云挡住了，显得黑的更黑了。
隔天，妈妈发微信问她怎么了。她打了一大串文字，最后还是都删了，说没事。
最后一次见阿胶，是大学毕业后的第一年，那一顿散伙饭。源于那天在搬工作室的时候，阿胶说做事情还是要有始有终，有些事说不开就算了，但我们要给自己一个交代。她被说服了，但那一顿饭她一句话都没说，阿胶说了什么她也没听清，只记得当时几个人围在一起埋着脑袋一直抽烟。
中途和她打过一架那哥们一句话没说，抽了一包烟就走了，还顺便带走了画国画的妹妹。她冷笑，说，就知道他俩有事。
那件事后，工作室的人心不齐，也不好再开下去，阿胶家也开始催他回家结婚，解散这事好像也是必然的结果。同行相轻，大家互看对方不顺眼，也没有什么话可说了，喝了几杯后，说了些类似于“有缘再见”“未来一切顺利”的客套话，就都收拾东西走了。饭桌上，只留下了她和阿胶两人。
阿胶玩笑说，要不咱两凑合着过吧。
她说，滚。
那天她喝得烂醉，趴在桌子上，嘴里念叨着理想。
那顿饭，阿胶身上的零钱还不够付饭钱，还是问他的父母借的。
阿胶把她抬回工作室。第二天一大早，她看着阿胶把颜料，画笔，刮刀什么的装进塑料袋，挂在画架上一起扛走了。走之前阿胶问她还会继续坚持搞下去吗。没有说清楚搞什么，但是她知道。
她是最后一个离开水泥房的。整个房子空空荡荡，这时候总是会想起刚开始和阿胶一起做的时候，那就像一场梦一样。
她其实挺懦弱的。只是她一直不愿承认，可是有时候又不得不接受这样的现实。不知不觉已经毕业一年多了，大学的很多同学都结婚了，有了自己的家，变得没那么的自我，没那么的自私，大多数比她成熟稳重许多。有一年，邻居家的姐姐结了婚，她妈妈很高兴，敲开他们工作室的门，那天工作室只有她一个人在，于是她妈妈把一大把喜糖塞在她的手里。她妈妈或许是出于好意，询问她什么时候结婚。她没有回答。
磨磨蹭蹭收了好久，走之前她问房东要不要他们画的那些画，她说他们可以便宜卖他。房东把头摇了再摇，说算了他用不上。终于，直至走的时候将几打沉甸甸的画卖给了收废品的，卖了十块钱八毛九。只因为，她带不了那么多的东西上火车。
合办工作室这事已经过了好久了，等她反应过来已经和那群人没了联系，社交媒体上大家一起注册的帐号被注销了，再也搜不到这群年轻人的名字，只剩下朋友圈会时不时为彼此的成就点赞。至于是否真诚，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她到底还是放不下。工作室黄了之后，兜兜转转来到杭州又把这两年的存款全部拿出来，问朋友用了友情价租了一间小型的工作室，靠近公路，每天都能嗅到汽车尾气。兜里只剩下了一千两百块。独自把一车一车的废品垃圾拉到屋外，又把一车又一车的颜料和画笔搬进屋里。往窗台放一盆绿萝，把工作桌拖到房间里最显眼的位置，那是她创作和吃饭的地方。结束一切后自我安慰说现在年纪大了一点，有经验，会避一些雷。但其实还是和年轻一样，拉不下脸去接流水线似的低水平画稿，高水平的人家又看不上她。幻想着还能像以前一样在某一个比赛一举成名，但一批又一批的年轻艺术家涌入市场，比她更年轻，更有想法的人越来越多，她很难再从中找到位置立足。后来她终于承认了她的手头功夫是挣不了钱的，就决定不用它赚钱了。
转头朋友介绍去了一家画室当老师，教小孩子画几何体。早上八点上班，晚上十二点下班，一个月八千。画室来了个兼职的大学生，靠着一张有点名气的美院录取通知书，大一就拿着和她一样的工资，老板总是在她面前夸那个大学生年少有为。她不说话，总是笑。上课的时候她和那大学生被分在了同一组，大学生看到她会称呼她作老师，她顺势而上，给那个大学生讲了她以前有多么多么优秀，有那么多人夸她年轻有为。日复一日，手头功夫没见长，吹牛皮的功夫一日比一日高超。半夜回到租房，点着烟靠在沙发上，就会开始反思白天说的话，会懊悔怎么那么管不住嘴。她看着靠在墙上落了尘的画架，有时候就像看到了老朋友。情绪起来了，嘴里叼着烟，抓了画板夹在两条腿中间，拿起炭条就开始画。
有时候会睡不着，索性熬了一个通宵，想了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事情，画了一半有画不下去了，不知道自己要表达什么，又有什么资格去表达。但是有时候又能画得很顺，画完心情就能舒畅很多。但不管怎么样，第二天又要顶着一双黑眼圈乖乖去上班，尽管心脏会抽痛，但她已经习惯了。
有时候给学生改画，聊到梦想的时候，会有学生问她，学画画会不会没有前途？
她摇摇头。说，要看命。看你命里的“前途”是在什么时候显现的。有可能在你很年轻的时候，也有可能要到你死了人们才想起你，就像梵高那样。
“那你有没有梦想？”学生眨巴着眼睛问她。
她笑了，说：“有啊，肯定有啊，人到了一定年纪，梦想就变得越来越可贵了。”
近几年她跟随大流重新在网上玩起了各种社交软件，刷着网上那些一发就爆的画，而自己的流量多半只停留在两三位数的浏览量上，其中还有一半是自己看的。她把一切的原因都归结于，她二十九岁了，和那些年轻人争不来。
这几年妈妈打来过好几次电话，说家里已经给她安排好了一份工作，让她回家吧。她总是推辞说，她过得很好，不用担心。但其实这几年她过得一点也不好，视力因为用眼过度导致近视更加严重了，每天打零赚钱养自己和那一堆不值钱的梦想。对于她的作品，看懂的人屈指可数，有时候会遇上与自己观念相似的人，最多也就觉得相见恨晚，然后花了大几千请人家喝酒。尽管如此，也极少会有人会愿意出钱购买她的作品。可是她有时候又很不甘，所以一直不肯放弃每一次的比赛机会或者售卖活动，想着多参加几次，总能够混个眼熟。这么多年，她唯一一点不愿意接受的就是妈妈说的“家永远都是你的港湾”这句话，并不是讨厌，只是觉得，自己长这么大了，总是要靠着自己混出一点成绩。
妈妈总是说，你还年轻，你还有时间。累了就回家来休息一下。
她总是说好。但没有一次成功兑现。
她当然知道她还年轻。
可是事实是她已经快三十岁了。人们说“三十而立”，是自立于社会，是有所成就。她并没有感受到“立”，她感受到的反而是一日不如一日活跃的思维，是还没结婚而面临大龄剩女的危机，是稍微吃点油腻的外卖就拉肚子的肠胃，是一夜没睡好心脏就抽痛的身体，是坐久了会酸痛的脊椎和不抽烟就难受一天的肺。也不知道身边的姑娘如果知道她现在并没有看起来那么成功，能够知道她的名字也是她无数次被埋没后侥幸浮现于水面的一次，而她也并不是人们口中所说的年轻有为，年轻的成就只是因为身边有了他人的扶持。这样的话，又是否还会要她的微信，是否会邀请她一起合影，又是否会给她巧克力。
……可是现在的她羞于谈论理想。而年轻人永远不会羞于谈论理想。
她总是有无数个理由可以反驳妈妈，但是妈妈还是总说，累了就回家。
高铁快要到站，她猛然惊醒，将滑落于地上的围巾捡起，借着窗外投进来的夕阳将上面的灰尘拂去，细细地将其折叠好放在椅子上，起身去了厕所。车厢内的人与早上不一样，变得格外安静，像只猫，衬得空气那么的清冷。
手机里显示的定位变了，一切虚幻就像一场梦一样。
她真的回家了。
下了车，一脚踏进柔软的泥土里。她的家在一个小山村，小道隐藏于野草之中，走过去大概二十来分钟。近些年来听妈妈说村里的人将那条小道清理了出来，变得开阔了些。
下着小雨，但她没有打伞，抽着烟，只是慢慢走着。直到雨慢慢变大，她才加快脚步，跑了起来。快到家门口的时候，她把手里的烟掐灭，弹了弹落在自己身上的灰，把衣领整理好，拿出纸巾，轻轻擦了擦身上的雨水。
妈妈打电话问她到了哪，玩笑说是不是忘记回家的路。
她说，不是的妈妈，我快到家了。
通往家里的路，儿时和一群小屁孩跑了一遍又一遍，远远就可以看见妈妈围着围裙站在门口招呼她回家吃饭。梦里见了很多次的画面，怎么可能那么容易就忘记了呢。
这一次，妈妈就站在门口。她看到大门被翻新了一遍，刷了一层崭新的漆。妈妈把她推进了门，打开鞋柜，里面总有一双是属于她的。把行李卸下，她进了卧室。卧室一尘不染，被爸妈收拾得很干净，床香香的，就像她离开家乡只是昨天的事情一样。
是的，她还年轻。
她把大衣脱下，抖了抖，叠好放到飘窗上，说，好久没有看到这么大的床了。妈妈，我好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