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左脸有一道深深的疤痕，全是因为13年前我4岁时候的一次意外。还记得当时就那么一阵晕眩，眼前一黑我就倒了，顺手把茶几上的玻璃杯打碎在地，于是左脸就这样朝着那满地的碎玻璃栽了上去，一阵钻心的疼痛袭遍全身。醒来后的我已躺到了病床上，旁边一盏大大的灯照着我，一个穿白大褂的叔叔在乒乒乓乓地摆弄着东西，我听见妈妈打电话的声音：“你能回来吗？楠楠现在正准备做急诊手术”白大褂叔叔问：“谁签字？孩子他爸呢？”妈妈拉着我的手，啜泣着回答：“在山里哪，我刚给他打过电话了，赶不回来。”

爸爸？我迷迷糊糊地想着，他好像总不在我身边，不过每次回来他都帮我检查作业，然后在作业本上留下他漂亮的值得我向伙伴们炫耀的签名。可是现在，我做手术这么害怕这么疼，爸爸，你在哪儿啊？

医生说任何时候不能压到伤口，于是连续几天，妈妈就这样把我抱在怀里，白天黑夜的也没个人换换手，肩膀都肿了。我想，要是爸爸在就好了，我一定要叫爸爸回来！可是，当我气恼地拨通爸爸的电话时，一阵心疼的声音传了过来：“楠楠，这几天天气正好，爸爸要带着农户抢种烤烟，耽误了农时错过了最佳栽种时间，他们一年的收成就没有了。对不起啊，好孩子。”当时的我既委屈又想不明白：爸爸不是当着副乡长吗，怎么也要下地去干活？后来我才知道，爸爸所在的通红甸彝族苗族乡是全国第58个重点扶贫攻坚乡，那时候通红甸人唯一的经济来源只有烤烟。妈妈说，跟农户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只是爸爸工作的一小部分，他的使命，是要带着全乡人民拓展经济产业，共同致富，让那些跟我一样大的孩子，像我一样吃好吃的、穿好看的、念好多的书。在山沟沟里的农户与我之间，爸爸选择了农户，但我知道，其实他是爱我的。

5年前，我12岁，爸爸调来了县林业局。一天夜里12点，刚睡下，爸爸手机响了，接完电话他就匆匆忙忙地走了。第二天晚上，灰头土脸的爸爸回来了，听他说昨天夜里是盘溪村委会林区发生火灾，刚抢险结束。不等爸爸跟我们再说什么，又一个电话打了进来，这次，他走得更匆忙。半夜里，我被妈妈痛苦的呻吟声惊醒，只见她捂着肚子蜷在地上，脸色发白，冷汗直流。吓坏了的我赶快给爸爸打电话，可怎么都打不通。最后，妈妈被同事送去了医院。3天后，爸爸终于回来了。推开病房的刹那间，我差点认不出他就是我爸爸，脸上黑漆漆的，头发乱蓬蓬的，全身脏兮兮的，还散发着一股焦臭味儿。“爸，你怎么搞成这样子？眉毛都不在了。”爸爸拉着手术后还很虚弱的妈妈的手，疲倦地说：“东山林厂那，一个村民烧田埂，结果把山都烧了。我和打火队员拿着铁拖把跑到火源前头，想把火源掐断，可是风太大了，火苗借助风势跳火，大伙不是眉毛没了，就是头发焦了，这三天三夜总算把林场保下来了。”我很想问问爸爸，为什么公家的电话一打就通，我和妈妈每次有事情要找他的时候就变成无法接通了？可是，就在爸爸那没有眉毛却依然英气逼人的脸上，我分明看到：在集体利益与妈妈之间，爸爸选择的是集体，但我知道他心里是深深爱着妈妈的。

2年前，我15岁，爸爸调到了县交通局工作。中秋节那天，一位叔叔拎着大包小包的土特产来到我家，还硬要塞给爸爸一个厚厚的红包。看到爸爸婉言谢绝，并礼貌地送走那一脸迷惑不解的叔叔后，我问：“爸，他为什么给你红包？”爸爸说：“我最近负责华盘二级公路建设的路基工程，他是一个项目的老板，打不通电话就直接找到家里来了。”这时我才明白，为什么逢年过节爸爸的手机总是关机。爸爸告诉我，随着西部大开发和云南省桥头堡建设的推进，交通局作为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部门重任在肩，但往往路修好时，一些人也倒在了金钱的诱惑下。爸爸说，我家五口人，有3个是党员，你爷爷做了27年的生产队长，你奶奶也干了10多年的妇女主任，你现在虽然还是学生，但也要记得你爷爷奶奶常对我说的话，做人要对得起生养你的土地，要对得起党和国家，如果有机会，一定要为父老乡亲办点实事我想起从小到大，我的家是饭馆也是旅馆，来找爸爸办事的大多是赤脚泥巴的乡亲，在我家吃在我家住，遇到家庭困难的村民，爸爸还经常取出自己的工资接济他们，有一次他甚至连我的压岁钱也挪用。在金钱与清贫之间，爸爸选择了清贫，但我知道，其实我们那个看起来朴素简单的家，是最富有的。

今年暑假，爸爸带我回了趟山沟沟里的老家。走惯柏油大道的我爬不惯高山陡坡，累得汗水直流。爸爸看着我意味深长地说：“楠楠，家乡的山太高了，我们要稳稳当当地走好每一步，走到山外的世界去；家乡的山又太重了，这么多年，不管我走到哪里，我始终不敢忘记自己是从这里起步的。”望着那一座座连绵不断的高山，听着爸爸语重心长的话，17岁的我终于懂得了爸爸的选择。家是我的家，国是我的国，在这片我热爱的土地上，有千万个和爸爸一样亲切的形象，有千万个和我们家一样普通的家庭，他们以朴素的情感，朴素的忠诚，朴素的行为，执着于大山，扎根于土地，只因为，高原与大山，是每一个云南人心灵的根；高原与大山，是每一个云南人信仰的家园；高原与大山，是每一个云南人忠于信仰忠于灵魂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