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月的学校是没有食堂的，中午回家吃了饭便往学校走。学校的大门原本正对浮玉桥，因为临时修路，校门改到沿河而行的南面。远远地，玉如就看见河边聚集着很多人。还没走近就看到河滩上有一个弃婴半陷进淤泥里，弃婴的身上和周围，都是围观的小孩们扔的石头。一个推着自行车的中年男子正在驱赶扔石头的男孩，他身后的另外的男孩，却哄笑着从不同的方向将石头扔向弃婴。弃婴身体扁平，一些地方已经被石头砸陷进去。
接下来的十年里，这个场景常常从玉如的脑海里翻腾出来。在她的记忆里，北明河里每年都会或被动或主动地收走一些弃婴和儿童。
北明河最好的河段叫北明堂，河水到此环绕半周，围出一道得天独厚的低洼平原，不但外形像元宝，更是聚集达官显贵的宝地。六百年前，那里就是状元府邸。在地无三里平的年代，北明堂就已经河埠码头通达，富庶一方。后来国民党高级将领又将欧式小别墅建到这里。国民党撤到台湾后，这里成了新中国政务办公要地，省长副省长也都在居住在连成片的别墅里，由紧邻驻扎的部队对整个区域站岗值守。在从别墅二楼露台往外看，围墙外整齐的两排法国梧桐树根相抵树冠相握，掩映着一条平直宽阔的柏油路。再往外，潺潺的北明河清澈见底，鱼儿在水里嬉戏的身影晃动在水波里。
这条幽静的柏油路，和被隔在外墙的北明河，表面上风平浪静，其实是暗藏杀机。除了河滩上那个被扔石头的弃婴，还有几次，玉如都看见顺水漂来的弃婴。有一个弃婴双臂被斩断，缕缕血丝还从断臂处往外渗出，在水中渐渐散去。而法国梧桐树下的弃婴，都包裹在襁褓里，掀开襁褓，还能找到孩子的出生年月。但在七十年代初期，天色擦黑父母呼，一个家里涌进来七、八个子女都算少了，全是挤在父母身边等着吃饭的人，一锅饭里一半米一半苞谷沙，一只碗里也只能盛上大半碗，盖上几片粘了点油星的菜，每只碗最后都会被捧着它的孩子舔得干干净净。孩子们都长着菜青色的脸，豆芽般纤细的身体。好多父母是记不住自己孩子名字的，他们把孩子按顺序排，从老大开始喊到老十一、老十二，孩子们就堆满一屋。家家的负担都沉重不堪。
已经是深秋了，风吹得紧，法国梧桐的树叶大片大片地翻飞着落下。有一天放学回家，玉如看到一个背篓放在梧桐树下，里面发出细微的类似猫叫的嘤嘤声。隔壁的老婆婆走在她前面，掀开盖在背篓上拼布小棉被，叹了声气，又将棉被盖好，摇了摇头离开了。那天晚上下雨了，第二天清早，玉如上学的时候，清理垃圾的工人已经在收拾背篓，他揭开湿漉漉的小被子，看了看里面，说了声造孽呀，连同背篓一起，抬起来扔进垃圾车里。玉如听见背篓压在枯叶上的沉闷声，感觉到寒气森森。
如同看见河里漂流的弃婴，庞玉如也已经很多次看见放在梧桐树下的弃婴了。北明堂很长一段时间都是扔弃婴的首选地，就冲着玉如这样不富裕的家庭，至少是能够吃得饱，还能每年穿一套新衣，女孩子辫子上还能扎对蝴蝶结，省一口饭，也能多养活一个孩子的，更何况刘司令家这样，陈阿姨还不时亲手蒸上一屉白面馒头给邻居送来，两个女儿如花似玉的美好。冲着这个，谁家拾个弃婴都能给孩子留条命了。
小院是省委大院中的一个小分子，呈“山”字型。刘司令家是“山”字正中的一竖，庞玉如家是“山”字的那一横，另外两家则是两侧的短竖。“山”字那一竖是要上十几级台阶的大别墅，无论是铮亮的红木地板还是厚实柔软的地毯，都遗留着当年国民党高官的生活气息。刘司令怕吵，他在家的时候，连猫都是弓着身子用肉垫子走路，一家人轻言细语不打搅他休息，他不回家的时候，刘姥姥会让玉如们到家里看电视。玉如和哥哥姐姐进门前，先在台阶上跺掉鞋上的泥土灰尘，再在门坎外脱鞋进去。电视机在客厅里，客厅的地毯铺到沙发下抵到墙角，沙发又大又软，但玉如和哥哥姐姐们从来不深坐，那样就不能把穿着露着脚趾的袜子的脚藏进沙发下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