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顶门立户过日子之后，才知道了撑起一个家多么的不容易，也才深悟了父母养育自己的艰辛，觉得自己应该对父母有所回报了。
结婚几天后，妻子买了一兜儿不知叫什么名字的小海鱼儿（现在猜着是小条的塌目鱼），梭形，很扁，不适于炖而适于炸。可那时供应的油太少，我俩一个月才6两，当然舍不得用它炸东西，遇到该炸的一律改为煎。这兜小鱼儿煎了后味道尚可，我们觉得应该让父母也尝尝，就给他们留了一半，其实也没多少，也就几条。
第二天早晨上班前，我特意早起40分钟，去给父母送鱼。到家时大杂院的院门还插着，看来我来得太早了，院里还没有人起床。我不想大声叫门，吵醒全院的人，就用钥匙拨开了门闩，然后把煎鱼放在了我们家的厨房。放好后，轻敲父母的门，告诉他们我送来几条小鱼。
之后，我就去上班。他们对鱼的评价不得而知，但我觉得鱼虽不多，可表达出了我俩的心意。
大概在我们把日常生活安排妥当，日子基本步入正轨之后，妻子提议，请父母来家吃顿饭。这正合我意，我们便在当晚去邀请了父母。他们也很想来看看我们日子过得怎么样，就高兴地同意了。时间定在了星期四。
星期四一早，我们就去新市场采购。
那时候不光挣的钱少，市场上的东西也匮乏。记得妻子曾在棉纺厂副食店买回过蛋糕，那蛋糕上面没有什么油，又干又硬，感觉用它生火准是好材料，可我们还拿它当宝贝。那是副食店的人特意给她留的，一般人还吃不到呢！妻子所在的百货商店和那个副食品商店是邻居，他们手中都掌握着紧俏的物资，所以经常互利互惠。比如，妻子的商店就有中华牌的牙膏、难买到的肥皂、便宜的布头，有装雪花膏的大玻璃瓶子，这都是一般人难以弄到手的东西，所以，那些手中有其它小资源的人，也会想着她们，以便交换他们想要的东西，比如，二医院的大夫，就和她们这些售货员是朋友。
新市场的商品也不比其它市场丰富，我俩转了一圈儿，也就只买了些家常菜。好在我们的肉票还没有动，保证了餐桌上不缺少荤腥。
我知道父亲爱喝两口，想给父亲买瓶酒。可我还没有自己买酒的经历，不知什么酒好喝不贵。商店里有保定产的“一亩泉”，据说是河北省优质酒。可我从没有看过父亲和全哥他们喝过这种酒，就觉得它算不上好酒。于是买了瓶两块多钱一瓶的外地酒，什么牌子没记住，反正比“一亩泉”贵，还比“一亩泉”装帧漂亮。
买回东西之后，我俩赶紧加工。正忙活着父母来了。母亲让我去跟父亲聊天，她亲自下了手。菜炒好了，就是很一般的几个菜，可父母还说不错。买的那个酒，父亲也说不错。我陪着父亲喝了酒，由于不会喝，也不知到底好不好。
饭后，父母又嘱咐了我们一通，才回了家。
俗话说，哪有马勺不碰锅沿儿的，我和妻子结婚后也常为一些莫名其妙的小事打架。
结婚之前，我俩只翻过一次脸，大概是在1977年年初的时候。那时已打完了结婚要用的家具，大部分就摞着放在了我住的小东屋，挤得屋里只剩下个放椅子的地儿。晚上的时候，小津去我屋里玩儿，我盘腿坐在小床铺上，她坐在椅子上，面对面唠嗑儿。屋里有打家具剩下的小木棍儿，她拿起一根敲着我玩儿，看着我乱躲，她开心地大笑。我喊：“行了！行了！”她也不停手。乐极生悲，木棍“梆”地一声打在我头上，这下可真打疼了。她似乎没有发现下手重了，又是一棍打过来。我本能一搪，不但搪开她的小棍儿，还打到了她的身体。她可能也感觉疼了，一下子翻了脸，对着我一阵乱敲。我也翻了脸，跟她吵起来。
听到我们的吵闹声，母亲和全嫂过来把她劝出去。第二天，我俩又好了。
在兵团时，我俩也闹过一次意见，也是在兵团唯一的一次。原因是什么怎么也想不起来了，记得好像就要闹崩了似的。可后来又好了，怎么好的也记不起来了。
可结婚后很短的一段时间内，我们就吵了3次架。
第一次是“勺子与筷子”之争。那是我俩第一次蒸包子吃，韭菜鸡蛋馅。我做的馅，用筷子拌好后，就把筷子放在馅里让妻子包。她在兵团时曾帮过厨，会包包子。她看我只在馅里放了筷子而没有放勺子，就教育我，包包子要用勺子。那时候我认为我哪方面都比她懂得多，不以为然地说：“我怎么没看我妈用过勺子啊？”后来我才知道，肉馅可以用筷子，素馅应该用勺子。素馅太散，用筷子不好夹。可她没给我这么解释，而是说：“哪儿那么多废话？告诉你用勺子就是用勺子！”我的自尊心受到伤害，虽然对母亲是否用过勺子已不敢确认，但嘴上决不服软，坚持说：“我们家吃了那么多包子，都是用筷子包的。”
她生气了，把馅里的筷子扔到地上，用勺子包起来。包子熟了，我俩谁也没有说话，赌着气吃包子，成了名副其实的气包子。
第二次是“贱筋与脆骨”之争。有天晚上临睡觉前她揪我的耳朵，非说耳廓上的软骨是“贱筋”，我心想里面明明是骨头，怎么能说是筋呢？就说那不是筋，是脆骨。她看我认真，更得意了，一口咬定就是“贱筋”。我觉得她缺少生理知识，应该补课，就很认真地和她讲，那是软骨，就是我们平时吃肉吃到的那种小脆骨。我的喋喋不休不但没有激发起她的求知欲望，反而让她烦了，她生硬地说：“什么脆骨？就是贱筋！”我看她这么不虚心，也生气了，说：“什么文化水平，不懂装懂！”她一听我把事儿扯到了文化水平上去，脸色大变，说：“告诉你是贱筋，就是贱筋！”然后躺下就睡觉了，再不理我，我怎么哄都没用。
第二天，我俩谁也没理谁，就各自去上班。到了厂里我那个别扭劲儿过不去，就跟工友们说了这事儿。人们都说，人家跟你逗着玩儿，你给人家讲知识，你有毛病？她不倔你倔谁？
直到2010年工友聚会时，吕工友见了我的第一句话还是：“是脆骨？还是贱筋？”
第三次是因为我没有和她推车同行。
婚后她上班不那么远了，就把自行车还给了婆婆，改为步行。如果我俩一起出门我就带着她。那时的交通规则也不允许带人，但只有交通岗的警察管，路上没有人查。以往交通岗的警察看到带人的就是大喊：“带人的下来！”只要你给他面子马上下车，他也就放行。至于你过了岗又蹦上后衣架，那就是下一个岗楼的事了。那时公共交通不发达，人们出行就靠自行车，警察也睁只眼闭只眼。
可不知为什么这种人性化的管理方式后来给取消了，改为烦人的现场教育。警察要让你学交规，背交规，做检查，三折腾二折腾就得耽误二三十分钟。我俩脸皮薄，不愿听警察数落，也怕耽误时间，所以绝不带人过岗。一般都是骑到离岗楼二三十米的地方她就下车，我推着车和她一起步行过岗。
可有一次我走了神，她下车后我没下车，而是一直骑到了韩村路口的红灯那儿。等绿灯亮了我回头看她，她竟然还站在下车的那个原地。我不知出了什么事，赶紧骑回去。只见她一脸不高兴，看我回来连理都不理，我问什么都不回话。我很生气，可又不好发作，因为是我没陪她一起走，冷落了她。我只好像哄小孩一样地哄她。好话说了一箩筐，她才跟我走了。
婚后我们面临着一个重要的学习任务，就是做饭。虽说妻子和我都曾在兵团帮过厨，但都是给炊事员打下手，不但没炒过菜，连主食也没有单独做过。我上小学时曾帮母亲做过饭，那就更是瞎凑合了。所以开伙后哪样儿也得摸索着干。
先说炒菜，因为看过父母炒菜，知道是先放油，再放葱花，再放洗净切好的菜，最后放盐，所以步骤倒也差不了，就是炒出来不香。一开始以为是油放的少，可想想父母家和我们供应的油一样多，才觉得是火候掌握得不好。
对于火候掌握不好的原因，开始我觉得是煤油炉火力太弱的关系，因为菜放到锅里翻炒时，不但没有飞火，连咝咝响的声音都没有。可后来改为煤火炉，菜照样炒得不香，我才知道与我们的技术有很大关系。我俩最发怵的是炒肉，每次炒得都是又老又硬，让人觉得浪费了可惜了的材料。也跟父母取过经，可再炒还是不行。此问题直到我二线之后，有了时间，有了闲心，经反复试验，才最终得以解决。
那时，我们上班很忙，对饭菜的要求很低，熟了就行，没有心情去细品菜味儿，倒也没有感到多么不可口。
再说主食，那时供应的粮食以玉米面为主，做主食主要就是蒸窝头、蒸饼子。其实二者没有本质区别，就是形状不同而已。这玩意儿我上小学时就做过，没有多大难度。开水烫面，然后团成底部带眼儿的圆锥形，或团成牛舌形，放上蒸锅蒸即可。它对火候要求不严格，就是熟了再多蒸会儿也无所谓，所以我俩都能把它做好。可蒸馒头蒸包子就要劲儿了，我俩是总蒸不好，多数是发不起来。那时粮食定量供应，不管蒸成什么样，我们也一口都不敢浪费。
当时，河北省的主副食供应都是比较差的，在全国都有名。当时的顺口溜是：“想吃粮、找紫阳，想吃米、找万里，想吃鱼和肉，别找刘子厚。”（刘子厚当时是河北省的省委书记）
那时改善生活，就是包饺子、擀面条。还别说，这两样我俩做的还都不错，这得益于在兵团时炊事班的权力下放。兵团改善生活也是包饺子、擀面条。包全连的饺子，擀全连的面条，炊事班肯定忙不过来了。忙不过来他们索性就不忙了，让各班自己做，这样我们兵团战士就都学会了包饺子、擀面条。
我俩包饺子，基本上是我和面、擀皮，妻子做馅、包。她包饺子是挤，比我包得快（退休之后，改为我做馅），还好看。我包饺子是跟我母亲学的，是捏。但母亲捏得是肚大，都坐着，我捏得是肚小，都躺着。我有自知之明，所以主动擀皮。
不过擀面条是我的拿手好戏，擀得又薄又匀，切得又细又长，我常引为自豪。她基本上擀不了。
我俩都是大肚汉，供应的粮食总不够吃。我估计这与我们的副食太差有关。刚结婚时我俩手头基本没钱，很少买副食，就是死啃那点儿定量的粮食。
在兵团时，我曾存了100多元钱，可婚前添置东西基本就花光了。我俩的工资不多，加在一起只有60多元，除了日常开支，还得继续添置一些必需品，另外还计划每月给双方父母各5元，再存下5元以备急需，虽然后来我们没做到月月向父母交钱，但还是难有余款，可见当时钱是多么紧张。
我们粮食不够吃的事儿，被她的同事们知道了，她的同事小柳主动提出让我们买她粮本上富余的玉米面。小柳的爱人是部队干部，她们家的生活水平比我们高，由于副食好，粮食就有了节余。
她们门市部的刘副主任家是农村的，经常从老家拿回些新打的粮食，有时送点儿给我们尝鲜。她家的粮食也有富余，也曾让我们买她们粮本上的玉米面。
那个年代肯把粮食让给我们，那是多大的恩惠啊！我们至今还心存感激。
我们的油也不够吃，她们门市部的王业务员能通过关系从社员手里买油，我们也就托他帮着买。那时的社员按说应该比较朴实，可也不尽然，有时买的花生油里就掺了多一半的猪油。
改为烧煤火炉之后，妻子好长时间鼓捣不好它，所以生火、擞火、封火，多由我来完成。我上小学时经常帮母亲干这活儿，基本上摸到了门道，而妻子之前从来没摸过。
我上班远，中午带饭。妻子近，就回来做饭。她中午休息2个小时，可经常做不熟饭，主要原因是弄不好火。有时我早晨生好火，上班前封上，有时不生火等着她中午生，可无论是捅火还是生火，她都掌握不好窍门，经常一个小时了还没鼓捣好火。有时到上班的点儿了，那火还没有上来，只好封上走人，饿着肚子去上班。
她也在努力学习，可鼓捣炉火这活儿一直没学好，基本上都由我来干。
（照片均来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