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黄昱宁新著《假作真时》用的是骑马钉装订方式，那么，《海外关系》一文就是骑马钉。看书脊，是一本书；摊开这本书，自然而然地，“遗忘之前”在左，“讲述之后”在右。没有《海外关系》，“遗忘之前”和“讲述之后”就成不了一本书。
假设黄昱宁这本新著的两个部分“遗忘之前”和“讲述之后”可以互为阴阳，作为“骑马钉”的《海外关系》一文本身，就有阴笔和阳笔之分。看起来是一篇因着家里的海外关系、舅公杨鹤堂而铺陈出来的文章，实质交代的是作者之所以能成为读者喜欢的样子的渊源。阳笔，是杨鹤堂、杨鹤香兄妹是如何在乱世骨肉分离又是如何在40多年后重聚、再续前缘的故事；阴笔，是杨鹤香的外孙女、本书作者在这样的家庭里得到了什么样的滋养才成为我们通过文字见识到的样子：不离不弃烦琐的日常生活，又能在余暇里用阅读、翻译、写作将自己修炼成慧黠的知识女性。
既然是阴笔，母亲家族给予作者的成长养分，就表述得有些隐晦，仅靠《海外关系》推测黄昱宁之所以能成为外国文学编辑、译家、作家乃至“小说新人”的原因，需要读者用自己的猜测和想象，好在，《假作真时》还有一些篇什，说的是作者的成长故事。
如果将“讲述之后”视作《假作真时》的阳面，这些曾经在报章上刊登过的影评、书评，因为作者外国文学编辑和译家的身份，而显出与一般影评人、书评人不一样的质地，比如视角，比如见识，比如判断。正因为这些特质，只要署名黄昱宁的书评、影评，我都会认真阅读，所以，收入《假作真时》“讲述之后”里的所有文章，我都读过，得到作者赠书后再度阅读，依然兴味盎然。只是，能成为“讲述之后”那些篇章的作者，离不开“遗忘之前”的铺垫。这个铺垫过程，当然离不开陆谷孙、傅惟慈、吴劳等老先生的谆谆教导，但是，我更喜欢“遗忘之前”里回忆故人以外的那些篇章。固然是因为回忆起自己的过往，作者的笔致更加细微和温婉，更因为作者的坦诚。
从《听着听着就老了》到《风鳗·汤团·年夜饭》，总共6篇文章我都是第一次阅读，读着读着，我突然发现，我们的少年时代在上海的活动区域，竟然有那么多重合的地方，控江新村、八埭头（不知道为什么，书里全都写成了“八大头”）、黄兴路上的8路电车……黄昱宁肯白纸黑字地写下了自己的成长与这些区域的关系，我得说，这个有勇气的写作者，如果想要在小说这个领域里深耕细作，是能够有所成就的。
为什么？金宇澄先生的《繁花》写得不就是上海故事吗？那是一本小说。尽管我们可以将写作者代入到虚构里，阅读者有没有注意到，讲述者的活动区域不是旧时上海的卢湾区就是徐汇区？就算一脚跨进了工人新村，也是被荒唐年月所迫。大概只有上海人才能体会，成长于卢湾、徐汇等上只角的孩子所拥有的心理优势，他们中的一些人成为作家以后，在将彼时的上海诉诸文字，会不由自主地将优越感流露在笔端，比如，那位家住愚园路写了几个大杨浦穷街故事的女作家。这种世俗偏见，让不少从下只角出走来的作家，一般不愿意记实自己的过往。黄昱宁毫无顾忌的书写，不仅让绝大多数读者读到了从左手边的“遗忘之前”到右手边的“讲述之后”之间的通途，更让我们可以期盼，将来留存下来的民间历史记录，不只是上只角的上海，更有控江新村、八埭头、黄兴路上8路电车的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