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河与金庸创作比较研究 杨连山2025年12月5日
摘要
二月河与金庸所处的地域迥异，二月河居住在豫西南南阳，金庸身处香港。但是二人在华语文学领域有着重要的地位，二者创作对大众文学的发展影响深远，开展对二人比较研究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以二人出身、经历、创作及共性特征为核心研究内容，采用文献研究法、比较研究法等展开系统分析。二人的核心差异与共性特征，揭示其背后的文学价值与时代意义。
关键词 二月河；金庸；创作比较；文学特征；文化影响
[if !supportLists]一、[endif]绪论
华语通俗文学进入当代后有了一个迅猛蓬勃的发展，不管是在大陆港台都呈现雨后春笋般的发展，进而进入繁荣阶段。特别是建国后，在港台以金庸、梁羽生、古老为标志性代表的武侠小说，更是百花齐放创立了不同于传统武侠小说的新派武侠小说。在大陆八十年代出现了十年文学繁荣的黄金阶段，二月河姚雪垠秦俊的历史小说代表了这一时期的最高水准。
华语通俗文学的蓬勃发展是二月河金庸的标杆性地位形成的背景，二人创作中呈现的多元文化特质有对二人开展比较研究的必要性
二月河与金庸的核心差异
[if !supportLists]（一）[endif]家庭出身：革命家庭与望族世家的迥异底色
1. 二月河：革命军人家庭的成长环境，红色基因的浸润与家国情怀的启蒙
二月河与金庸二人有三点不同，一是家庭出身不同，二月红出身于革命军人家庭，父亲凌尔 一九三六年就参加了革命工作，是资深的革命军人，一个出生入死的战士，母亲一九四二年参军，夫妻二人并肩战斗在硝烟弥漫的沙场。二月河从小就受红色基因的浸润，家国情怀在幼小的心灵中就受到了启蒙。
2. 金庸：宁海查家望族的文化熏陶，传统士大夫精神与家族文化的传承
金庸的出身于二月河截然不同，海宁查家是一个大族。海宁查氏位于浙江海宁东南部，他们的祖先出自姬姓，最早的祖先可以追溯到元朝的查瑜。查家从明朝算起，一直到清朝康熙年间，一共出了800多位秀才，133位进士、贡生，这样厉害的家族想不出人才都很难。清朝康熙年间，查家一共有5人进入了翰林院，成为了清朝的权臣，还留下了“一门十进士”的美誉。
金庸最有名的先祖是当算是查慎行、查嗣庭兄弟，查慎行本是清朝的官员，后来因为看破当时官场的内幕，弃官归乡。他之所以能够很有名望，就是查慎行所作的诗篇很厉害。查嗣庭是清朝的大臣，官至礼部侍郎。
查文清是金庸先生的祖父，他因为丹阳教案辞去官职。回乡后查文清，心境清朗，读书赋诗，着手编纂《海宁查氏诗钞》。可惜的是还没有编写完查文清就去世了。金庸从小受到家中父辈书香门风的耳濡目染，这对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极大的思想启蒙作用
（二）人生经历：军旅生涯与报界历练的不同轨迹
[if !supportLists]1. [endif]二月河：入伍参军的战士经历，艰苦环境对意志的磨砺与历史认知的积累
高中毕业的二月河参军入伍到了山西，在部队期间，找书看成了他唯一的嗜好，他由普通战士被提拔为宣传干事，最后到了连队副指导员的职位，1978年转业回到河南南阳，任南阳宣传科的科长。二月河在军队中的经历无疑对其人生观和创作观产生了深远影响。他的历史小说中所展现的深厚历史底蕴和对人性的深刻洞察，可能与他在军队中的学习和生活经验密不可分。
二月河在军队中不仅接受了严格的军事训练，还养成了严谨的写作习惯。他创作历史小说时，坚持手写，不用电脑，这种“愚笨的力量”体现了他对待创作的虔诚态度。此外，他在军队中的经历也让他更加珍惜和平年代的创作环境，他的作品往往能够唤起读者对历史的深刻思考
二月河的作品中常常流露出浓厚的军旅情结，这与他本人的参军经历不无关系。他在军队中形成的纪律性和责任感，以及对国家和人民的深厚感情，都在他的作品中得到了体现。他的故事不仅仅是一段历史的再现，更是一种精神的传承。通过他的作品我们可以看出这段经历对他的人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if !supportLists]2. [endif]金庸：求学入报界的记者生涯，媒体从业经历对社会洞察与叙事能力的塑造
金庸在创办《明报》之前，曾在多家报社工作，包括《大公报》等。在这些报社的工作经历让他积累了丰富的新闻采编经验。这种新闻工作的实践使得金庸对社会现实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这在他的武侠小说中得到了体现。他的小说往往不仅仅是江湖恩怨的故事，还融入了对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反映。
金庸的记者生涯为他的武侠小说提供了大量的素材。这种艰苦的创业经历和对现实生活的观察，使得金庸的小说更加贴近生活，充满了真实感。他的小说中的许多情节和人物形象，都可以看到现实生活中的影子。例如，《天龙八部》中的乔峰，其悲剧命运就反映了社会对异族的偏见和歧视，这与金庸在新闻工作中接触到的社会现实紧密相关。
[if !supportLists]（二）[endif]创作实践：历史小说与武侠小说的领域分野
二月河和金庸在文学创作上走的事两条不同的道路。二月河借鉴红楼梦的创作手法，通过历史小说的创作，描绘了清代康雍乾时期的历史画卷，再现了由盛转衰的历史发展规律。
而金庸在十五部武侠小说中，描绘的是快意恩仇的江湖世界，在打打杀杀中创造了一个成人童话王国。
[if !supportLists]1. [endif]二月河：历史小说的创作坚守，以正史为基的艺术重构与历史人物的深度刻画
二月河的作品具有双重魅力：一方面有严谨的历史考证，另一方面对人物内心世界有深刻挖掘。他的文字既有历史的沧桑感，又有文学的艺术美，让人欲罢不能。二月河特别注重人物形象的立体化创作，认为这是历史小说最重要的挑战。他笔下的人物或英明神武，或深沉内敛，每一个角色都跃然纸上，仿佛穿越时空与现代人对话。他的作品不仅仅是历史再现，更是对家国情怀的深刻诠释。每一个帝王的抉择都关系到国家兴衰，每个臣子的忠诚都关乎家国安危。
二月河通过其丰富的创作，为读者打开了一扇通往历史的大门，让现代人能够深入理解清代历史画卷的丰富内涵。二月河以其独特的叙事方式和严谨的历史考证，成功复活了清朝康乾盛世的历史画卷4。他的作品如同"一部恢弘的历史画卷"，用细腻笔触勾勒出清朝帝王的风云变幻，将家国情怀融入字里行间
[if !supportLists]2. [endif]金庸：武侠小说的开拓创新，侠义世界的构建与江湖叙事的艺术革新
金庸的武侠小说从早期的民族主义主题（如《书剑恩仇录》）逐步深化到人类主义主题，体现了对人性和人类命运的深刻思考。从人的命运到人性的探索：金庸的作品从探讨人的命运（如《天龙八部》）到深入剖析人性（如《笑傲江湖》），最终回归到凡俗的生活和历史本身，展现了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结合。对侠文化的升华：金庸小说从根本上批评和否定了旧式武侠小说中的“快意恩仇”观念，强调不滥杀无辜，体现了对侠文化的升华。广泛的文化内涵：金庸小说融合了佛道儒思想，以及琴棋书画、文史哲等多方面的文化元素，具有史诗风格，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体现。
[if !supportLists]二、[endif]二月河与金庸的共性特征
二月河与金庸在文学创作上有四点共同点，他们都对佛学有很深的造诣，创作的小说都雅俗共赏，都练习书法，都有着家国情怀，积极参与政事，为国为民。
（一）思想内核：佛学思想对创作的深度渗透
二月河和金庸都对佛学有很深的造诣，对佛学的研习与理解较常人更深刻，佛系思维在价值观中的有很多体现， 佛学思想在作品中有很多艺术转化，如人性观照、命运思考等主题表达。
二月河的作品不仅展现了深厚的历史底蕴，而且在创作过程中，佛学思想似乎对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二月河的散文随笔集《佛像前的沉吟》便是这一影响的直接体现。《佛像前的沉吟》是二月河在2009年出版的一部散文随笔集。在这部作品中，二月河以其独特的视角和深刻的洞察力，探讨了儒释道思想对人生的影响。书中提到，二月河在生活中似乎经历过大的阵仗，看惯了春风秋月，古今多少事，在他看来都付笑谈中。这种态度与佛教中的“空”和“无常”观念相契合，表明他对世事变迁的超脱看法。
二月河的创作精神与佛学思想的融合体现在他对历史的尊重和对文学艺术性的追求上。他在接受历史时，并没有拘泥于教科书式的干巴巴叙述，而是将一段段历史事件重新赋予了生命和情感。这种创作方法与佛教中的“慈悲”和“智慧”相呼应，他试图通过文学作品来传递对人性的理解和对社会的关怀。
在人物塑造方面，二月河的角色往往是非常鲜活的。他对每一个人物的心理和性格描写都十分细腻，尤其是在面对重大决策时的内心挣扎和情感波动。这种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深入挖掘，与佛教中的“心性”观念相联系，强调了个体意识和情感的重要性。例如，康熙皇帝的宽厚与果断、雍正皇帝的刚毅与多疑以及乾隆皇帝的骄傲与柔情，都在二月河的笔下得到了充分的展现，他们不仅是历史的缔造者，更是具有鲜明个性和真实情感的人物。
二月河在作品中常采用多视角叙事的方式，跳跃式的时间线处理，使得故事的进展更加扣人心弦。这种叙述方式不仅增强了叙事的悬疑感，也让读者的阅读体验变得更加丰富与多元。这与佛教中的“因缘”观念相类似，强调了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变化无常。通过多条线索并行展开的叙述，使得历史事件在不同人群和角度下得到了综合呈现，具有了更为立体的历史观。
佛学思想对二月河的创作产生了显著的影响。无论是他的散文随笔集《佛像前的沉吟》，还是他的“帝王系列”小说，都可以看到佛学思想的痕迹。二月河通过其作品，不仅为我们提供了历史的深度视角，更在对历史人物的刻画和事件的叙述上，展现了他卓越的文学才华和对历史的独到理解，同时也融入了佛学的智慧和哲学思考。
佛学思想对金庸武侠小说创作也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不仅体现在人物塑造和情节设计上，更融入了作品的哲学内涵和价值体系。金庸小说中主要作品全都有涉及佛教之处，佛家文化贯穿其整个创作过程。在《天龙八部》中，书名本身就源自佛教术语，整部作品深刻探讨了佛教的"贪嗔痴"三毒思想。在《书剑恩仇录》开山之作中，就借陈家洛之口，以佛家典故来阐述对天下苍生和个人利益的理解。
金庸小说巧妙将通俗小说和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紧密结合，其中佛学思想是最显著的文化元素之一。他曾在与池田大作的对话中表示：佛法的作用应当主要是勉励人们提高道德修养，克制过分的贪心和欲望，为社会及旁人的福利作出贡献。
金庸本人对佛学有深入研究和理解，中年之后集中学习、参悟佛禅。这种个人的佛学修养直接影响了他的创作，使其作品不仅具有娱乐性，更蕴含了深刻的佛教哲理。金庸小说中的佛学思想体现了慈悲、和平、息争和爱的一面，以促进人类社会的和谐合作。这种思想与儒家的仁义、道家的顺应自然等理念相互融合，形成了金庸作品独特的文化魅力。金庸武侠小说因此不仅成为通俗文学的经典，更成为了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
[if !supportLists]（三）[endif]文学风格：雅俗共赏的通俗文学典范
虽然二月河和金庸创作的小说形式上分别属于历史小说和武侠小说。但是二人咋创作风格上都呈现雅俗共赏的特点。二月河的历史小说采用通俗化的叙事表达，贴近大众的语言风格和曲折惊险情节架构，很能吸引读者。一旦开卷就爱不释手，欲罢不能。
金庸小说以武侠为题材，其作品以情节曲折、人物丰满、情感真实的特点而闻名。金庸笔下的人物形象丰满而真实，他不仅注重描述主要人物的性格与心理，还充分展现了次要人物的个性特点。这使得金庸小说中的人物具有鲜明的个性，增添了故事的魅力。金庸善于通过巧妙的情节设计来吸引读者的兴趣。他在小说中设下重重困难和障碍，使主要人物面临各种挑战与考验种曲折的情节安排让读者充满期待和紧张感，陷入其中无法自拔。
金庸小说中的爱情故事实而感人，往往充满了曲折和牵绊。他通过细腻的描写和真挚的情感，让读者深深地被爱情所打动。金庸小说中的爱情故事常常令人唏嘘，让人思考真爱的力量和对于情感的执着。庸小说中的武侠场景既有绵延数百页的大战，也有激烈精彩的一对一决斗。他对于武侠场景的描写准确而流畅，让读者能够身临其境，感受到剑光剑影之间的不凡。金庸小说中常常体现出关于正义、忠诚、勇气等积极正向价值观。他通过主要人物的形象和行为，表达了对于正义和道义的渴望与追求。金庸小说中的人物往往以勇气和智慧战胜了邪恶势力，展现出了正义最终战胜邪恶的美好愿景。
[if !supportLists]（四）[endif]艺术修养：书法实践与创作的相互赋能
二月河的书法风格稚拙淳朴，运笔用墨不花哨，浑然天成有韵味。他的书法以不临碑帖为主要特点，是一种身心的放松，是在创作之余的一种“休闲”。他的书法线条用墨时肥时瘦，没有固执于一撇一捺具体的写法，体现出一种自然流畅的美感。
金庸书法特点：金庸的书法不仅有着传统书法的精气神，而且还很好地融合了时代特点，将碑的刚强感融入其中，表现出一种大气感。他的书法字迹苍劲有力、笔锋犀利，透露着对江湖和人生的理解感悟。例如他在华山之巅的“华山论剑”题字，以及在浙江普陀山的桃花岛上的题字，都展现出独特的文化韵味和个人风格。二月河和金庸的书法艺术各有特色，二月河的书法更显自然淳朴，而金庸的书法则更具传统与时代的融合感。两位都是文学大家，他们的书法艺术也体现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个人风格。
[if !supportLists]（五）[endif]社会责任：积极参政与家国为民的担当
二月河和金庸没有直接的参政经历，但他们都有着家国情怀和民生意识。二月河在进行文学创作的同时，还是人大代表和党代表，多次参加两会个党代会，与党和国家领导人面对面对话，积极献言献策，关心国事。大到提议案免除农业税和作家著作税。小到同情引壶卖浆卖菜小贩的困苦，奖掖提携青年作家，为他们的作品写序，捐款救助贫困家庭等等。皆体现了二月河学生的大慈悲，大仁爱，大担当，大使命。
金庸先生办报创作的同时，从1985年起，金庸多次担任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政治体制小组负责人之一，基本法咨询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委员，以及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委员等重要角色，积极参与香港回归相关的制度建设等工作。这表明他在香港回归前后在政治事务、香港治理框架构建方面发挥着积极影响力，以自己的影响力和智慧为香港回归后的稳定发展奠定基础
他们的文学创作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参与和民生关怀的体现。通过作品，他们传递了对社会正义、人性善良的追求。二月河、金庸的文学创作体现了深厚的民生关怀，通过作品反映社会现实、关注普通民众命运。
金庸先生的作品不仅仅是武侠小说，更是一种文化传承和社会观察。他的作品中充满了对人性、正义和道德的探讨，这些主题往往与普通民众的生活紧密相连。金庸通过武侠世界来反映现实社会，让读者在阅读中思考人生和社会问题。
二月河的"帝王系列"不仅展现了康雍乾时期的历史画卷，更重要的是他试图还原那个时代的真实社会生活。他的作品填补了历史研究的空白，让更多人了解和关注历史，同时也反映了他对普通民众命运的关注。
五、结论
本文对二月河与金庸进行了粗略的比较，二人在文学创作及家国情怀等方面既有共同点也有不同之处。二人分别在武侠与历史小说领域达到雅俗共赏的高度，都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都注重历史背景的真实性与文学想象的张力之间的平衡；彼此之间存在高度认可但也保有独立判断的良性互动；他们以自己独居艺术个性的鸿篇巨著对历史小说和武侠小说产生了很多的推动作用，其影响是深远的不可低估的。 二零二年五月五日于绿竹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