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简与帛书初探〉石墨老人
一、马王堆简牍与帛书
1972年在湖南省长沙市马王堆发掘了一座前汉时代的墓葬，那就是马王堆一号墓。此墓墓主为侯利苍的夫人辛追。该墓出土了墓主的保存完好的湿尸，根据汉代升仙思想而作的浪漫的帛画以及大量的漆器、木俑、绢制品等珍贵文物共1000余件，同时还出土了作为这些随葬品的目录的“遣策”，共有312支竹简，竹简长度27．6厘米，全部字数达2063字。竹简之外，还有附于竹简上的木牌49件，以及“侯家丞”的封泥等。
帛书被折叠起来放在长方形的漆奁之内。帛的上下宽有48厘米与24厘米两种，都用朱或墨划有间隔6-7毫米的界栏，文字就写在栏内。内容以书籍为主，但全部内容尚未发表。据李学勤所说，有26种。一，六艺类，包括《周易》、《春秋事语》、《战国纵横家书》及“丧服图”；二，诸子类，包括《黄帝书》、《老子》（乙本）和“九主图”；三，兵书类，包括《刑德》（甲、乙、丙三种）；四，术数类，包括《五星占》、《天文艺象杂
A、《老子甲本》高24厘米，463行。熟练的草隶书风，许多地方可见到具有章草意味的点画。B、《老子乙本》高48厘米，252行。与《老子甲本》相比《老子乙本》更加强调直线的要素，具有整齐的结构。从较长的横划以及波法的末端着意的波磔，可以窥见后来所谓八分书样式的雏形。
二、江陵张家山汉简
1983至1984年，在湖北省江陵县张家山发掘了3座前汉墓这次发掘最重要的出土物是从第二四七号墓中发现的约1000枚竹简，同时出土的还有无字木牌一件。竹简按其内容，分为以下几种：汉律、秦谳书、盖庐、脉书、引书，算数书、日书、历谱、遣策。第一种有简500支，第二种200支，这两种共占总数的70％，显示了墓主生前的身份一定与法律有关。第三种是兵法书，第四、五种医书类，第七种是与占卜有关的书籍。
三、江陵凤凰山汉简
1973至1975年间，在湖北省江陵县凤凰山发掘了12座前汉墓，有五座墓的随葬品中发现有简牍史料。1973年发掘的第八、九、十号墓出土简牍约141件。八号墓出土竹简175件，
四、临沂汉简
1972年山东省银雀山发掘了两座汉墓。随葬品除陶器、漆品等95件之外，最引人注目的是发现竹简数量最多的一次。一号墓的竹简长27．6厘米，宽0．5至0．9厘米，计4942件。二号墓竹简长69厘米，宽1厘米，计32件。一号墓的竹简几乎全是书籍。根据已经公布的材料看，有《孙子》、《孙膑》、《六韬》、《尉缭子》、《管子》、《晏子春秋》、《墨子》、《相狗经》、《曹子阴阳书》、《风角占》、《灾异占》、《杂占等》12种（见《银雀山汉墓竹简·一》）。
银雀山汉简竹简出土于1972年4月，其中，一号墓出土竹简7500余枚，二号墓出土竹简32枚。银雀山汉墓是武帝初年的墓葬，字体为早期隶书，其抄写的时间，约当文、景到武帝初年。
五、居延汉简
它是指1930年至1931年由中国、瑞典学者合组的西北科学考察团，在甘肃、今内蒙古境内的汉代边塞遗址中所发现的1．2万余枚汉代简牍。1972至1974年甘肃省博物馆文物队先后在破城子（居延都尉所属甲渠侯官治遗址）和肩水金关遗址等地区掘获的19600多枚汉代简牍，其中有纪年者1200余枚，
六、武威汉代医简
因简册上无记载绝对年号，根据考古学者们的研究，初步推 断这批简的年代应届于东汉早期。简书中的文字是东汉医家手抄的一部医疗实践中的经验总结。当然不可能是书家的手迹。如果和《流沙坠简》、《居延汉简》中的字体相对比，却仍有近似的地方，字形已趋于扁势，篆意已基本脱尽，章草韵味浓厚。
七、甘谷汉简
于1974年出土于甘肃省甘谷县，据简文记载是桓帝延熹元年（公元158年）的简册，共23简，每简书写两行，用分书抄成，纵横成行，字体宽扁，墨迹清晰，笔画秀丽整齐，是东汉时期的典型之分书。此简尤其突出的是波磔很长，这种波势的放纵与东汉时的《孔宙碑》相类似。
以上所谈应为简牍时代书法墨迹的沿革。关于简牍的书法艺术，谈起来往往与历代的著名书家相联系。就汉代来讲也曾出过不少书法名家，如杜操、崔瑗、崔实以章草著称，张芝以今草著称，蔡邕以八分飞白著称，刘德升以行书著称。而王次仲有始创八分与始作楷书之说。
简牍的书法艺术
历代的书法艺术，其中大部分是一些工匠和从事劳动的人们留下来的。简牍书法，正是当时参与书写活动人数甚众的普通者所为。也是文字在实际应用活动中，与社会生活联系最为紧密频繁，最为普遍广泛的书写形式。率意急就，不拘一格，字体应时代演化而分派，书风顺潮流而易变异。与官方铭刻体相比，简牍书法在日常应用中，生气活跃，自由流动，呈现出多样书体，多种书风。再如东汉时期某些碑石，也都是一些无名书家的手迹，这些来自民间和下层千百万不知名的书家所创立的书法艺术成果，是人民群众辛勤劳动的产物，具有高度的艺术性和永恒的生命力。随着历史年代的推移，越显示出它艺术的可贵。汉简书法的书写意兴最为流露，最为浓烈，运笔灵动活泼，随意挥洒，轻松自然，笔姿横生奇态。加之汉简竖长的简形，竖写的顺序，偏扁的字形，趋横的字势，形成了它竖为贯通，横为联络，既为均齐，又置错落的独特格局。汉桓帝延熹元年（公元158年）的《甘谷汉简》，风格秀逸飘洒，笔画左撇右波，字形宽扁趋横，是分书气息。其中“元”字真是奇笔。“年”字的横画末笔的竖弯处，就竖笔余力向右顺势铺毫，展出一个很长的捺画，逆入起笔，平出回锋，末一横之波磔，姿态婉妙，势刚力柔，“蚕头燕尾”，兴味绵长。捺画的夸张，长竖的放纵，即是意兴，亦是匠心。每行各为气势，又互为照应；这一行此外字形如小，那一行彼外字形必大；此行生波磔书，彼行发竖笔直下，错落参差，极露灵性。章法启行草，布白比汉印，细读起来很有兴味。也正是以其活泼而浪漫的笔法，形成了汉简书法妩媚天然，生机蓬勃的风采神韵。书法艺术是一种线条的搭配和变化的艺术，它的艺术美是通过线条的错综变化表达的，“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书写的材料、工具对书法艺术效果的产生关系极大。简牍书体的形式，是与它的书写工具密切相关，用具有弹性的毛笔写在硬性狭长的竹木条上，这是汉简书法成功的基本保证。先看两汉人所作的笔。从武威磨嘴子汉墓出土的一支毛笔来看，笔头的蕊及锋用黑紫色的硬毛，外面用一层较软的黄褐色毛，显而易见这样的笔基本上达到了毛笔的四德，即为尖、圆、齐、健。居延也曾出土一支。称之为“居延笔”，有人考证为宣帝至东汉初期物，与武威汉简约略同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