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萱晖长卷》卷一：《北堂春》（续）
何久恩 著
第二幕·离枝
第十一章 童蒙
嗣璋三岁那年夏天，北堂墙根的萱草开得特别盛。
程蕙兰蹲在花丛边，用一把小剪刀剪下几枝开败的残花。三伏天的太阳毒辣，晒得青石板烫手，但萱草不怕晒——越是骄阳似火，越开得铺天盖地。橘红色的花朵从墙根蔓延到台阶边，又从台阶边漫到了桂花树下的石缝里，像是有人打翻了一罐橘红的颜料，怎么也收不住。
“娘——”
一个胖乎乎的小身影从天井那头跌跌撞撞地跑过来，后面跟着一路小跑的春杏。嗣璋穿着一件白布小褂，领口敞开，露出藕节似的胳膊和腿。他跑得太急，在石板缝上绊了一下，眼看就要摔个嘴啃泥，蕙兰眼疾手快地伸出胳膊，一把将他捞进了怀里。
“慢点跑。”蕙兰用袖子擦他额头上的汗，“后面有老虎追你吗？”
“花！”嗣璋指着萱草花，嘴里含含糊糊地嚷着，“摘花，摘花给娘戴！”
他伸出胖乎乎的小手，一把揪住一朵盛开的萱草花，用力一拽——花没拽下来，整棵萱草被他拽歪了，根都露出了半截。蕙兰赶紧按住他的小手，一点一点地把花茎从他掌心里掰出来。
“不能这样摘。”蕙兰把歪倒的花茎重新培好土，按实，然后从旁边捡了一朵被风吹落的残花，别在嗣璋的小耳朵上。嗣璋歪着脑袋，耳朵上夹着一朵橘红色的花，咯咯地笑起来。蕙兰看着他笑，忽然想起了三年前自己种下第一株萱草的那个春分。那时候她怎么也不会想到，有一天会有一个小娃娃蹲在她身边，揪着她亲手种的萱草，奶声奶气地说要摘花给娘戴。
人生的事，谁能想得到呢。
从生下嗣璋以后，她几乎没有一天是清闲的。孩子刚满月，胡秉璋就去了一趟汉口——太古洋行的订单越做越大，汉口那边需要设一个新仓库。一去三个月，回来待了不到半个月，又去了祁门收春茶。茶号的生意一年比一年好，跟太古洋行的合作也渐渐上了轨道。账面上的数字一年比一年好看，方叔襄每次送账本来都是笑眯眯的，眼角的褶子挤成一朵菊花。
但蕙兰知道，这些光鲜数字的背后，是丈夫一年到头在外奔波的代价。嗣璋第一次开口叫“爹”的时候，胡秉璋在祁门。嗣璋迈出人生第一步的时候，胡秉璋在汉口。蕙兰没有抱怨过——她早就明白，嫁进胡家，就是嫁给了这一片片的茶山、一担担的茶叶和一本本的账册。
只是有时候，夜深人静，她一个人坐在灯下纳鞋底，听着里间嗣璋均匀的呼吸声，会觉得这间屋子有点空。
光绪十九年秋天，胡秉璋从汉口回来，带回了一个消息：太古洋行的英国大班要亲自来绩溪，看一看胡家的茶园和茶号。
这在绩溪的茶商圈子里，算得上是一桩轰动的大事。洋人进山，在徽州还不多见。这些年虽说通商口岸的洋行遍地开花，但洋人们大多待在安庆、芜湖这些沿江城市，顶多到歙县码头转一圈就回去了。愿意深入绩溪这种穷山沟的洋人，这位英国大班是头一个。
方叔襄提前半个月就开始张罗。茶号里里外外重新粉刷了一遍，账房里的老榆木桌椅擦得锃亮，连炒茶作坊里的铁锅都换了新的。胡秉璋特意从景德镇定了一套全新的青花瓷茶具，杯底用英文烧了一行小字——“Hu’s Tea, Jixi”。
蕙兰没有参与这些准备。她忙着另一件事——她发现嗣璋对账本上的数字特别感兴趣。
那天她在房里看方叔襄送来的上月账册，嗣璋爬到她腿上坐着，指着账本上密密麻麻的数字咿咿呀呀地问。蕙兰随口念了几个数字给他听，没想到第二天，嗣璋居然自己翻开了账本，用小手指点着那些数字，一个一个地重复着她昨天念过的发音。
三岁的孩子当然不懂什么叫“账本”，但蕙兰心里微微动了一下。这孩子对数字的敏感，不像他爹——胡秉璋一看账本就头疼，每次查账都要方叔襄在旁边解释半天——倒是有几分像她自己。
她把这个发现告诉了婆婆。婆婆听了以后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你记得你公公临终前说过什么吗？他说，胡家的子孙，要学会看账。”
蕙兰点点头。婆婆没有再多说什么，但蕙兰明白婆婆的意思。
从那天起，蕙兰每天晚上哄嗣璋睡觉之前，会翻出一本账册，指着上面的数字教他认。不逼他，只是像做游戏一样，把这本账册里的数字和那本账册里的项目对上号。嗣璋学得很快，几天的工夫就能从账本里找出同一个数字。蕙兰看着灯下那个埋头翻账本的小小背影，心里说不上是骄傲还是担忧。
她骄傲的是，这孩子确有超出常人的聪慧。担忧的是，婆婆那句“胡家的子孙要学会看账”背后的含义——会看账的人，就要背起账本里的责任。
英国大班来的那天，是光绪十九年的重阳节。
绩溪山里的枫叶刚红了一半，远远望去像是青山上泼了一片朱砂。那位英国大班名叫查尔斯·戈登——与当年在苏丹阵亡的戈登将军同名同姓，但毫无亲戚关系。他四十出头，头发是浅棕色的，眼睛是灰蓝色的，个子极高，站在胡家茶号的门框下需要低头才能进去。
茶号里，方叔襄把最高规格的茶席摆了出来。紫砂壶是宜兴定制的，茶杯是景德镇的薄胎青花，茶叶是今年春天的头采毛峰——选的是杨山坞最向阳的那片坡地上最嫩的芽尖，一共只炒了十来斤，平时是留着给胡家自家人喝或者送贵客的，从来不卖。
戈登端起茶杯，先用鼻子闻了闻，然后抿了一口。他的动作很慢，像是在品尝什么需要仔细分辨的东西。方叔襄紧张地盯着他的嘴唇，手心里全是汗。
“Excellent.”戈登放下茶杯，用带着浓重英国口音的中国话说道，“这是我喝过的最好的绿茶。比龙井更醇，比碧螺春更香。”
方叔襄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胡秉璋陪着戈登去了杨山坞看茶园，又去作坊看了炒茶的全过程。戈登对炒茶的工序极其感兴趣，站在汪师傅旁边看了整整一个时辰，看着鲜叶在滚烫的铁锅里从翠绿变成墨绿再变成银灰，最后卷成一条条紧秀的干茶。他问了很多问题——锅温多少度、一次能炒多少斤、为什么要分三次烘焙——汪师傅一一作答，方叔襄在旁边翻译，胡秉璋不时补充几句。
最后戈登提出了一个让在场所有人都愣住了的提议：他想把胡家的毛峰引荐给伦敦的茶叶拍卖市场。
“伦敦拍卖行每年要拍卖上万吨茶叶，”戈登说，“但大部分是印度茶和锡兰茶。中国茶的份额越来越小，不是因为品质不好，而是因为没有品牌。你们胡家的毛峰如果能在伦敦拍卖行打出一个牌子，价格至少能翻一倍——不，两倍。”
一室静默。
方叔襄的呼吸明显变粗了。胡秉璋的表情很平静，但蕙兰注意到了他握着茶杯的手指在微微发抖。跟太古洋行直接合作已经是绩溪茶商中的头一份了——整个徽州府，只有胡家一家把茶叶卖到了欧洲。而现在，戈登说的是——去伦敦，直接面对全世界的买家。
“不过，”戈登话锋一转，“伦敦市场有伦敦市场的规矩。你们的茶叶品质虽然好，但包装、分拣、定级这些环节，还达不到拍卖行的标准。如果用现在的状态直接送去伦敦，最多只能拍到二等品的价格。想拿一等品，至少要再投一笔钱——买机器，建分拣车间，请专业的验茶师。这需要时间，也需要资本。”
“多少？”胡秉璋问。
戈登伸出三根手指。“至少三千两银子。”
这个数字像一块石头砸进了深潭。三千两，抵得上胡家茶号一整年的利润。
但戈登接下来的一句话让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如果你们有这个意愿，太古洋行愿意先出一半。另一半从以后的茶款里分期抵扣。”
蕙兰在北堂听完胡秉璋的转述，手里正在给嗣璋缝一件小褂，针停在了半空中。
“你觉得呢？”胡秉璋问她。
蕙兰把针扎进布里，慢慢抽出来，再扎进去。针脚很细，很匀，就像是她在脑子里一步步地捋着这件事的每一个关节。“三千两不是小数目。但戈登说了，太古洋行出一半，那我们只要出一千五百两现银。茶号现在能拿得出来吗？”
“差不多。但拿出来之后，今年的流动资金就紧了。万一明年茶叶收成不好——”
“那就再想想办法。”蕙兰的声音不疾不徐，“他说的是三五年。那就不必一步到位，先把最要紧的机器买回来，分拣车间可以慢慢建。”
胡秉璋在灯下看着妻子，笑了。“你跟我算的完全一样。”
“那你还问我？”
“因为我想让你说。你说出来，我心里更有底。”
蕙兰没有接话，低下头继续缝衣。灯光照在她的侧脸上，嘴角微微弯着，挂着一丝只有自己知道的笑意。
她想起几年前自己第一次去茶号查账，方叔襄的脸色有多为难。那时候茶号里的伙计看见她走进账房，都会不自觉地低下头，假装在忙手里的事。而现在，胡秉璋会把伦敦拍卖行的事从头到尾跟她商量一遍，说“你说出来我心里更有底”。
她从那个站在北堂墙根下种花的女人，变成了被丈夫当作军师的人。这种变化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而是一本账册接一本账册、一颗珠子接一颗珠子、一年又一年地，慢慢积累起来的。
光绪二十年秋天，嗣璋四岁了。
胡秉璋找人给嗣璋开蒙。在徽州，大户人家的孩子四岁开蒙是惯例，再晚就耽误了。请来的蒙师姓程，是蕙兰娘家的远房亲戚，歙县人，五十多岁，留着一把花白的山羊胡子，说话慢条斯理，笑起来眼睛眯成两条缝。
开蒙那天，嗣璋穿着一身崭新的宝蓝色小袍子，脚上是春杏做的新布鞋，头发剃得只剩额前一撮刘海，看起来像年画上抱着鲤鱼的胖娃娃。程先生坐在北堂正厅的太师椅上，面前摆着一方砚台、一支毛笔、一叠描红的字帖。嗣璋被蕙兰领到先生面前，规规矩矩地鞠了三个躬。然后先生拿起笔，蘸饱了墨，在描红纸上写下了一个大大的“人”字。
“这个字念‘人’。”先生说，“一撇是父，一捺是母。父是天，母是地。天地合在一起，才有了人。”
嗣璋歪着脑袋看了看那个字，然后用小手指点着纸上的笔画，奶声奶气地跟着念：“撇——父，捺——母。人——”
蕙兰站在窗外，听着屋子里传来的声音，心里忽然涌起一阵说不清的感触。
四年前那个皱巴巴的小脸还历历在目，如今已经能端端正正地跪在先生面前学写“人”字了。而她今天让嗣璋学这个字，不是为了让他将来能考功名——蕙兰心里清楚，这孩子将来要走的路，恐怕不是科举这条路。她让他学的是“人”字那一撇一捺，学的是“父是天母是地”。
窗外，北堂墙根的萱草又开了一季。橘红色的花朵在秋风中摇曳，像是在对着窗内那个正在学写“人”字的小小身影轻轻点头。
嗣璋学得很认真。每天卯时起床，跟着先生念《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下午练字，一篇描红要写十遍。蕙兰有时候会悄悄站在窗外看一会儿，看见嗣璋握着毛笔的小手很用力，指关节都是白的，笔画的收笔处常常因为用力过猛而洇出一团墨迹。但先生不骂他，只是把他的小手握在自己的手里，一笔一画地教他怎样收住那股劲儿。
“少爷是个聪明的孩子。”有一天先生对蕙兰说，“就是性子急了点。写字的功夫最忌讳急躁，一笔一划，急不得。”
“先生说的是。”蕙兰说，“这孩子像他爹——做什么事都恨不得一步到位。”
先生摸了摸胡子，看了蕙兰一眼，似乎想说什么，但最终没有说出口。
蕙兰没有追问。她知道先生想说的大概是什么——这孩子其实最像的不是他爹，是她自己。
第十二章 家塾
光绪二十二年，嗣璋六岁。胡家的家塾正式开了起来。
说是家塾，其实不止嗣璋一个学生。胡秉璋把茶号里几个老伙计的孩子也接了进来，一共五六个孩子，年龄从五六岁到八九岁不等。先生还是那位姓程的老秀才，只是又添了一位年轻的助教——姓汪，是程先生的学生，二十出头，长着一张娃娃脸，笑起来还有两个酒窝。汪助教是新学堂里念过书的，除了《四书》《五经》之外，还教算术和地理。胡秉璋特意请他，是为了让孩子们不光会背经书，也能懂些新学。
家塾设在老宅东厢房的两间空屋里。一间是教室，墙上挂着一张泛黄的宣纸，上面是先生手书的“天地君亲师”五个大字，旁边新贴了一张用铅笔画的草图——据说是汪助教自己画的“世界地图”，大清的版图在中间，四周画了一圈歪歪扭扭的海岸线和几个洋文标注的国家名。另一间是先生和助教的书房兼卧室，靠墙的竹书架上整整齐齐地码着线装书，书脊上贴着白纸标签，字迹清秀工整。
蕙兰每天都会去家塾里转一圈。她给自己找的理由是“给孩子们送点心”——春杏做的桂花糕、芝麻糖、绿豆饼，拿食盒装着，满满当当的——但她心里清楚，她来不是为了送点心。她是想看看嗣璋，看看他在学堂里是什么样子。
嗣璋在学堂里跟在家里判若两人。
在家的时候，他是被娘捧在手心里的独苗苗，偶尔会耍赖、撒娇、闹别扭。但一坐到学堂的课桌前，他那张小脸就变得格外认真。腰板挺得直直的，小拳头攥着毛笔，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先生，嘴唇微微翕动，跟着先生默念课文。蕙兰在窗外偷看过几次，心里既骄傲又有一丝说不清的失落——原来他可以在没有她的地方，这么独立地生长。
但真正让蕙兰对汪助教心生感激的，是另一件事。
有天傍晚，嗣璋放学回来，没有像往常一样跑进厨房找春杏要吃的，也没有冲进北堂找奶奶要糖，而是一个人蹲在桂花树下，用树枝在地上画着什么。蕙兰走过去看——地上画的是一张七歪八扭的地图。大清的版图被画成了一个不太规则的椭圆形，旁边歪歪扭扭地标着“日本”“英国”“法国”，海的对面画了一个扁扁的长条，写着“美洲”。
“这是汪先生教的？”蕙兰蹲下来问。
“嗯！”嗣璋用力点头，眼睛里放着光，“娘，你知道吗，咱们徽州的茶叶坐船到了上海，然后坐大轮船，要两个月才能到英国！戈登先生说，伦敦的人喝了我们的茶，就会说‘Hu’s Tea’——”他用蹩脚的洋文模仿着那个发音，逗得蕙兰忍不住笑了。但她的笑意没有持续太久。嗣璋接着问：“可是娘，为什么从上海到英国要那么久？英国人不能来咱们这里喝茶吗？为什么他们要把茶叶放在拍卖行里卖？什么是拍卖行？”
一连串的问题，像连珠炮一样砸向蕙兰。
蕙兰发现自己答不上来。她知道胡家的茶叶怎么种、怎么炒、怎么卖，知道账本上的每一笔收支，知道从绩溪到杭州要走几天水路。但她不知道“拍卖行”是什么。她不知道英国人为什么要漂洋过海来买茶叶。她不知道地图上那些歪歪扭扭的国家，跟胡家茶号的命运有什么关联。而她六岁的儿子，已经开始问这些问题了。
那天晚上，蕙兰一个人去了家塾，找到汪助教。
“汪先生，”她把食盒放在桌上，“你白天教孩子们的那些东西，能不能也教教我？”
汪助教愣住了，娃娃脸上的酒窝因为惊愕而消失了。“少奶奶想学什么？”
“地图。还有算术的新法子，还有你刚才跟孩子们说的那个，什么‘地球是圆的’——”蕙兰认真地列出她今天从嗣璋嘴里听到的那些她不懂的东西，语气没有半分扭捏。
汪助教沉默了一会儿，然后郑重地点了点头。
“少奶奶，我每旬逢三、逢七的晚上有空。您如果愿意，我可以在那个时候来北堂给您讲。”
“不必来北堂，怕惊动老太太。”蕙兰说，“我来家塾。”
从那天起，每逢三、七的晚上，蕙兰把嗣璋哄睡之后，就会提着一盏灯笼，穿过黑漆漆的天井，走到东厢房的家塾。汪助教会提前点上两盏油灯，在桌上铺开他手绘的那些简陋的地图和算术题。蕙兰坐在平时孩子们坐的小板凳上，用嗣璋的毛笔在纸上做着那些她六岁时从未接触过的算术。
她学得很快。加减乘除本来就有底子，新学的阿拉伯数字比她习惯的苏州码子更方便计算，地图上的国名虽然拗口，但她硬是一个一个地背了下来。汪助教偶尔会讲一些新学堂里的事情——说省城安庆已经办了好几所新式学堂，上海的南洋公学开了专门的商科，北京的京师大学堂正在招募各省的学生。这些名字蕙兰大多没听说过，但她把它们一个一个地记在了心里，像是把一颗一颗种子收进了盒子里。现在这些种子还用不上，但说不定哪一天，它们就会发芽。
光绪二十四年，嗣璋八岁。这一年，汪助教离开胡家家塾，进了绩溪新办的县立小学堂当教习。老秀才程先生也辞了馆——他说自己年岁大了，教不了新学，想回歙县老家养老。蕙兰备了丰厚的谢礼，让胡秉璋亲自送了两位先生一程。程先生临走时拉着嗣璋的手看了又看，然后对蕙兰说了一句话：“这孩子前程不可限量，但性子太刚，少奶奶要多磨一磨。”
蕙兰把这句话记在了心里。但磨了这么多年，嗣璋的性子非但没有磨平，反而越来越有棱角了。
茶号里的老伙计们私下都管嗣璋叫“小东家”，口气里带着几分疼惜、几分骄傲。嗣璋从六岁起就跟着方叔襄看账，到了八岁，已经能独立把茶号一个月的流水账目从头到尾复核一遍，连小数点后的错误都能揪出来。有一次，账房一个新来的伙计在账上多做了一笔“运费”，想糊弄过去，被嗣璋一眼就看了出来。那伙计满脸通红地说“少爷饶我一次”，嗣璋板着小脸说了一句话：“你饶了你自己一次，别人就会饶你第二次。到时候你进了大牢，没有人会饶你。”
方叔襄把这件事讲给蕙兰听的时候，语气里满是赞叹。蕙兰听完却没有说话。她觉得嗣璋说得没错，但那个板着小脸说“没有人会饶你”的语气，让她觉得脊背发凉。那不是一个八岁孩子应该有的语气。
随着嗣璋越来越懂事，胡秉璋也越来越忙碌了。
伦敦拍卖行的茶叶品牌计划已经进入了实质阶段。胡家的毛峰在伦敦的第一次拍卖效果不错，价格比在安庆卖给中间商高出近一倍。戈登写信来说，有几家伦敦的茶商对胡家毛峰表现出了持续的兴趣，希望明年能加大供应量。但与此同时，新的问题接踵而至——茶叶从绩溪到上海的运输成本太高，沿途经过层层关卡，各种税捐加起来，利润被吃掉了一大块。
胡秉璋为此去了两次安庆，找安徽茶业公所的人商量能不能联合几个大茶商，一起包一条专船走新安江到杭州，再转海运。事情推进得很慢——大茶商们各有各的算盘，谁也不愿意先松口。他在安庆待了快一个月，回来的时候瘦了一圈，脸上带着几分倦意。蕙兰给他盛了一碗莲子羹，他吃了几口就放下了，开始算账：今年的秋茶产量比去年少了两成，因为夏天雨水太多，茶山上的土被冲走了一部分；但伦敦那边的订单越来越大，供应跟不上需求；专船的事如果谈不下来，明年的利润可能还不如今年。
蕙兰给他续了一碗羹，语气很平淡：“那就先把品牌打出去。货少，价高，反而不容易掉价。等品牌站住了，再扩大产量不迟。”
胡秉璋抬头看了她一眼。那一眼很复杂——有感激，有惊讶，还有一点他大概自己都没意识到的依赖。
“你什么时候连拍卖行的事都懂了？”他问。
蕙兰没有回答。她只是拿起旁边桌上的一本书，翻开，放在他面前。那是一本英文书——戈登上次来的时候留下的，讲的是国际茶叶贸易。蕙兰当然看不懂英文，但汪助教走之前教过她一些基本的词汇，她靠着这几个词汇和书里的图表，居然把大意猜了个七七八八。
“不懂可以学。”她说。
胡秉璋看着那本书，又看着她，张了张嘴，最后只是沉默地点了点头。
光绪二十五年腊月，绩溪下了一场少见的大雪。
雪是从腊月初八开始下的，连着下了三天三夜。老宅的瓦檐上积了厚厚一层白，天井里的桂花树被压弯了枝条。北堂墙根的萱草早已枯萎了，黄褐色的枯叶被雪埋住，只露出几根光秃秃的花茎，在风中瑟瑟发抖。
腊月十一，雪停了。嗣璋大清早就冲进了院子里，春杏追在后面喊“少爷穿上棉袄”，他已经一头扎进了雪堆里。他今年九岁了，个子比同龄的孩子高出一头，但依然是孩子心性。他带着茶号里几个伙计的孩子在院子里打雪仗，笑声穿透了冬日的沉寂，一直传到北堂那边。
蕙兰站在廊下看着儿子在雪地里疯跑，心里却很不安宁。
这几天她总做同一个梦。梦里她站在北堂的萱草地边，萱草花正在开放，但她走近一看，所有的花瓣都变成了纸——那种烧给亡人的黄表纸。风一吹，纸花瓣就碎了，飘起来，化成灰。
她把梦讲给了婆婆听。婆婆听完，沉默了很久，然后说：“你公公死之前，我也做过类似的梦。梦见院子里的桂花树一夜之间全落了，连叶子都掉光了。第二天，他就在汉口那边中了风，人送回来的时候已经不行了。”
蕙兰的心猛地揪紧了。
“姑，您的意思是——”
“我没有意思。梦就是梦。”婆婆打断她，语气很淡，但蕙兰注意到婆婆手里的佛珠转得飞快，“不过，凡事多做些准备，总没有错。”
蕙兰从那天起，开始暗中做准备。她把家里的账目重新整理了一遍，把能变现的资产列了一张清单，把存在钱庄里的银两分成了几份——一份留在绩溪，一份转到杭州分号，还有一份通过太古洋行汇到了上海。她没有告诉胡秉璋这些安排。她只是把这些安排写进了自己的“大事记”里，然后把那本大事记锁进了那只铁匣子。
雪化之后是新年。
光绪二十六年，庚子年。
还没出正月，一个消息就从北边传来了——义和拳在山东、直隶一带闹起来了，烧教堂、杀教民、拆铁路，朝廷不但不镇压，反而派了端王载漪去“安抚”。到了三四月间，消息越来越坏：各国公使向朝廷提出了最后通牒，天津大沽口外已经集结了多国兵舰，大战一触即发。五月，风声传到绩溪的时候已经变成了惊雷——八国联军打进了北京，老佛爷带着皇上跑了，京城一片焦土。
绩溪虽然偏远，但茶叶生意跟外面的世界紧密相连。北京陷落的消息传来之后，长江沿线各口岸的贸易几乎全部停摆。太古洋行发来电报说，上海的仓库已经堆满了发不出去的货，伦敦那边的订单全部暂停。戈登本人已经在四月份被调回了英国，临走前他给胡秉璋写了一封信，信里说了一番安慰的话，但信的末尾写了一句实话——“这场战争之后，茶叶贸易的格局可能彻底改变。”
胡秉璋拿着那封信念给全家人听的时候，面色是蕙兰这些年来见过的最凝重的一次。
“今年的日子会很难熬。”他说，声音很低沉，像是在自言自语，“但难熬也得熬。熬过去就是春天，熬不过去，就是冬天。”
嗣璋站在旁边，他已经长到父亲的胸口那么高了。他听完父亲的话，忽然问了一句：“爹，洋人打咱们，咱们为什么还要卖茶叶给洋人？”
堂上安静了几息。
胡秉璋低头看着儿子，似乎在想该怎么回答。蕙兰先开了口。她的声音很平静，一如既往的平静，像是在回答一道账本上的算术题：“因为茶叶是咱们的。咱们不卖，洋人就去买印度茶、锡兰茶。到时候咱们连跟他们讨价还价的本钱都没有了。”
嗣璋皱着眉头想了一会儿。
“那等咱们强大了，是不是就不用看洋人的脸色了？”
蕙兰看着儿子那张倔强的小脸，心里忽然涌起一股复杂的情感。她想起了八年前隔着屏风看董辑安的那个七月，想起了那颗在野岭炭窑里捡到的青金石珠子，想起了胡秉璋在杭州被董辑安威胁时说的那句“我不怕他，但我怕胡家四代的基业断送在我手里”。
她蹲下来，平视着儿子的眼睛，说出的话却像是穿过儿子，对着一个更远大的未来在说：
“对。等你长大了，或许这个世界会不一样。”
窗外，冰雪初融。北堂墙根的萱草还埋在冻土之下，但春天已经不远了。而蕙兰不知道的是，她蹲在儿子面前说出的这句话，会在嗣璋的心里种下一颗远比茶叶贸易要大得多的种子。
那一年，胡家的生意确实遭遇了重创。因为战乱，长江航运中断了将近半年。胡家有一批春茶压在芜湖仓库里运不出去，等航道恢复之后，茶叶已经受潮变质，全部报废。加上各地官府因为战乱加征的各种捐税，茶号一年的利润化为乌有，还倒贴进去三百多两银子。
但胡家没有垮。
蕙兰在荒年里把家里能省的开支全省了。仆从裁了一半，只剩下春杏和门房老许两个老人。过年不请客，不送礼，给嗣璋的压岁钱从银锞子变成了铜板。她自己一整年没添过一件新衣裳，婆婆把自己压箱底的一对玉镯子都当了，换来的银子全部贴补了茶号的流动资金。
那一年萱草的根在地下被冻土封住，一片叶子都没有发出来。但根没有死。
最难的时候，蕙兰在账本上写了一行字——
“庚子年，大亏。然根脉未断，来年必发。”
翻过年去，庚子赔款的噩耗传遍了大清十八行省。但在绩溪这个小小的山城里，杨山坞的茶树又发出了新芽。北堂墙根的萱草也重新长出了绿叶。那行账本上的字，没有落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