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大胜的《大清最后的掌舵人：载沣》还原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摄政王载沣的一生。
载沣七岁丧父，袭醇亲王爵位，二十五岁当上监国摄政王，二十八岁辞职。
他不是天生适合搞政治的人。亲弟弟载涛说他遇事优柔寡断，载润说他生性懦弱，毫无政治手段。这没有冤枉他，他确实是个政治能力不足的王爷，但他也并非是不思进取的八旗子弟。
载沣十九岁作为专使出使德国，他一路考察军校、军火企业、博物馆、造船厂，举凡外洋风土人情，随地随时留心考察，是最早穿西装的亲贵之一。当上摄政王之后，他推动预备立宪，设立资政院和咨议局，默许民间报刊批评朝政；下令禁止买卖奴婢，允许奴婢赎身。这些事放在任何时代都算得上积极作为。
但因为他想用旧制度的工具搭建新制度的框架，在“保皇统”和“行宪政”之间摇摆不定，加上说话结巴，站在朝堂上面对满汉对立、导致新军失控、内阁倾轧，做的所有事看上去都没有什么意义。尤其是对于那时的大清王朝而言，这一切太晚了。
载沣对权力没有什么留恋。被迫从摄政王位置上下来那天，回家对妻子说：“从此好了，我也可以回家抱孩子了。”他爱藏书，自号“书癖”，家里挂着自己写的对子：“有书自富贵，无事小神仙”。扇子上抄的是白居易的诗：“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他本来就想当一个清净王爷，却被摁在那个位置上熬了三年。
但不能说他完全没有政治敏感度。张勋复辟那回，溥仪满心觉得能成，载沣从头到尾不掺和。日本人在东北弄了伪满洲国，溥仪多次让他把全家搬过去，日本人也屡次来劝，载沣全部拒绝，怒斥溥仪投靠日本，把最小的儿子和女儿留在身边不放。在日伪统治下他没有屈从，政治上和伪满洲国划清了界限。
周恩来后来评价他是一位政治家，一个反对分裂祖国的爱国者。晚年他把醇亲王府卖给了新中国政府，王府花园后来成了宋庆龄在北京的住所，自己搬进小院继续读书抄诗，直到1951年去世。
《大清最后的掌舵人：载沣》呈现了一个真实的载沣，一个被时代推到风口浪尖的普通人。他做过开明的事，也做过犹豫的事；有过清醒的判断，也有无能为力的时刻。
如果对清末历史感兴趣的话，这本书可以看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