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琳达·加斯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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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己的过去揭示了我特别脆弱的原因。

我的外公是苏格兰西部的一位煤矿工人，在我母亲17岁时死于肺结核。

我外婆则在妈妈12岁时就死于突然死于脑溢血。当时她们正一起出门上街，外婆突然倒下去世了。

我无法想象这件事对妈妈的影响，她从来不谈论这件事。我知道生活在一个像英国最贫穷的索尔福德一样的地方，她的童年生活艰辛。

我生命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源自这个地方，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今天的我是个什么样的人，以及解释我和母亲之间为何对未来生活的期望会如此截然不同。

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我和母亲之间的共同点实在太少，但是我知道苏格兰西部的贫困在我的基因里，同时在我幼时母亲的个性和信念对我在我成长中留下的烙印。

母亲为了找工作在20世纪20年代初搬到了英格兰，在斯凯格内斯小镇的海边遇到了我父亲，他当时正在“8”字形的过山车上工作,这是20世纪正流行的一个巨大的迂回旋转的木质游乐设施。

我的脑海中有关爸爸的一些最栩栩如生的画面是:他爬过过山车陡峭的轨道，修复把车厢牵引到过山车顶部的链条。当车厢到达顶部时，重力最终让他们降落下来，但是如果链条断裂，这时常发生，整个过山车设施会停止不动，这意味着，票卖不出去。

爸爸从来不怕在海滩上高耸的轨道上行走，检查故障。然而我只记得有一次和他一起在过山车上的经历。当我们坐在只用一根细细的金属杆牵引的木质红色车厢里，叮当向前且行驶时，我的心怦怦直跳，出汗的双腿紧贴着粗燥的人造革座椅。每次我们行驶在到一个拐弯处，我都感觉我们会脱轨飞向天空。

“镇静!别哭，我们快到终点了!”，爸爸一直试图安慰我。

“我做不到!太可怕了。我只想让它停下来。”

“我们无法让它停下来。只是试着享受这一切就好了!”

当我们下来到回到入口处时，我还在哭着。

爸爸跳下小车厢，看起来就像他想假装我们没有一起乘坐一样。或者在他的内心在想这个泪流满面的女孩不是他的女儿。

即使在当时，我从根本上了解我父亲:尽管在许多方面我们很相似，我们也存在差异。他至少身体强壮，并勇敢的面对在的危险，而我的表现却是焦虑和恐惧。

有关爸爸最早的记忆是他走进前门对面的我的小卧室里哄我入睡，抚摸着我的头，温柔地低语:“放松就好，什么也别想……睡吧。”

当父亲用粗糙的、指甲被咬秃的双手抚摸着我双鬓柔嫩的肌肤时，可怕的妖怪就会退到窗户边破旧的绿色粗呢屏风后面。

他的手散发着游乐园发动机的机油味儿，还有每天早晨站在浴室镜子前，他梳理头发时使用的油腻的白色发胶的气味儿。

妈妈总在房间外的某个地方，我想我从小就感觉到她不开心——有时在内心深处很不开心——但我当时不明白缘由。

我现在想知道所有的这一切——长期缺钱、对我父亲事业不成功那无法言说的失望，以及我弟弟患有精神病——是如何导致我们家里持续的并日益增长的焦虑感。

“这是怎么啦？”在艾伦每天早上上学前反反复复穿上又脱掉的T恤时，我总是这样问他。

我负责在早上把我的两个弟弟弄出门，因为我的父母在7:30开始工作，我最小的弟弟一任比我小11岁，没有惹任何麻烦，高高兴兴且津津有味地吃着麦片。

艾伦，比我小7岁，却被某种没人能叫得出名字的疾病困扰着。“走开，别烦我!”他喊道。

“告诉我。”我恳求着，努力去理解。

“太多的折皱痕。”他通常会流着眼泪，喃喃低语或厉声喊叫。

我试图坚持:“我们要迟到了。”

“我不在乎!别管我。”

当他试图穿上衣服时，他总是在挫败感发作之下撕碎他的衣服。之后，再一次地在晚上换上睡衣之前，他总是在黑暗中站在床边数小时，这是因为在举行复杂的入睡仪式过程中，某件事情出了差错，而他无法用语言解释。

这使我父亲陷入绝望，“艾伦，把衣服穿上，好吗，儿子?”

“不好，我穿不上。”

“雷……快半夜了”。我母亲总是站在卧室门口乞求道。

“别理他。让他站在那儿，把灯关掉。”她恳求着。

我总是看见弟弟的侧影，伫立在床边却无法上床睡觉，发呆似地一动不动。然后门会砰然关上，我们所有人都能听到他压抑的哭泣声。

最终我父亲也总是会退却到他的自己的卧室和床上，由于失望和愤怒而一蹶不振。

多年后我弟弟，才被确诊为患了强迫症（OCD）。

“刚才妈妈说她有时想离开，离家出走，回到苏格兰；一切都那么可怕。”多年后在一次长时间的电话交谈中艾伦告诉我。

但妈妈没有离开，她留了下来。

我真的想知道，假如我处在她的处境，是否会同样选择留下，而不是试图逃避。

我父亲越来越受到我现在所判定的社交恐惧症的影响。

在他身上社交恐惧病主要体现为害怕在公共场所与人交谈，并且它的严重程度似乎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例如，母亲不得不说服当地的店主让她把鞋和衣服带回家让父亲试穿。

这种焦虑馆甚至会阻止父亲进入图书馆去借书。虽然喝点酒会让此事变得容易一些，但他很少喝，反而宁愿每天抽四十几只香烟。

我母亲似乎总是比我父亲更自信，至少在表面上是这样。年轻的时候，她喜欢唱歌和跳舞，总是半开玩笑的说:“我当初怎么会嫁给一个不会跳舞的男人?”，但是她也变得越来越焦虑，由于压力而引起的像头痛、胃酸倒流和胃痛之类的身体症状折磨着她。

随着时间的推移，她开始服用镇定剂，一种安定类药物，而医生都乐意开这类药。

焦虑不安感逐渐成为我们家里的情绪常态。

父亲，会逮着一切机会和我们大家争吵，在和母亲的一次特别凶的吵闹之后，他上床躺了几天，几乎不吃任何东西。

“琳达，给我端杯茶来就好。”他说，“然后让我一个人待一会儿。”他转头去避开我，面朝黑暗的房间角落。

“你难道不起床吗？”

“没有什么值得起床的事儿，不是吗？”

爸爸妈妈带着艾伦一起去接受家庭治疗。爸爸讨厌精神病顾问医生凝视着他，却什么也不解释的样子。“老实说，我不知道他们正试图做什么，”他说，“他们只是想让我感到内疚。”

医生也曾要求我一起去，但是我拒绝了，我跟自己说这事与我无关，我的学业太忙了。

当时从生物学角度对心理疾病作出的解释并不广为世人所知。

父母的不良养育更有可能比大脑的紊乱影响更大，而真正的原因，正如我们现在所知，是遗传与环境的混合作用，而不是简单的非此即彼。

我怀疑我弟弟从我父母双方那里遗传了的焦虑的倾向。他出生时难产，在分娩关键的几分钟里无法探测到他的心跳，这可能，对他的大脑造成一些轻微的缺氧损伤（这是一种溶于供氧不足而造成的脑损伤）。

后来由他的疾病而引发的父母之间的紧张，只会让他感到更焦虑，从而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包括怪异行为、愤怒、指责、穿衣和上床睡觉时遇到的困难等。

我弟弟不是他们唯一一个表现出心理健康问题迹象的孩子。

在我十几岁的时候，我也开始经历了我后来非常熟悉的、由焦虑引起的身体和心理上的症状:每当我感到有压力的时候，我会担心即将发生的可怕的事情，头痛欲裂，恶心反胃和手心出汗。

我现在意识到，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度过的每一天，都需要充分利用我的情感触角去揣测家里每个人的情绪，为作为一个心理医生的我，在日常工作中与病人感同身受打下了基础。

然而这也导致了严重的后果，使我有时对别人的行为过度敏感，以至于我认识到，我不能总是相信自己在人际关系中的直觉。它也让我在20岁出头就有了患上严重抑郁症的苗头。

除了继承了神经过敏的基因，我还努力去面对以下事实:我的家庭从来没有真正地为我的成长和学会如何充满信心去探索世界，提供一个情感上安全的环境。

虽然我的母亲也感到焦虑，但她却能天生的充满信心的面对待生活，只是我想我更多地继承了我父亲的沉默寡言，在早年我和他更亲近。

但是我青少年时期对我父亲的依恋却让我变得越来越焦虑和恐惧，这种变化进一步促成了我自己特定的、承受生活所抛给我的一切时的阈限（有时似乎是相当低的）。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