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路天使》于1937年7月24日在上海金城大戏院开始了首轮公映，近10万人次观看了这部“卖座最盛，舆论最佳之巨片”，这也是此片唯一的一轮公映，21天后，也就是8月13日，淞沪抗战就爆发了。时代的局限也许使它未能充分展现光彩，但在多年以后，它再次引起了人们的关注。1982年当它在意大利都灵展映时，法国电影评论家让·米特里说：《马路天使》的幽默、简朴、富于生活气息，使我感到震惊。”著名电影史学家乔治·萨杜尔评价说：“谁要是看过袁牧之的《马路天使》，如果不知道该片是在1937年出自一个对法国电影一无所知的年轻导演之手，他一定会以为这部影片直接受让·雷诺阿或是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影响。”
从中国电影的发展历程来看，20世纪30年代左翼电影是中国电影的一个高峰，而袁牧之的《马路天使》则是这一时期现实主义流派的成熟之作。
《马路天使》贯穿了制作者自觉的蒙太奇思维。；例如字幕部分和迎亲段落颇有苏联电影蒙太奇的风格，由于当时全球范围内热衷于表现城市影像和现代生活体验的电影潮流相呼应。这两部分时间虽然不长，却极尽铺陈渲染之能事，通过一系列奇观的快速切换，传递出都市生活的荒诞与悲凉，而这“一切都是通过镜头摄影与影像剪接造成，是直接诉诸视觉与听感的崭新经验，是中国文化思维中新开拓的领域。”《马路天使》一开始的片头字幕部分，用了七十多个短切，以狂风扫落叶之势，呈现上海夜生活的五光十色及高楼大厦的现代氛围，令人听得头晕目眩，不知东南西北，身在何处。这部影片的开头，显然收到爱森斯坦碰撞震撼蒙太奇手法的影响，完全以影像与声效，激荡出30年代上海都市生活的感受。短短一两分钟之内，影片就呈现出上海的现代大都会面貌，像工业科技化身的一头怪兽，睁着千百只灼灼巨眼，让生活在下层的小人物感到生命的游离无助。
《马路天使》描述了底层小人物在动荡时代中欲置身大城市觅得一生存空间而不得的凄凉命运，“其中没有口号，没有教条，也没有学院的论说，却在呈现历史显示及象征层次的人间处境两个不同范畴，都达到了艺术表现的巅峰”，
正是因为它能通过意识来凝聚呈现上海都会现实，抓到了时代精神最深刻的脉动，才能摆脱政治社会运动与意识形态所指出的行动方向，对都市经验做出深刻的象征反省，让乐天知命的老百姓长处人间经验的挽歌。”
作为左翼影片的经典之作，影片虽致力于表现阶级队里社会不公的主题，却不局限于此，也未像当时许多同类影片那样借任务之口直接道出。一方面是因为当时的政治环境不允许如此露骨地表达，另一方面更是因为这样做反而会伤害影片的现实主义追求。因此影片通过隽永的视听语言，既自然而巧妙地表达对社会的抗议和讽刺，更进而生发对城市生活和人生处境的体察思考。
影片中倾斜的建筑与水平线、怪异的拍摄角度、光影的强烈对比、小云的一袭黑衣的人物造型、阴影之中的面部特写，无不透露出德国表现主义电影手法的影响。德国表现主义正是后来黑色电影的来源之一，它治理于以象征和隐喻的手法，揭示人性的复杂阴暗，表达对社会的悲观批判，而这种表现手法，又与中国古老的艺术传统追求表现言外之意与象外之旨有相通指出，在《马路天使》中不难发现这种融合中西方艺术经验的尝试和探索。
左翼影评人注重电影的社会批判功能，认为“一个作品的艺术价值的判定，实在他反映现实的客观的真实性的程度”。左翼影评人力图通过电影这一大众化和商品化的文化形式表达启蒙和救亡的政治意识，然而，部分影片的确存在说教和概念化的弊病，而软性电影论者则认为电影应该“是给眼睛吃的冰淇淋，是给心灵坐的沙发椅“。如何实现激进意识形态与娱乐性的有机统一，是摆在左翼电影面前的一道难题。而袁牧之的电影实践可以看作是解决这一问题的一种探索：《马路天使》以充满温情的凝视，为观众展示了一出出悲喜交织的市井生活画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