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渐渐老去的长者
一年没见，爷爷就老得像个小孩。
我问他，爷爷你今年应该有八十了吧。他坐在院子的石凳上，挂满了火红小灯笼的小树在阳光照射下，树影斑驳地投在他身上。他目视前方，木木地说，还没有，不过再有一个鸡腿就八十了。
听到“鸡腿”，我愣了一下，再加上他声音含糊，我没明白他的话。他又唠叨了几遍，我才反应过来，噢，明年他就满八十了。
检查结果是颅内出血。幸好医治及时，只需在医院观察一星期就可以回家静养。家里人舒了口长气。爷爷在医院躺不住，第三天就吵着要回家，家里人劝了好久才平复了他的躁动。回家那天，医生叮嘱，以后要严禁烟酒。禁烟酒，对于爷爷来说，那可是不小的折磨。以前，他每天烟酒不离嘴，尤其是酒，那等于他一半生命，没有酒，他怎么也吃不下饭菜；一顿饭，只要有酒，他就可以坐着吃一上午，凌晨五点起来喝，白天喝，晚上也喝，一天要喝上个六七顿。奶奶因此不知和他吵了多少回，但他一如既往，性格倔得像头牛。生病之后，他倒也乖了许多，不再沾酒，只是会偷着抽烟。
从学校回来的那天中午，我去爷爷家吃饭。厨房里只有奶奶一人，她正在准备午饭。我问爷爷去哪儿了，她说他还在房间里睡觉。那时已经将近午后一点。
“从晚上睡到现在呀？”
“没有，早上起来过一次，九点就又回去睡了。就让他睡吧。”奶奶平静地说。
“爷爷现在应该没什么大碍了吧？”
“已经没啥了，”奶奶嗓门突然挑高了，放下手中的汤勺，努了努嘴，笑着对我说，“就是饭量变大了，他现在每顿都要吃三碗米饭，吃完有时还没觉得饱呢。”说完就笑着，脸颊上粗糙的皱纹收的更紧了，好似也和奶奶的心情一样，心满意足。
一顿三碗米饭，对于爷爷来说可真是不小的突破，那已经不知道是多久前的事情了。
“那现在他应该不喝酒了吧？”
“酒倒是不喝了，但他还在偷着抽烟。昨天我从他那儿搜出一包烟，还有三百多块钱，都不知道他哪来的这钱，不知道谁给他的。”奶奶脸上有点怒气，但笑意还是那么愉悦，“我看到那包烟就直接把它扔了，我就怕他拿钱自己跑到镇上喝酒。”住院回来后，家里人经常管控着爷爷，防止他又忍不住喝起酒来。家里的酒被奶奶藏了起来，街坊乡邻里买酒的小商店也被通知不要买酒给爷爷。
不一会儿，三叔走进了厨房，爷爷也起来了。他弓着背，走进厨房。吃饭的时候，奶奶又把爷爷偷着抽烟的事说了一遍。三叔喜欢逗爷爷，“谁给你的钱啊，不会是自己去银行里取的吧。”
“他都没有存折，怎么取呢。肯定是有人给他的。”
“也许是他买奖中的。”三叔说。
爷爷坐在桌前，哑默无言，只顾着吃饭，就像做错了事的小孩，安静地接受家长的训斥。
眨眼间，已是大年除夕。门上褪色的对联，换上了红底黑字，或是红底金字的对联。院子里的小树被我挂上了火红的小灯笼，一派喜气洋洋的景象。除夕晚上，按惯例，一家子四代同堂聚在爷爷家，围着长桌吃起年夜饭。但饭桌上不见爷爷，伯父就问还在忙着端菜的奶奶，阿爸呢？“这人还在厨房呢。”“叫他上桌吃饭吧。”他不肯啊，自己一人待在厨房里吃，奶奶无奈地说，我现在给他盛些菜。爷爷没告诉我们为什么，但我想，估计他是不想闻到饭桌上的酒味，那可人的美酒就摆在眼前却不能碰，对于爱了一辈子酒的爷爷来说，是多么的难受。
那场大病过后，爷爷话变少了，背也驼了不少，步履蹒跚。谁曾想，十年前，爷爷还能背起一百多斤的谷子从田埂走上山坡。几十年来，他靠着那双粗糙的手、宽厚的肩膀，拉扯大了七个小孩。可如今，爷爷已老得像个老小孩。岁月犹如奔驰的车轱辘，在泥泞的小道上印出深深的车辙，也在爷爷身上刻出了岁月的疤痕。
曾以为一辈子很长，将来有的是时间侍候父母、长辈；可当我们还在繁华都市里独自漂泊时，父母和长辈们却正在以惊人的速度老去。
春节回来，父亲的头发又白了许多，眼睛也老花了，看不清手机里的字。每次打电话，都要先戴上那副在街上淘来的便宜老花镜。印象中，去年家里还没见到这副眼镜。母亲脸上的皱纹多了，也深了，双手也渐渐干枯得像冬天里褪去了朝气的树枝。
（二）长大了的伙伴们
大年三十的年夜饭，少不了家长里短。伯父举杯，对小叔和姐姐说：“来，祝你俩今年找到心仪的对象。”小叔和姐姐只是含笑举杯，然后就酒杯默默地抿了几口。婚嫁的事，姐姐还不打紧，倒是小叔，爷爷奶奶总替他干着急。小叔今年三十有三了，但结婚的事远得还看不到边。每次家里聚会，小叔总要被说上几句。这时，他喜欢沉默，眉头紧锁，或低头吃饭，或闷头喝酒，不知心里装的是委屈，还是不屑。
其实像小叔这样的大龄未婚男青年，在家乡并不鲜见。说也奇怪，村里难见有大龄“剩女”，留守的全是大龄“剩男”。嫁出去的女孩难有超过25岁的，结婚年龄最小的一位，比我小一年，但当我还在读初三时她就已经生了一个宝宝。而村里的男青年呢，要么结婚结得很早，比如小我三岁的一位老弟，20岁就生了个男孩，今年又生了第二胎。当然，那只是少数，更多的男青年则像小叔一样，当了三十多年的孤家寡人。
这些男青年，都曾是我小时候的玩伴。如今，他们都不愿待在家乡务农，而是跑到省城打工。虽说每年大伙儿都回来过年，但不知为什么，总觉得这两年他们的变化异常明显。样子还是当年那些面孔，只是，脸上的赘肉不知何时多了许多，面庞圆得像我小时得了大脖子病时的模样，衣服下也腆起了中年人的标配啤酒肚。
他们自己的终身大事还没解决，倒是乐于给别人操心，尤其像我这种在外读大学的人。
“要赶紧找个女朋友啊，不然书读出来再没个女朋友可就输了。”坐在我对面的一位老哥对我说。对于他们来说，知识本身具有独特的光晕效应，与知识沾边的事物总不自觉地粘带上某种力量，比如我读书读到了研究生，按道理在找对象等方面本该也同样出色。可现实是我太不争气，辜负了他们的一片热忱。
每次我都是呵呵地笑，说：“不急不急，才二十几岁呢。”
“你这会要是再不赶紧，就得像我们一样了。”
说着说着，他们回忆起了自己曾经的青葱岁月，“现在大家有了车子反而不去‘泡妞’了，以前老骑着个摩托车跑到镇上找女生喝茶。” 那时的他们，年少轻狂，而现在，脸上的褶子若隐若现，心也跟着逐渐“老化”了。
（三）远去了的孩童时代
不知从何时起，家乡的春节对于常年飘荡在外的我来说，变得索然无味，有时甚至变成了一种煎熬。对过年的热切期盼与无限遐想早已成为陈年往事，在封尘的旧时记忆中，积起了一层厚厚的尘埃。
春节于现在的我，始于大年三十。可对于十多年前的我，春节在腊月中旬就已经老早地拉开序幕了。那时，年少的我们最盼的就属春节的辞旧迎新了，贴对联，换上崭新衣服，一派喜气洋洋，令人神往不已。每到腊月中旬，我们就吵着母亲带我们去镇上买衣服。那些年，村里还没有人买小车，乡道也还没有往来通勤的公共汽车，人们依赖的交通工具除了摩托车，另有既可货运亦可载客的敞篷拖拉机。时常，村里的妇女总会相约一起，带着自己的小孩，坐上拖拉机，浩浩荡荡地向小镇进发。小镇距离小村有十来公里路，原本十来分钟的车程，拖拉机却得摇晃半个钟多。一路上，尽管拖拉机颠簸得厉害，马达声也阵阵轰鸣，但车厢内的欢声笑语仍不绝于耳。
到了小镇，妇女们就领着自家的熊孩子到服装市场挑拣新衣服。说是服装市场，其实就几条约莫三人并排时宽窄的小巷组成，巷子两旁是由木板搭建起来的简易木房，里边摆着各式各样的衣服、鞋子和箱包等。巷子的小路那时还是土路，被铺上了木板，要是下起雨来，人穿的鞋连泥带水地踩踏在脚下的木板，于是，木板铺就的小路也就跟着泥泞不堪了。尽管如此，我们选购新衣服的热情依然不减。除了那几条巷子，隔街的菜市场里的几家服装店也是我们常逛的地方。服装店门口就是喧闹的菜市场，人来人往，走道虽由水泥铺就，但往来的冒着水珠的新鲜蔬菜、滴漏着水的海鲜等生鲜早已把那小道装点得犹如河滩般潮湿。尽管看起来脏乱，但并不能阻挡我们去那儿选购衣服的欲望。况且，菜市场里还有各种餐饮店、小吃店，自然，它就成了小孩们期盼的乐园。
如今，巷子路服装市场曾经的熙熙攘攘早已成为过眼烟云，几年前，现代化楼房就已取代了那些摩肩擦踵的木板房。而菜市场里的那几家服装店虽然仍伫立在原地，但顾客寥寥无几，在肮脏的菜市场的陪衬下，衣服的质量也成为了一个被人怀疑的问题。孩童时令人期待的地方，倒使人嫌恶起来。在城市待惯了，乡镇的市场与商品显得那么陈旧与过时，曾经令我们趋之若鹜的东西，如今看来确是如此的老土。新衣服还会照样买，但早已由线下搬到了线上，购买的节点也不再卡着春节前的日子，而是紧随着资本的脚步，在“双十一”这样的促销大潮中抢购。原本充满仪式感的辞旧迎新，变为了仅仅只是满足日常消费的、缺失了某种精神意义的行为。
我们不再吵着跟父母去买衣服，连买年货也懒得跟父母去了，而那时，对于孩童的我们来说，买年货亦是春节前的一件大事，站在琳琅满目的零食前，垂涎三尺，更重要的是，跟着父母到镇上，还可以淘到过年必不可少的娱乐道具，鞭炮。可现在，过往那些曾令我们窥视许久的东西早已失去了它曾有的魅力，不是那些东西出了问题，而是我们长大了，时代变了，心也变了。
至少对于十多年前的自己来说，我能感觉到那剧烈的变动。
离乡十余年，我愈来愈难以融入到充盈了我大半童年时光的小村，愈来愈疏远了童年时的玩伴。不知从何时起，和村里的年轻人，也是自己曾经的玩伴待在一起时，我总感觉莫名的尴尬与不舒适感。于是，我沉默寡言，想打破自己沉默的坏毛病，但有时半天也没能憋出一句话来，就像是堵塞了的下水道，呛得人难受。倒不是我傲气，不愿和他们聊天，而是实在不知该和他们聊些什么。人最怕的不是地理距离的遥远，而是你站在我面前，我却不知道说些什么来挽救冰冷的相处场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