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有了一些了不起的好思想，拿到现代社会都是不过时的箴言。比如，老子《道德经》说，“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意思是，“道”的运行会以相反的面貌来呈现，“道”发挥作用时采用柔弱的方法。可以理解为，反对者、批评者是来成全我们的，反对的声音、批评话语是来帮助我们的，所以社会应当广开言路，媒体应当言论自由；政府不一定要以强势的面貌出现，弱政府、小政府也可以管好地方或国家。

再比如，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非常前卫，体现了近现代的民主、民粹的思想；而孟子又说“逢君之恶其罪大”，告诫官员不要迎合领导的错误、不要只懂拍马不提意见或提出作恶的建议，也很针砭时弊。

类似的政治哲理中国两千多年前还有不少，只是可惜的是，随后两千多年中国一直在极权社会里打转，虽然你方唱罢我登场改朝换代频繁，但在政治体制层面的进步并不大。而这样的好思想反而还可能产生坏影响，让人觉得好思想、至理名言只不过是一种逗你玩的唱唱高调而已，所以思想就是光练嘴皮子的废物摆设而已。

于是就产生一道思考题，早先的有些政治智慧，为何在历史长河里一直没有发挥作用? 政治哲理为何对文明进步无法产生明显的实际影响力?

也可以从哲学层面来发问——思想理念的价值和意义如何来兑现?

你可以从历史角度来分析，君王们看重的往往是眼前的现实利益，历史上没有哪位君王愿意割让手中的权力和既得利益；你也可以从政治角度来分析，极权的吸引力及其产生的力量，碾压民主思想的力量，后者根本不是前者的对手……云云。

但回到思想本身的角度来看，政治行为都以政治思想理念为基础的。每一种思想理念之所以没能发挥作用都可以从逻辑上归结为一点：它说服力不强，没让人信服，它的说服力败给了其他思想理念。因为人的思想理念不会真空，就看哪一种的影响力更大。

比如，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时候，还缺乏一套完整严密的论证逻辑，所以没能说服君王们发自内心相信这种理念的好处和价值，于是好思想最多就沦为云淡风轻的柏拉图式精神恋爱，想想就可以，操作就免了。

古罗马是有哲学王的，奥勒留完全根据自己的民主的伦理哲学来管理国家，一部《沉思录》足以见证这位哲学王的深度思考，见证他与自己的心灵对话。哲学王完全说服了自己。而中国古代的不少好思想，却没能说服君王让君王彻底心动。

现在的问题是，要如何才能让好思想匹配上足够强大的说服力呢？

好思想匹配锋利的说服力需要两大条件，一是要有充满批判的社会氛围，从而在批判中夯实好思想的论证逻辑；二是要避开语言本身的圆滑性、诡辩性，不要让思想批判陷入文字陷阱里，变成了文字游戏而完美错过对“真理”本身的思考。

为什么要有充满批判的社会氛围呢？

因为一个人的脑洞再大也难逃时空的局限性，比如，古希腊很多智者都提出各自的世界本源学说，对他们的批判才催生巴门尼德的存在论；而天才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也遭到无数后人的批判……瑕不掩瑜，巴门尼德、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至今还影响世人。

只有百家争鸣才能争辩出“真理”，批判才是真正的夯实、真正的维护，才能让好思想在批判与反批判中产生强大的说服力。而在中国古代，诸子百家永远定格在两千年前，中国文化中对先贤的批判往往被视为对先贤的不敬。至今人们一谈到老子往往都奉为大神，不敢提出一点批判，没有这个文化传统或思维习惯。而缺乏批判氛围下的好思想，要么无人问津，要么被捧杀或雪藏的命运，无人踩者无人睬。反者道之动，不反道不动。

而批判与反批判，还需要有一个游戏规则，避免玩文字游戏——把真理秒成歪理、把歪理“演绎”成真理的文字游戏——的游戏规则。很多时候的辩论，会绕开真理本身，而沦为一场文字层面的饶舌竞技。

文字层面的饶舌竞技、玩文字游戏，说白了，就是利用文字本身的语义逻辑的不完美，而自欺欺人陷入文字符号的逻辑误区。比如，你说“逢君之恶其罪大”，玩文字游戏者就反驳说，“君为天子何来恶”、“人固有错何言罪”，即在文字层面上纠缠，先把自己绕晕再搅浑你的思想。

而中文是一种诗性的语言，它的优势就在文字的含蓄、多义，这也是文字美感的一大原因。但要小心的是，组织文字的工整性，容易让人产生文字内容的严谨性的错觉，比如诗词内容更容易被当做真理。文字的含蓄、多义，换一个角度看，也是产生文字歧义、语义混乱的根源。从语言学的角度，跨文化研究的学者爱德华·霍尔，把中文、印度文、日文等亚语归为高语境语言，而英语、德语、法语等欧语归为低语境语言。高语境语言比较委婉，对它的理解对语境的依赖度高，在不同的语境里所表达的意思可以完全不同。

所以，同样的思想，用中文表达清晰比用欧语表达在逻辑上难度更大。这也是同一种思想，用中文、特别是用古汉语来批判，比用欧语来批判更加困难的原因。

当好思想难以被批判，也就难以被夯实，难以产生强大的说服力，所以两千年前的不少好思想，却在历史长河里与社会生活、政治文化失之交臂、渐行渐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