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冬天擦完了三只润唇膏。
溃疡就像是南方小镇每年准时到访的黄梅天气,黏糊糊的,总是迫不及待地来,却怎么也劝不走它。高二三四月左右的光景,有天网球课正好被排在倒数两节,出了一身汗后校服半湿地搭在背后,头顶的太阳也像蛋黄酱一样,被黏腻地涂开。像是挤在沙丁鱼罐头里的我们鱼贯而出,隔壁班刚考完SAT回来的女孩忍不住大声叫喊:“太湿了!上海太湿了—”我侧了侧头,自认为附会地笑了一下。
那天我应该是要等同学的。和另一个体育专项班的同学约好了下课后校门口见,再一起步行去食堂。不,那天我们去了全家。这是后话看着人流在我面前像延时摄影般自动播放,有一搭没一搭地就和SAT女孩聊了起来。我这么做更像是在刻意逃避,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就害怕的他人的目光,大部分都是主观臆断,但就是害怕,哪怕只有我一个人,我也宁愿缩在一个角落里,乖乖躲好。想起高一时去学校剧社试镜,当时爱死了《暗恋桃花源》,所以唱歌跑调没有关系,不善于表达也没有关系,我拼尽全力去做了。人可笑就在于,对于明知道注定失败的事,在结果没出来前,还是会抱有盲目的自信与希望。晚上八点半,伴随着我一条“试过无悔”的说说,这事就彻底翻页了。
SAT女孩听我说了些有关我们数学老师在课上的有趣言语,其实这些真比不过我们的生物老师阿杜。学长有整理过—“你去找医生检查神经中枢,翘着二郎腿和她聊天。啪,他拍了一下你的膝盖。结果你把医生踢出去了,说明神经中枢问题不大。”“哦这个动画太快了,我们再看一遍。再看一遍,还是这么快,因为我没有找到暂停按钮。”“郭敬明,非常聪明的小孩子,就是可能生长受到了抑制。”
溃疡好了又坏,坏了又好,循环往复,像个永动机,没日没夜地撕扯着我的嘴角。SAT女孩已经从隔壁班转到出国班去了。偶尔能在楼梯转角处碰到她,当然这种概率就像掷骰子掷到六,不过本身就是随机事件,点数小点数大也不是靠意念控制的。彼此间渐渐地就淡了关系。
回忆像个说书的人,走在熟悉的道路上,看着一尘不变的风景急不可耐地推搡着我前进,伤口还是会止不住地发疼。上周第一次打开了私人电台,听到《房间》这首歌的时候泪水在眼眶里打转了,最后仰着头,好久好久,一曲终了,泪水也下去了。郊区的夜晚冷得让人的脏器都在发抖,很难在26摄氏度的暖空调和第二天起皱得厉害的下嘴唇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拔死皮成了一个很不好的习惯。嘴角干裂出血常常是自己不自知,被善良姑娘们一次又一次地提醒“嘴角怎么又出血了”,最后会是不在意地擦去,润唇膏还是懒得擦。可死皮、溃疡一点点真正出来的时候,会发疯了般涂上一层又一次厚得锃锃发亮的唇膏,仿佛一往无前的巨噬细胞一样,遗憾的是,它倒下了无数次。
今天是2月29日,我从小就带有认为这一天出生的孩子很神奇的执念,却再一次惋惜起了他们下一次生日又得过很久很久了,就像我等喜欢的剧更新,一口气把它看完,平日里明明可以也有好多事要做,心窝里却总是痒痒的。
“所以暂时将你眼睛闭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