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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妈是个孝顺的女儿，她对自己病床上的父亲照顾的无微不至，哪怕自己也已经是个60岁的老人，而且还身体抱恙。在我妈看来，赡养老人是义不容辞的责任，不论自己有多么困难，照顾老人是头等大事。这既是传统道德的要求，也是她对于父母恩情的报答。这恩情并不是她的父母有多爱她，为她付出了很多，在她成长的路上如何的陪伴她--这些在我的了解之中，似乎并没有多少。这恩情是她的父母生了她，并把她养大。单是这样的恩情就让她觉得此生都无法完全报答父母，唯有无条件的、自始至终的孝敬父母，才会觉得心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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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我妈的标准，我是一个非常不孝顺的儿子。
她认为做子女的，对待父母第一原则就是“顺”，只有顺从了才算得上“孝”。子女要听父母的安排，不可以和父母争辩，哪怕是父母说的不对。然而我从小就是个不听话的人，甚至常和她顶嘴。每当出现这种情况，她就认为她把我“惯”坏了，导致我只考虑自己，不懂得孝顺父母。
另一个让我觉得自己不达标的是我不懂人情世故，这不仅仅是不懂父母的恩情，也包括不懂得和街坊邻居、亲戚朋友的相处之道。比如见了邻居不打招呼，亲戚来访不懂接待，过年的时候不愿意去拜年，参加婚礼宴会时衣着不得体，等等。这些虽然都是父母的社交关系，但我要按规矩办事，听从父母安排，在她的亲朋好友面前表现的有礼节有教养，她才会觉得有面子，才会觉得这个儿子是孝顺的。
我的第三问题是去到一个远离家乡的城市，做了一份她不喜欢的工作。在我上大学的时候，我妈就建议我毕业后继续读博士，找工作也尽量在北京找。我妈觉得我从小就不会人际交往，只有埋头研究的工作适合我，如果我能博士毕业在一个北京的研究所工作，首先她就可以告诉别人她的儿子是个博士，这就显得她作为母亲很成功；其次我是听从她的安排从事学术研究，在她的指导下过上了幸福的生活，这显得她的儿子很听话，同时也说明她对自己孩子很有帮助；第三在北京工作我可以一周回一次家，她就可以经常见到我，还可以帮我带孩子，这样便能满足她三代同堂的愿望。我妈为我计划的挺好，可惜她不孝顺的儿子让她这三个愿望全落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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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私人生活的变革》里，比我不孝的人比比皆是。有人当众责怪自己的父母，有人只有在需要父母帮忙的时候才会去看望父母，有人抱怨父母没本事给自己找好工作，有人嫌弃父母没给自己办一场风光的婚礼。他们不同意生孩子本身就是恩情，不同意只因为是自己的父母就必须终生报答的观点。他们认为孩子无法选择是否要出生，既然父母生了孩子，就有责任把孩子养大，更有义务给孩子好的生活。在他们心中，孝顺几乎没有存在感。
在中国的历史上，孝道一直被奉为治国之本。国家的法律保护长辈--特别是老人--对下一代的权力。比如，父母可以告儿子忤逆而无需提供什么证据。旧时的法制体系认可“天下无不是的父母”这一原则，如果小辈犯上，胆敢顶撞父母或祖父母，便会受到严厉的惩罚，直至被处以绞刑。“如果祖父母和父母因为儿子行为不端而气愤自杀，儿子就得砍头。新中国成立后，传统的孝道遭到了大力的批判，人们被强调的是应该忠于国家而不是父母。国家倡导家庭成员之间相互平等，批判父权族权。虽然法律有提到子女要赡养父母，但当老人得不到赡养时，子女通常不会受到法律制裁。地方法庭一般实行调解，如果调解不成会责令子女给父母付赡养费。至于尊敬老人、和老人做情感交流、照顾老人的生活，地方的行政部门和法院就没有太多办法了。
政府对各种“封建思想”包括父权、族权、包办婚姻等等的批判大大动摇了父母高高在上的形象与孝道的神圣性。这也反映在公众舆论在养老观念的变化上。在熟人社会，公众舆论在判断一个人的行为，特别是赡养老人的行为上，远比法律更重要。在50年代，公众舆论基本上都倾向于父母这方面，不管父母是对还是错。后来由于年轻人在公众生活中日益活跃，对公众舆论也有了越来越多的影响，情况就逐渐有了变化。公众舆论在老人赡养的问题上日渐沉默。越来越多的人觉得干预别人的私生活是不合适的，人们对社区事务的兴趣在逐渐减弱；在市场化经济大潮的推动下，人们也不再把孝顺看作很高的社会道德要求，反而是赚钱的能力被公众所看重；此外，老人们也越来越发现子女不会对自己唯命是从，自己需要对子女投入更多感情才会有所收获，于是也就越来越少对年轻人提出批评。
政府发起的对各种传统民间宗教信仰与仪式的批判也大大削弱了父母在家庭中的地位，而市场化改革又进一步推动了在信仰的精神世界里父母权威的衰落。这一点在祖先崇拜的变化上反映得最为明显。随着祭祖习俗的消失，传统中国社会关于父母权威的一些信念也在消失。过去人们都相信有赏罚分明的天意，相信来世，他们相信孝顺的人会有善报，而不孝的人会被打入十八层地狱。但如今这些观念都被视为迷信，年轻人不相信天意也不害怕来世，随之消失的便是他们对父母的敬意。
父母权威的倒塌导致了“父母身份的非神圣化”的后果。没有了传统宗族体制与宗教信念和仪式的支持，所谓父母之恩的观念开始被削弱，上下两代人的关系变得更加理性，更具自我利益的意识。结果，父母再也没有天然的权利要求儿女报答养育之恩，两代人之间变成了一种日常生活中的交换关系。父母子女关系的基础一旦从道德转移到物质上，老人的地位甚至在伦理意义上也被削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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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道的没落早在70年前就开始了，伴随着传统文化的解体和生活方式的变革，作为几千年来儒家文化最重要的指导思想之一的孝道，一点点的从人们的精神世界中剥离。传统文化认为子女是未来家庭生产的劳动力，能够赡养父母，能够传宗接代，这是人出生的价值和意义，也是社会对人的要求，因此“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因此“养儿防老”的观念是如此深入人心。然而新的观念认为子女最大的价值是给父母带来快乐与满足，父母和子女的关系是平等的，父母和子女的感情是基于双方的持续互动和付出，单纯的血缘关系对子女来说并没有太大的约束。
当法律、舆论、信念、财产制度都不再支持孝道，人们自然就会变成不孝之子。没有了孝道，老人们无法从子女身上得到太多期望，也无法从社会中得到帮助，养老的问题变得日益严重。我妈早就不再期望我会像她一样赡养父母，而我从来就不曾期望得到子女的赡养。在这个不孝的时代，我们对子女的期望变成了他们能够快乐长，而对于老年生活，我们只能期望自己做好了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