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的下午，我坐在院子里的长凳上，外面也没什么太阳，只是想出来坐一坐，祖母从屋里出来，很自然的就坐在了我旁边，她来去都很轻，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身体不好，坐下时很慢。院子里有一棵枯了的枣树，间或有三两只不知名的麻雀上下扑腾，祖母坐在小凳子上突然就有些感概。

她说我从小记性就好，我给你说点故事，不说出来，我要是死了，以后就没有人知道了。

我曾祖父一共六个兄弟，他是长兄，只有我爷爷一个独子，老二和老四不知道死在哪个年份，总之他们生活的那个年代，如果是死了，就不必太深究其缘由，从祖母以往的只言片语中我也只能大致得知，似乎一个是很小就死了，还有一个是被国军拉了壮丁，结果出逃时被枪打死了。老三有一独女，只有老五子嗣最多，育有两子两女，老六一生聋哑，前些年去世的时候我才知道他原来也是有名姓的，每个人不都是该有个名姓的吗？不，有太多的人，即使到了新时代，旧社会的外衣太过严实，在其他人眼中，竟然只是一个站立着的符号，直到死去的时候，才能在坟墓上竖起人的尊严。

我的外曾祖父，也就是我祖母的父亲，同样是六个兄弟，这样一个在血缘上离我已经有一大段距离的人，却因为祖母至今犹新的记忆而变得鲜活。他是老大，三岁起便给人放牛，父亲吸鸦片，除了生养这么多儿子，似乎也没有能拿得出手的本事。五岁时，父亲弄了两担皮货带着他去武汉周边贩卖，卖完了皮货，父亲仔细瞧了瞧这个大儿子，或许也犹豫了一会，最终还是独自离去。他一路哭着寻找，有路人见着便问他为什么哭，他说我找不到我爸爸了，路人便说你爸爸已经走了。路人问他会放牛吗，他说会，凭着放牛的技能，他总算没能成为荒野里的一具弃尸。乱世之中，所谓家庭多数时比不过路人一个善意的念头。

早晨鸡未打鸣就要起床，赶在干活的长工师傅下地用牛之前把牛喂饱，周围多的是荒芜的坟地，草长的肥沃，他骑在牛身上，把身体紧紧地趴在牛背上，用手死死抓住牛脖子上的鬓毛，为什么要这样呢？他说他看得到，周围那些有高的，有矮的，都是鬼魂，他不敢抬头，怕被捉走了。牛要吃草，他必须得去，牛若吃不上草，他无非也就成为那高矮中的一员。

过了两年，他的父亲再次弄了货物来武汉贩卖，居然就被他给撞见，这回他用手抓住父亲的衣角，片刻不离，生怕又被抛弃，烂命也有烂命的好处，反正难得死，父亲便又把他带回，回去后能做什么，仍然是给人放牛。

有一年有个贩米的商贩路过，他父亲带着兄弟几人前去，米是买不起的，只能换，用什么换呢，父亲指了指老六，老六最小，但是也知道是什么意思，哭的厉害。父亲不知该说什么，他是老大，看到老六不肯，但是又确实快饿死，只能硬着说“老六不肯，那就老五”于是老五就被卖掉了，卖了一斗米。

几十年后有过一次“运动”，其中就有帮助各家寻找失散亲人的工作，他去村里填了材料，哭着跟人家说我有个弟弟，是我家老五，几岁的时候被我卖给一个米贩子了，我想把他找回来。然而最终还是未能如愿。祖母说，几十年后说到这里，他仍然哭的很厉害。

镇上有一户姓许的人家，是做米粉生意的，许老爷有两个儿子，三个女儿，还请了西席在家授课，是个大户。不知道什么时候起他就去了许家做工，学会了用算盘算账，许家人看他勤快机灵，便赊了他一笔钱，让他回家去做生意，他拿了钱，回家盖了房子，开起了粉坊。

六个兄弟，却只有他一人留了后。有三个儿子，三个女儿，我的祖母是二女儿。粉坊开起来后日子便过的越来越好，到后来家里也有连片连片的田地，也能请的起长工，总算不用卖了儿女去求一口饭吃，故而他把我祖母抱到她姨母家时，完全是因为姨母无后，他便把二女儿过继过去了。那时候祖母三岁，她说到现在她还记得一清二楚去往姨母家的路，要穿过一片坟地，拐几个弯，后来她再去到那个地方，房子建的太多，已经不认得了，不然她还能再走一遍。

在姨母家过了几年，忽而姨母就得了怪病，按照她的描述，是肚子里面长了东西，她用手去按，圆圆滚滚的，很硬，像倒过来的葫芦瓢。祖母8岁时，她的姨母终于还是去世了，作为祖母的父亲，他拿了钱过来，葬掉了姨母，带她又回到家。

1954年，长江洪水，支流地区一片泛滥。趁着水还没全部过来，他雇了船拉着家里的六头猪拉到隔壁的镇上卖掉，回来后便招呼周边的邻居，把家里的豌豆，米粉这些吃的全部分掉，都是要四处逃难的人，路上若是没有一口吃的，只能挨个的饿死。还有不少纸币，他做了几个长筒口袋，装上纸币后系在腰上，又分别装了几个小口袋，给几个儿女一人一个，这是防止路上走丢了，若是丢了，靠着这些钱，或许还能活下去。除了纸币还有一些银元，银元太重，不方便带走，他在门里面挖了个洞，把银元都装进一个壶里埋在洞内，盖上一块青砖，然而便带着一家老小朝着地势更高的邻镇逃去。

隔壁镇上有个开豆腐坊的亲戚，投奔过去不久，因为洪水肆掠带来的疾病，一家人开始腹泻，或许一开始谁也未曾在意这样一个小问题，直到他最小的儿子开始便血，然而那时候他根本意识不到这是一种曾经在全球范围内造成多大死亡量的病症。小儿子也死了，死后按照那家亲戚回教的做法，光着身子，洒了一些水，再裹上一床布，临时做了一口棺材，埋在不远处的坟地。祖母说那个坟地她现在也还知道在什么地方，只是上面也都建起房子，难得找了。

洪水退去，再次回到家里时已经少了一个人，带的纸币也派不上用场，还不如那些可以果腹的豌豆，然而好歹还是有房子有田地在的，他想这还不是他一生中遇到过的最坏的处境，一切总会好起来的。我的祖母有一日到周围的野地里去摘野菜，拿了个大袋子，装了满满一袋放在牛背上，骑着牛回去，到了家却突然发现家里的大门上都贴满了白色的纸条，如果她再识得多一点字的话，大概会发现那些纸条上都有一个“封”字——那年土改开始，祖母的父亲被划分为地主，那当初曾资助他的许家被划分为大地主，直到这时候他才明白一生中最坏的处境不在于与天斗，而是来自同类的残害。

当人与人不在一个阶级之后会怎么样呢？我曾经在一篇论述战争人性的现代著述中看到一个词叫“去人性化(Dehumanization)”，意思是面对不同立场、不同阶级的敌人，因为政府的宣传引导，都会将对方描述成一种可以完全摒弃任何道德负担而去加害的对象。房子被封，只留下一间小厨房供家人休息，房内的家具也都被人抬走充公，祖母的母亲对她说，你比较大，一会他们要是想把床抬走，你就带着几个弟弟妹妹拉着床，抄家的人最终给留下这一张床。后来又有人说，那家人是地主，家里居然还有几个女儿在读书不去干活，实在可恶的很，于是祖母本来已经将一条破烂裤腿改成了一个精致的小书包，终究是用不上了，她小学三年级还未读完便不得不辍学。

最开始打倒地主的时候，是允许枪毙的。许家是大地主，是重点打倒对象，家里的大儿子比较老实，政府过去抓人的时候没跑，倒是小儿子和老太爷跑了，事实证明对我们新生的政权来说，至少在一开始还没有“宽大处理”这样的说法，老大被抓后没过多长时间就被枪毙。行刑的时候允许围观，祖母的父亲看了回来后对她说，他们对着我哥开了一枪，人没打死，哥哥还站起来跑，又开了一枪，这才打死了。边说边哭，在这个年岁，早已顾不得失态了。出逃的老太爷最终也不知道死在何处了，小儿子复而被抓，运气好些，被抓的时候政策变化，对地主已经不允许枪毙了，于是被抓去劳改。三个曾经在家里受过西席教诲的女儿，其中一个在后来许多年后家中有人过世时，从家门口一直哭到坟前，周围的人听着，是在哭她至今不知死于何处的爹，还有那开了两枪才被打死的大哥，她虽读过书，但始终不知道他们究竟犯了多大的罪过。

1959年，祖母父亲的幼弟，他们六兄弟中最小的那个，曾经在多年前因为饥饿而差点被卖给路过的米贩，由他的哥哥顶替了他被卖出的命运，而在这匆匆几十年不知好坏的人生后终于还是死去了，同样因为饥饿，是被饿死的。

我记得柴静的《看见》里面曾经有一期叫《归去来兮》，讲的是一位随国军去台的老人，老人文化水平很高，这样一个曾说过“没有在深夜痛哭过的人不足以谈人生”的人，最终将自己的命运平静的归结于“大时代”，在那样的“大时代”之下，人要理解自己的命运，接受自己的命运，在时代潮流冲刷之下，每个人都如同雨中行色匆匆疾步而走的路人，慢一分脚步便多一分痛苦，待到雨停，居然就匆匆而行了数十年的光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