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橙肥蟹家家酒，红叶黄花处处秋。
极追寻高眺望，绝风流。
九月九，莫负少年游。”
——元人小令《中吕·喜春来》
一、溯源
重阳节三字完整出现，历史文献中目前最早可查到的是南朝梁人庾肩吾所著《九日侍宴乐游苑应令诗》中“献寿重阳节，回銮上苑中”。 不过与多个中国传统节日一样，重阳雏形的诞生则要早得多。
两汉之前，漫长酝酿
显然目前还没有足够资料用以确证重阳节具体源起于何时，不过还好基于现有文献及历史认知足够让我们得出一些有意义的推论。学界的一些观点认为重阳节大致形成于东汉末期，如池田温《中国古代重数节日的形成》、郭佳《九月九日重阳节探源》等，认为重阳节形成于传统纪日方式由干支纪日（如青铜器何尊上铭文“唯王五年四月丙戌”）过渡到序数纪日（即数字纪日）之后。而序数纪日从西汉民间产生并流行，再到东汉官方承认并正式通行，此后才有了重数节日：三月三、五月五、七月七、九月九。
此类观点有一定道理，但既然讲到溯源，一些关键点就有必要厘得更清，推得更接近源头才好。
首先，中国传统节日的形成多源于农（牧）业生产与自然物候条件，通过围绕某一主题仪式来满足实际需求与增强共识，通常是渐进式的。重数节日虽不直接源自天文历法，但依然是因节气物候不同而形成，是顺应自然的产物，而非反之——是因为有了重数才有了节日。
其次，序数纪日是在漫长的生产实践中形成并逐渐并被官方接受的。早在睡虎地秦简《日书》（公元前217年）中已出现有如“三月癸酉一日、甲戌二日”这样记录日期的方式，这与商周金文中干支纪日形成对比。李学勤先生曾在《〈日书〉与楚、秦社会》一文中考证了序数纪日，认为其为楚秦民间习俗，秦统一后开始普及。依此据，设若民间在战国至秦时已出现有序数纪日的习惯，那么以上直至东汉官方承认通行后才形成重数节日的观点就显得不那么站得住脚了。
再者，战国时期的《易经》已有成熟的数有阴阳观念：
“阳卦奇，阴卦偶。”
与之相应的两阳数相重之日在当时必被引起足够关注。如果早在战国至秦时已有对于阳月阳日特殊性的意识，何以要等到东汉末期，也就是约四百多年后才忽然将这一天订立为节日，这在逻辑上是否略显突兀。
因而我们的观点倾向于：九月九日大致应在战国至秦时已在一些地方渐有雏形，经两汉酝酿及一些条件催化（道家辟邪养生，驱祸辟邪等观念）而不断强化，到魏晋中后期而基本成为具有普遍影响的中国传统节日。当然也有一些观点认为重阳节能够追溯到上古的丰收祭祀，此类观点实在缺乏有效的信史支撑，我们暂时无法认同。
早期文献资料中确切提及九月九的，可见东汉中叶崔寔的《四民月令》：
“(九月)九日可采菊华，收枳实。”
按：1. 枳实，一种中药。味苦辛，性微寒。主破气消积，化痰除痞。
2. 该条文献并不能说明九月九日此时已成为节日，但书中明确记载这一具体时间显然值得关注，至少可说明其时这一特定日期的特殊性。
魏晋时期道教的影响
两汉关于重阳的记载寥寥，魏晋则大为不同。而地域上，南北朝以来南方的相关记载要多于北方。
我们看下曹丕在《九日与钟繇书》中的描述：
“岁往月来，忽复九月九日。九为阳数，而日月并应，俗嘉其名，以为宜于长久，故以享宴高会。是月，律中无射，言群木庶草，无有射而生……”
注意曹丕提及的“俗嘉其名…”，明确指出当时九月九日寓意长久美好，人们欢聚宴饮，以祝寿延年为题。曹丕本人出生安徽，很早便开始随父亲曹操的军队四处征战，见闻广博。他的观点，应是代表了当时社会的普遍风气。
又《西京杂记》中《戚夫人侍儿言宫中旧事》一条可见：
“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蓬饵，饮菊花酒，云令人长寿。”
《西京杂记》旧提为汉刘歆所作，但不少学者更倾向于集撰于魏晋。其中不少关于西汉宫廷、节俗等记事虽不能完全视作时事，至少可做汉魏节俗的参考与佐证。
到了南朝梁（502年-557年，距曹丕书约300年以后），九月九的内涵又多了一层重要增补。吴均在《续齐谐记》中有叙：
“汝南桓景随费长房游学累年，长房因谓景曰，九月九日汝家当有灾厄，宜急去，令家人各作绛囊，盛茱萸以系臂，登高饮菊酒，祸乃可消。景如其言，举家登山，夕还，见鸡犬牛羊一时暴死，长房闻之曰此可代之矣，今世人九日登高饮酒，妇人带茱萸囊，因此也。”
这个故事主要记述了在神仙方士费长房预言与指导下桓景一家人如何成功完成了躲避灾祸。这样一个充满仙道色彩的故事广为流传，故事中登高、饮菊酒、佩茱萸囊，这一系列消灾避厄的仪式至今日依然是构成九月九部分节俗的源头之一。
刘晓峰曾在《重阳节在日本》一文中，提到传入日本的这个故事的另一版本：
“九月九日祭者，昔有费长房者，于少室山登去之。则遇之仙人韩众乞语房云：‘汝家当有一厄之’，则长房问云：‘何者为得免灾乎？’众答云九月九日登山，而取柏叶上露，和合丹砂，点于汝家内人等额上，灸三壮之。则除去之。’房则随教而修理，灾移侧家也。”
在这个版本中，费长房由预言与化解灾厄的人转变为向韩众乞求免灾之人。除登山外，书中提到的化解方法门槛更高，应为更早的版本。
两个故事人物虽有差异，不过显然其内核是一致的，都指向道教“辟邪养生”观念与仪式化解之道，使得民众（信众）能够求得精神上的安慰。这一时期社会环境思想变化剧烈、佛道两个体系竞争激烈。道教作为本土诞生的信仰系统，通过传扬结合本土既有文化习俗的仙道故事，无论对于节日内涵的丰富还是道教自身影响力的加强无疑都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
世俗生活中，除却消灾避祸之说，人们显然更关心欢聚宴饮。据史籍文献记载，这一时期不论王公还是平民，登高聚会宴饮都是节日主题。如南朝刘宋孙诜《临海记》中：
“临海郡北四十步有湖山，山甚平正，可容数百人坐。民俗极重，每九日菊酒之辰，宴会于此者常致三四百人。”
《南齐书·武帝纪》中记载：
“永明五年……九月己丑，诏曰：「九日出商飙馆登高宴群臣。」辛卯，车驾幸商飙馆。馆，上所立，在孙陵岗，世呼为「九日台」者也。”
南梁宗懔《荆楚岁时记》中有：
“九月九曰，四民并籍野饮宴。”
隋唐的重阳
至隋，九月九的影响范围进一步扩大到全国，并形成了完整的节日习俗。
隋杜公瞻注《荆楚岁时记》云：
“九月九日宴会，未知起于何代，然自汉至宋未改。今北人亦重此节。佩茱萸、食饵、饮菊花酒，云令人长寿。近代皆宴设于台榭。”
及至唐代，重阳意义之别样，由如下文人墨客的诗篇中可见一斑。
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是如今多少中国人了解重阳文化的入门，其中一句“每逢佳节倍思亲”更成为天下游子的古今共鸣。还有孟浩然“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卢照邻“九月九日眺山川，归心归望积风烟”，李白“昨日登高罢，今朝更举觞。菊花何太苦，遭此两重阳”，王缙“莫将边地比京都，八月严霜草已枯。今日登高樽酒里，不知能有菊花无”等等，不胜枚举。
唐德宗贞元四年（788年）更是通过下诏，正式将重阳列为国家法定节日。规定文武百官可在节日休假、择地宴赏，并设立赏赐制度：
“九月诏曰：内外卿士左右朕躬朝夕公门勤劳众务，今方隅无事，蒸庶小康。其晦日、上巳、重阳三节，任择胜地追赏。每节仍赐宰相及常参官钱五百贯，翰林学士一百贯，左右神威、神策十军共一千贯，金吾、英武、威远及诸卫将军共二百贯，客省奏事官一百贯。委度支节前五日分付，永为常例。”
此间经安史之乱，唐代的社会形态与民众生活均受到了巨大冲击。德宗在乱后将重阳节确定为国家节日，有民俗节日发展的必然，想必亦有安抚群臣、稳定朝局的需要。唐中期以来藩镇割据四起，社会矛盾加剧，德宗诏令中则强调“今方隅无事，蒸庶小康”。节日无疑成为了当时社会增强凝聚力的重要形式之一。
在唐中后期诗人们涉及重阳的作品中，我们不难感受到前后的差异。杜牧《九日齐山登高》中“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 李群玉《重阳日上渚宫杨尚书》中“落帽台边菊半黄，行人惆怅对重阳”，刘兼《重阳感怀》“重阳不忍上高楼，寒菊年年照暮秋”，司空图《旅中重阳》“乘时争路只危身，经乱登高有几人”，张登 “锡宴逢佳节，穷荒亦共欢”，吴融“万里投荒已自哀，高秋寓目更徘徊。浊醪任冷难辞醉，黄菊因暄却未开”……字里行间传递的情绪变化一目了然。显然无论节日还是日常，所有的生活都无法跳脱开历史背景的底色。而人们则很自然的将祈盼平安、稳定、富足生活的愿望融入到几乎所有佳节当中，重阳自然也不例外。
宋元明清，民俗发展极大丰富
宋元时期重阳延续唐代旧例，依然为国家假日，休假长短则各时期有所不同，短则一日，多达四日。各类笔记中也对重阳节作了详细记载，人们不再局限于登高、饮菊酒、佩茱萸这些古老传统，各地结合本地时令方物在节俗上亦融入了地方特色。如北宋《东京梦华录》中关于中原地区汴梁城记事：
“九月重阳，都下赏菊有数种。”
“诸禅寺各有斋会，惟开宝寺、仁王寺有狮子会。诸僧皆坐狮子上，作法事讲说，游人最盛。”
南宋《武林旧事》中关于江南记事：
“（禁中）于庆瑞殿分列万菊，灿然眩眼，且点菊灯，略如元夕。”
“都人是月饮‘新酒’，泛萸、簪菊。且各以菊糕为馈……又作蛮王狮子于上……以为果饵。又以苏子微渍梅卤……名曰‘春兰秋菊’”
辽、金、元一些游牧民族在重阳节还有骑射、打马球等习俗。元代熊梦祥《析津志》中记载：
“辽国旧俗，以打马球为节序， 于端午、重九击球。”
元代虞集作诗《九日》中则有：
“金鞍玉勒斗清风，陌上重阳乐事同。射雉归来天已晚，西山红叶满城中。”
本文开篇所选元人小令一首，将节日时令的香橙肥蟹、红叶黄花等一一描绘，生活气息浓厚，读来觉得熟悉又可爱，似与今日生活无异。
明初缩编假日，重阳这一日结束了放假的历史。但无论宫廷还是民间，庆祝活动却丝毫未减。
明刘若愚在《酌中志》中记载重阳临近时，宫中从九月初一就开始吃重阳糕，更有专为此节设计织造的重阳景菊花补子，应时应景：
“九月。御前进安菊花。自初一日起，吃花糕。宫眷内臣自初四日换穿罗重阳景菊花补子蟒衣。九日‘重阳节’，驾幸万岁山或兔儿山、旋磨山登高。吃迎霜麻辣兔、饮菊花酒。
清代关于重阳的记载各地各有特色，在此仅以笔者生活的北京为例。《燕京岁时记》中详细记载了重阳节都人登高赏景之地、节日赛马与良乡酒配糟蟹等节日美食：
“京师谓重阳为九月九。每届九月九日则都人提壶携楹，出郭登高。南则在天宁寺、陶然亭、龙爪槐等处，北则蓟门烟树、清净化城等处，远则西山八刹等处。 赋诗饮酒，烤肉分糕，洵一时之快事也 。”
“每届重阳，长安少年多于此处（钓鱼台）赛马，俗称曰望海楼。”
“重阳时以良乡酒配糟蟹等而尝之，最为甘美。良乡酒者，本产于良乡，近京师亦能造之。其味清醇，饮之舒畅，但畏热不能过夏耳。鸭儿广……柿子、山里红，其用尤多，皆京师应序之物也。”
古典名著《红楼梦》一书中关于重阳也有饮酒赋诗、赏桂啖蟹的描述，与《燕京岁时记》中的记载相互佐证。
至此有关重阳节的溯源我们告一段落，余篇再对重阳的节俗稍加着墨。
二、重阳节俗
总体而言，重阳节俗有养生长寿与辟邪避厄两大主题。我们就从这两个方面简要聊聊。
辟邪避厄——登高、茱萸
1. 登高
重阳登高起初与道教祓禳升仙关系紧密，据《岁时广记》中记载，五斗米道创始人张天师就是在九月九日升入仙界：
“真人张道陵于桓帝永寿元年……安炉复炼大丹……二年九月九日在巴西赤城渠亭山中，太上遣使者持玉册授正一真人之号。因谓长、升曰：’吾有丹在炼丹亭上金盂中，汝二子可分饵，今日当随吾矣。’是日亭午之际……真人与夫人同入，升于宝台，万神趋贺，群仙顶谒。”
在传统道教文化中，重阳时节清气上扬，浊气下沉，登高不仅可以更加接近仙家神明，更可接受清气，以祛病延年、修炼成仙。同时在传统认知中，高处意味着权威与神灵，登高者则能够沟通天地，并在神灵庇佑下躲避灾厄。
除登高山外，高台、高塔、以至楼阁都成为后世重阳偏重的宴饮之地。据《旧唐书》、《景龙文馆记》等记载，唐代皇帝曾先后在重阳日于慈恩寺大雁塔、总持寺阁、渭亭、曲江亭等地大宴群臣。不仅皇家如此，王公大户也效仿之。这其中最著名的，要数王勃于重阳之日登阁所写的天才之作《滕王阁序》。《旧唐书·王勃传》中记载：
“初，道出钟陵，九月九日都督大宴滕王阁，宿命其婿作序以夸客，因出纸笔遍请客，莫敢当，至勃，沆然不辞。”
这位年轻人“沆然不辞”，直抒 “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在文学史上留下了一部神来之作。在诗人笔下，登高所见早已非神仙蓬莱，而是“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辽阔天地与壮美自然，更有“天高地迥，觉宇宙之无穷。兴尽悲来，识盈虚之有数”的宏大与玄妙。
宋元以后在市民文化的影响下，重阳登高又加入了“步步登高”的吉祥寓意，寄托着人们普遍对于地位高升、事业进步的期盼。并以早期重阳食蓬饵、糕饼为源，衍生出「重阳糕」一专有名词，取“糕”与“高”之谐音。如《梦梁录》中：
“此日都人店肆，以糖面蒸糕，上以猪羊肉鸭子为丝簇钉，插小彩旗，名曰‘重阳糕’。禁中各分及贵家为馈送。”
其实以糕为高的“谐音梗”，宋《岁时杂记》中也有类似：
“重九日天欲明时，以片糕搭小儿头上，乳保祝祷云：百事皆高。”
时至清代，依然能见到记载。清《广阳杂记》中有：
“九月九日重阳，江南人重此日，蒸糕为重阳糕，高数尺，上插小彩旗。”
2. 茱萸
茱萸是一种传统植物与中药。其叶绿而花小，果实为蒴果，成熟时裂开呈三瓣。唐《新修本草》载：
“（吴朱萸）主温下气，止痛咳逆，寒热‘除湿血痹，逐风邪，开腠理......九月九日采，阴干。”
茱萸果实于每年9-10月成熟，颜色橙黄或红色。果实中含有丰富的芳香精油，散发独特的辛辣、芳香气味，除中药外，也常用于香薰、辟秽。
《梦粱录》记载 ：
“今世人以菊花、茱萸为然，浮于酒饮之，盖茱萸名辟邪翁，菊花为延寿客，故假此两物服之，以消阳九之厄耳。”
总结史料中对于“辟邪翁”茱萸的用法，大致能分为四种——佩茱萸囊、插茱萸、饮茱萸酒、赏茱萸。
晋周处《风土记》中记载以茱萸带果折枝插戴于头上的风俗：
“九月九日律中无射而数九。俗尚此月折茱萸房以插头，言辟除恶气而御初寒”
关于以茱萸囊系臂，出自前述《续齐谐记》中：
“令家人各作绛囊，盛茱萸以系臂。”
至于饮茱萸酒与赏茱萸，则是在重阳发展过程中逐步出现的，基本与菊花的用法相同了。
养生长寿——菊花
早期菊花与长寿的关联与社会风俗和传统药用认知有关。
在《礼记·月令》篇中记：
“是月也（仲秋），养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饮食。”
是当时国家礼制对于年老体衰群体依时节而制定的社会养老保障。东汉《四民月令·九月》篇中也有同样主题的记载：
“存问九族：孤、寡、老、病不能自存者。分厚徹重，以救其寒。”
时值秋末，因当时社会基础设施与医疗条件有限，严寒时节年老体弱的人群的将面临更大的生存挑战。这时秋收基本结束，各家粮食资物能否足够支持过冬已很明确，对其中孤寡老病不能自存者，则须依靠当地行政与亲戚族友的共同扶持。
以上两例，都是早期文献中关于秋季助老以延其寿的记载。
九月结束，即将进入寒冷的冬天。这一时期草木黄落，菊花却应季傲霜而开，人们自然容易将其与“仙草”、“延寿”建立关联。《礼记·月令·季秋》中有：“鞠（菊）有黄华”。汉《神农本草经》中有：
“菊花……主诸风，头眩，肿痛……风热毒气。久服轻身耐老。”
葛洪《抱朴子·内篇》的记载中，菊花更成为“人家饮之皆寿至百余岁”的仙草，《神仙传》中直言：“康风子，服甘菊花柏实散得仙”。 旧题汉东方朔《海内十洲记》还记载了一条将神兽脑和菊花共服，得寿五百年的神奇故事。曹丕《《九日与钟繇书》中则对菊花做了这样的记述：
“至于芳菊芬然独荣，非夫含乾坤之纯和，体芬芳之淑气，孰能如此？⋯⋯谨奉一束，以祝彭祖之寿。”
笔者按：彭祖以善养生和长寿闻名，传说他活了八百岁。
可见在东汉魏晋之际，菊花延年益寿的功效已被广为认可与推崇。
《西京杂记》中又记：
“菊花舒时并采茎叶，杂黍米酿之，至来年九月九日始熟，就饮焉，故谓之菊花酒。”
这段资料比较详细的记述了早期菊花酒的制作工序，并以此为重阳佳酿，言令人长寿。
除延年益寿外，菊花凌霜独放的特点在文人笔下被赋予了高洁的品格。三国曹魏时期，钟会曾在《菊花赋》中盛赞菊花有五美，比以君子之德。而其后世的知音——东晋诗人陶渊明，对菊花更是推崇备至。一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令无数文人雅士心向往之。周敦颐曾谓:
“晋陶渊明独爱菊, ⋯⋯予谓菊，花之隐逸者也。”
隐逸，是魏晋以来中国文人文化的内核之一。王瑶先生在《魏晋文人的隐逸思想》一文中曾写道：
“传统的文人士大夫无论穷达 ,普遍有着隐逸的希求。隐逸不但可成为太平政治的点缀，同时隐逸的希企也成为了士大夫生活的点缀。”
而菊花所代表的长寿与隐逸双重内涵，更加丰富了重阳节中菊元素的意义。从早期服食泡酒的药用养生观念，发展至高洁脱俗、淡泊隐逸的精神审美。元稹“不是花中偏爱菊，此花开尽更无花”，殷尧藩“重阳开满菊花金，病起支床惜赏心”，白居易晚年所作 “黄花丛畔绿樽前，犹有些些旧管弦。偶遇闰秋重九日，东篱独酌一陶然。自从九月持斋戒，不醉重阳十五年”都是唐代诗人们爱菊并以自比的体现。
自唐起，菊元素在重阳节中的重要性与日俱增。节俗中饮菊花酒自不用说，簪菊、赏菊、酒中泛菊、糕上饰菊等等悉数登场。《东京梦华录》中：
“都下赏菊有数种：其黄白色蕊若莲房，曰“万龄菊”；粉红色曰“桃花菊”，白而檀心曰“木香菊”，黄色而圆者曰“金铃菊”，纯白而大者曰“喜容菊”，无处无之。酒家皆以菊花缚成洞户。”
缙绅富户们为了附庸风雅，也要于重阳摆菊设宴并邀文人共赏。晚明张岱在《陶庵梦忆》中就记述了其在兖州一官宦人家赏菊之日的见闻：
“兖州缙绅家风气袭王府。赏菊之日，其桌、其杌、其灯、其炉、其盘、其盒、其盆盎、其看器、其杯盘大觥、其壶、其帏、其褥、其酒、其面食、其衣服花样，无不菊者，夜烧烛照之，蒸蒸烘染，较日色更浮出数层。席散，撤苇帘以受繁露。”
如此场景今天的我们确实很难想象，一句“无不菊者”，其时人们对于菊花有着何种程度的执着当无需多言。
写在最后
民国时期，重阳节作为传统节日继续在民间存续，1930年国民政府为推行阳历改革曾将重阳定为阳历九月九日。新中国建立后恢复，1989年国务院将重阳定为“老人节”，也就是今天每到重阳我们都在提倡的尊老敬老。
一个节日回顾它的发展脉络，其中有太多值得挖掘与传扬的中华文化内涵。或知其所以然，或仅知其然，都不影响在即将到来的重阳，我们一如既往的尊老敬老、登山览景、外出赏菊，再来一顿香橙肥蟹、重阳糕点，在眼与口的体验中感受秋日重阳的文化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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