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 | 陈亦婷
82岁的英国发育生物学家约翰·伯特兰·格登以在细胞核移植与克隆方面的先驱性研究而知名。2009年，他与日本成体干细胞专家山中伸弥获拉斯克基础医学奖，并于2012年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不过，诺贝尔奖得主小时候并不是学霸，还遭到生物老师差评。2003年，格登在接受《当代生物学》（Current Biology) 采访时回忆说，中学第一学期生物课结束后，他的生物老师评价道，“让格登继续学习生物，不管对他自己还是教他的老师来说纯粹是浪费时间。”
显然，格登并没有因为老师给了差评而灰心丧气。最初在牛津大学读书时，格登的专业是古典文学。机缘巧合之下，他进入动物学系，从此走上科学的道路。师从迈克尔·费舍博格(Michael Fischberg)研究期间，格登成为通过体细胞核移植培养出正常成熟动物的第一人。之后，格登在加州理工学院学习了一年噬菌体遗传学。他起初在牛津大学担任讲师，在职业生涯的中期他去了剑桥大学的MRC分子生物学实验室，并于1983年进入由加百利·霍恩爵士(Sir Gabriel Horn)担任系主任的剑桥大学动物学系。1990年，格登和罗恩·拉斯科(Ron Laskey)联合创立剑桥大学威康信托/癌症研究行动研究所。
格登成为发育生物学家，很大程度上受到让·布拉歇（Jean Brachet）的影响。“他（布拉歇）的《生化细胞学》（1975）吸引了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成为发育生物学家，”格登说。
格登认为适当休息、运动有利于研究，“当我的注意力从实验室转移开运动时，我的头脑最为清醒”。因此，在爬山、滑雪、滑冰、网球和壁球等运动上花点时间和精力，也是完全值得的。
生物界的很多大型期刊被商业公司掌控，格登对此表示遗憾，“科学家既做研究，又要评审论文，还购买期刊，但利润却流向了非科学组织”。他认为，生物学家联盟 (Company of Biologists)做出了很好的榜样。该联盟拥有三家备受尊敬的期刊，所获利润全部回流至科学研究，为科学社团、会议、学生出游等做出贡献。
格登早年也曾在教学与研究之间不断切换。实际上，格登在12年前告诉《当代生物学》，他经常会觉得教学很痛苦，但又丝毫不怀疑，“适量的教学工作可能会大有益处，哪怕是对那些全职做研究的人来说也是如此”。
对从事科学的新人，尤其是那些真的希望能够做出创新性贡献，成就一番事业的人，格登的建议是，在实验室保持活跃，亲自动手，“亲自做富有创新精神的事情，远比让同事给你介绍更能令人满足”。格登说，他的同辈中，很多人极其聪慧、博学，有很强的表达能力，但却经不住诱惑，走上吸引人的行政岗位，因而少有（或失去）做实验的时间。幸运的是，虽然格登也曾被提名行政职务，却几乎没有什么行政岗位要他。
格登的研究离不开非洲爪蟾的帮助，他几乎一辈子都在研究非洲爪蟾。他主要关注细胞分化的各个方面，包括细胞核的再程序化、形态发生素梯度和群落效应。也是在研究非洲爪蟾的期间，他发现一个成熟、分化的细胞具备未成熟细胞发育成为功能完全的个体的能力，“开辟了细胞生学学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并最终带动了克隆哺乳动物技术的出现”，诺贝尔奖委员会评价道。格登在接受《当代生物学》采访时表示，希望在有生之年能看到人类了解并有能力控制细胞分化。“理论上存在这样的可能，从一种细胞中获得任何一种分化细胞，从基础科学研究那里获得细胞替换的实际好处”。
格登小时候就对鳞翅类昆虫的颜色图案问题着迷。他认为，这些都是由基因控制的，“但突变不会让颜色图案发生微妙的变化，非基因的机制肯定是这一问题的关键”。他也希望未来能够在这一问题上看到突破。
参考文献：
Current Biology, Volume 13, Issue 19, 30 September 2003, Pages R759–R760，doi:10.1016/j.cub.2003.09.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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