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轮撞击铁轨的声响，均匀而固执，像一把不知疲倦的刻刀，在我心上一下一下地刻画着这漫长的归途。车窗外的世界，是从极北的、凝固了的苍白，缓缓向着灰黄过渡。大兴安岭的万顷雪松，早已被甩在身后，成了记忆里一个模糊的背景。车厢里混杂着烟草、汗水与廉价香烟的气味，暖烘烘的，却也有些憋闷。人们大多沉默着，脸上的神情，与这车窗外冬日的田野一般，是倦怠的，也是隐忍着什么的。

我的思绪，便在这有节奏的晃动里，飘忽起来。一九七六，这年份本身，就沉重得像一块铁。年头，是彻骨的寒，周总理离去的哀乐声仿佛还在耳畔萦绕；盛夏，一场撼动整个华北的大地震，将唐山从地图上几乎抹了去，那不仅仅是砖石的崩塌，更是千千万万人命运的崩塌；接着，朱老总、毛主席，一颗又一颗巨星陨落，整个国家仿佛都浸在一种无边无际的悲恸与茫然里。空气里总弥漫着一种不安，不知道这列巨大的火车，究竟要驶向何方。

然而，就在十月，仿佛是从浓得化不开的乌云后面，硬生生撕开了一道口子，一声真正的“春雷”炸响了——“四人帮”被打倒了！消息传到大兴安岭的密林深处时，我们这些知青，像是在一个透不过气的矿井里挖了许久的煤，忽然见到了井口的光，虽然微弱，却真切地预示着白昼的到来。这一次南归，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行的。探亲，不再仅仅是血缘的召唤，更像是一次向着“新生”的奔赴，我要亲眼去看看，劫后余生的家国，变成了什么模样。

列车在傍晚时分，缓缓停靠在一个巨大的废墟旁。站牌上，“唐山”两个字，歪斜着，蒙着厚厚的灰。没有完整的墙壁，没有耸立的烟囱，视线所及，只有一片望不到边的、由断壁残垣构成的荒原，在苍茫的暮色里，静默得可怕。寒风掠过瓦砾，发出呜咽般的声音。车厢里也瞬间静了下来，所有人都挤到车窗边，无声地注视着这片创伤。那一刻，没有任何歌词或口号能形容那种震撼。那是一个民族身体上刚刚结痂的、最惨烈的伤口。列车开动，将这片废墟甩在身后，就像把一个时代沉重的苦难，暂时地留在了身后。

车过沧州，济南，泰安……大地逐渐有了绿意，是江南的、柔和的绿。当列车广播里宣布，前方即将通过南京长江大桥时，车厢里响起一阵小小的骚动。人们又一次涌向车窗。那钢铁的巨桥，横跨在宽阔的江面上，在冬日的阳光下，闪着冷峻而坚实的光。江水浑黄，滚滚东去，带着一种亘古不变的力气。桥头堡上巨大的红旗雕塑，在风中仿佛猎猎作响。这座桥，在我心里，一直是一个象征。当车轮在桥面上发出空空的、更加雄浑的轰鸣时，我感到了一种跨越——不仅是从江北到江南的地理跨越，更是从一个压抑的时代，向着一个可能的新生的跨越。

就在这时，车厢的喇叭里，开始播放歌曲。先是几首常见的、高亢的进行曲，而后，一个清亮而深情的女声响了起来，是郭兰英的《绣金匾》。

“正月里闹元宵，金匾绣开了……”

那歌声，像一股暖流，霎时间淌遍了车厢的每一个角落。它不像别的歌曲那样充满斗志，而是婉转的，亲切的，带着泥土的芬芳和一种朴素的深情。它唱的不是宏大的叙事，是“三绣周总理，人民的好总理”，是那种老百姓心底最直接的怀念。这歌声里，有我们失去的哀伤，有我们付出的代价，更有我们从未泯灭的、对善良与美好的期盼。它在这一刻响起，仿佛是给这趟南归的列车，也是给整个国家，献上的一曲安魂与祈愿。

“金匾绣咱毛主席，领导的主意高……”

歌声还在回荡，而车窗外的景致，已全然是江南了。纵横的河汊，白墙黑瓦的村舍，即便在冬季，也透着一种温润。空气不再是干冷的，而是带了些许潮湿的、甜甜的气息。

“上海站快要到了，请下车的旅客做好准备……”

广播响起，车厢里顿时活泛起来。人们纷纷起身，急切地从行李架上取下大包小裹，互相招呼着，脸上洋溢着一种按捺不住的喜悦。先前那种沉郁的气氛一扫而空，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焦灼的、甜蜜的骚动。家，快到了。那个有父母嘘寒问暖的家，那个有童年记忆的家，那个在动荡年月里始终是最后港湾的家，就在眼前了。

我也站了起来，整理了一下微皱的衣裳，心怦怦地跳着。我望向窗外，铁轨前方，城市的灯火已如星河般初现。那种情绪，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没有在长久的别离后归乡的人，是无法真正体会的。那是一种混合着伤痕与希望、悲怆与狂喜的复杂情感，像打翻了五味瓶，全都涌在心头。

列车终于缓缓驶入了上海老北站。与一路经过的那些车站相比，这里的喧嚣是扑面而来的，吴侬软语的报站声、亲友相见的呼唤声、行李车轮的滚动声，交织成一曲熟悉的、只属于上海的市井交响乐。心中的激动愈发迫切，仿佛已经能闻到家里那碗热汤面的香气。

然而，走出出站口，午夜的寒气让我清醒了些许。抬头看钟，已是深夜，公交车早已收班。问题是还要过江。我毫不犹豫地叫了一辆出租公司的微型三轮机动车——那种上海特有的、蒙着绿色帆布篷的“小乌龟车”，对师傅说：“去宁国路轮渡口。”

车子“突突突”地穿行在寂静的街道上，很快便将我送到了目的地。我提着行李快步走向候船室，心里盘算着过了江再走一段路就能到家。可眼前的情形却让我的心凉了半截：候船室的大门虽开着，售票窗口落了锁，码头上空无一人，只有几艘渡轮静静地泊在江边，随着微浪轻轻摇晃。墙上斑驳的营运时刻表明确写着：末班船已过，早班船要清晨六点才开。那一刻，一股巨大的疲惫和无奈席卷而来。几千公里的长途跋涉都顺利度过了，却被这最后一道浦江之水拦住了去路。家，就在对岸那片漆黑的轮廓里，看得见，却回不去。

起初是有些焦躁的，在冰冷的候船长椅边来回踱步。但夜深露重，江风刺骨，我只好裹紧衣领，找了个背风的角落坐下抽烟。既然别无他法，便只能等待。这被迫的停留，反而让极度兴奋的心情渐渐平复下来。

午夜的黄浦江，是另一番模样。远处外滩的万国建筑群只剩下黝黑的剪影，像一排沉睡的巨人，只有零星的几点灯光，或许是彻夜值守的岗哨。江面上偶尔有拖船驶过，发出低沉的汽笛声，船上的灯火在水面上拉出长长的、破碎的金色倒影。江水是墨黑的，无声地流淌，承载着这座城市的过去与未来。天空是深紫色的，缀着几颗寒星，清冷的光辉洒在江面上，天地间一片苍茫寂静。

陆陆续续地，又有几个赶早班船的人来了，裹着厚厚的棉大衣，缩着脖子，彼此间并无多话，只是默契地分享着这黎明前的黑暗与寒冷。时间，在寒冷的等待中一分一秒地过去。

终于，东方的天际线开始泛起一丝鱼肚白，墨色的江水渐渐透出青灰的底色。城市的轮廓清晰起来。接着，那一丝白变成了浅蓝，又晕染出淡淡的橘粉色。当第一缕金色的阳光刺破云层，照亮码头，候船室的门“吱呀”一声开了。售票窗口传来拉开的响声，像一个正式的宣告。

我站起身，活动了一下冻得发麻的双脚，提起行李，随着稀疏的人群走上刚刚靠岸的渡轮。站在船舷边，晨风虽然清冷，却已带着生机。轮船“呜——”地一声长鸣，缓缓离岸，迎着初升的太阳，向对岸驶去。江水被朝阳染成了金红色，波光粼粼。

船，稳稳地靠上了浦东的码头。我跨过浮动引桥，脚踏实地，快步穿过永安街那渐渐苏醒的破旧街巷。过了浦东大道 后加快了脚步，朝着洋泾老街的方向几乎是小跑起来，心里大声地喊道：

“家，我回来了！”

    2020年7月1日于上海浦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