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俗和制度似乎是不可避免且预先注定的，与我们文化的方方面面都有着复杂的联系，我们很难想象一个不存在习俗和制度的世界。
我们知道，想要改变长久以来形成的理念和习惯绝不容易。一方面，传统会约束并限制我们的想象范围；另一方面，我们的教育体系还与其他习俗和制度联系密切，休戚相关——教育制度的改革会导致社会其他方面的改变。
正如我们的饮食习惯很难改变一样，形成已久的教育制度也是如此。
我们要重新审视有关教育的最基本的假设，还要摒弃之前认为理所当然的观念，关注简单、基础却又重要的核心问题：哪些方式是有效的、哪些是无效的，并寻找其中的原因。
原本行云流水、融会贯通的概念被分成了一个个单独的“课程单元”。如今的教育完全忽视了人与人之间异常美妙的多样性与细微差别，而正是这些多样性与细微差别让人们在智力、想象力和天赋方面各不相同。
简而言之，教育模式是在不断变化和进步的，只是有时教育体制的改革并不及时，一部分不幸的年轻人并没有得到所需的教育，从而无法拥有缤纷多彩的未来。
学徒制的基础是主动学习，代表了这样一种教育理念：教育应该具有实践性，其目的应该是帮助学生掌握技能、获取信息，使他们能够谋生。
与之对立的理念是，教育应该具有神圣性，是一种对知识的崇高追求和对自我满足的实现。
一旦对真理的单纯探索被视为学习的最高境界，那么只具有实践意义的知识就会被人们忽略。实践性学习，也就是能够帮助人们做好工作的学习，被认为难登大雅之堂。
作为一项遗留问题，追求真理的知识学习和为了实用与生存的技能学习之间一直存在着差别。
社会上的普遍看法是，大学教育是学生进入职场的大门，而与之相矛盾的是，教育的成果往往与职业需求相悖。
除了语言外，文字在普及知识的过程中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使人类能够将知识在大脑之外进行储存和归档。
文字的确让信息传递向前迈了一大步，但它也带来了意外的后果。必然会出现有人能接触到而有人不能的现象，新技术无疑拉开了这两种人之间的差距。
从教育和政治方面来讲，书本的大规模刊行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和困难。而这些问题和困难到今天也仍旧是教育改革争论的前沿议题。
老师再也不是唯一的知识来源，也不是某一个知识点的绝对权威，在一个专家背后还会有另一个专家，就像老师一样成为知识的源泉。
从另一方面来讲，教科书能让老师帮助学生了解来自全世界的最新的思想，它们让学生能够按照自己的节奏学习并在课前做好准备，好在课堂上跟随老师的指引，更为深入地理解知识点。
标准化实际上是实现包容性的方式，它为教育提供了一个测量标准，至少为实现真正的英才教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使得那些劣质教育更容易被识别，从而消除了其影响与危害。
然而，我们仍面临一个问题，我们应如何在有效利用标准化学习工具的同时不削弱老师独特的作用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