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工作性质，我常常要去工地，尤其是工人生活区。说是生活区，其实就是活动板房搭起来的工棚，然后再配上食堂、小超市、洗衣房、充电间、洗澡间等基本设施，能够满足工人的正常生活需要。
工地上的工人来自全国各地，大家也有略微的评价，比如说川人干活很“蛮”（意思是肯下苦力），河南人干活忠厚。东北人干活靠谱等等。当然，大部人的工人都是很踏实的，也很有素质，会珍惜工人生活区的卫生、公共设施等。当然也有一部分人很愚昧无知，随地吐痰大小便都有，还常常被劳务公司煽动起来找总包公司要钱。事实上，工人都有实名制发工资的账户，总包单位会提前把这笔钱打给劳务公司。出现这种有组织的讨薪活动，多半是因为总包欠劳务公司工程款，或者劳务公司挪用工资款。
充电间
大部分的工人都是很明事理的，而且他们的生活水平远比过去十年好很多。工人开小轿车打卡上班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特别是一些特殊工种，比如钢筋工、木工等，他们的工资水平已经高于一些喝着星巴克咖啡的都市白领，尽管后者常常以居高临下的姿态看待前者。我曾经在一家工地实地勘察过，那里工人已经没地方停车，高峰期时有几百辆车需要停泊，远远超过规划的承载量，他们只能停在工人生活区外围的荒地上。
在这家工地上，他们的秩序和卫生全交由专业的物业公司服务，总包单位对物业公司予以管理、监督和指导。工人从进场到出场都是全过程服务，从他们的健康码、出行码登记到一间宿舍住几个人，再到打卡考勤，都有专人负责打理。在这四五人的集装箱里，我个人第一次都感觉到工人的生活环境有了大幅提高，就连他们当中的一个工人也曾经评价道：“这是我呆过的最干净的工地”。
工人宿舍
工人生活区也是一个社区，那就得按照社区特征进行建设。基础设施的加持会进一步规范人们的行为，正如破窗效应最朴素的道理一样。人们内心的恻隐之心总是会因为环境而受到影响。这家工地按照村这种组织体系来进行规划，每栋宿舍前的主街道都配上了长椅、宣传栏、垃圾桶等设施，每天专人定点打扫，以至于在下班后这条主街竟成为人们聊天漫谈的一个生活区CBD。
倘若这条街道丧失这些设施、或者每天都臭烘烘的，那就很难形成交流中心。交流中心最大的好处就是能够促进有效沟通，增加成员之间的熟悉感。村子内部的斗争常常是微小的、短暂的、平和的，因为它受这种熟人关系网的制约，很多过激的行为通常可以不以暴力的形式消化掉。
小农经济基础上形成的农民阶级，常常被鲁迅说成是“国民的劣根性”。阶级局限性常常需要更纯洁和先进的阶级去帮助和克服它。工地上的工人常常是农民，我们的媒体对他们的描述也经历了这样一个阶段，即民工、农民工和外来务工人员，基本上没有一个专业的名词去解释和概括。我们的农民目前还算不上是一种职业，反而像是一种社会角色。职业意味着专业。很显然，我们不专业。指望种地能养活自己的时代早在清王朝灭亡时就已经结束了，更多的自耕农其实已经逐渐演化为打工人，农业上的打工人正成为工业和农业的双面打工人。
工人的素质毕竟有限，偷奸耍滑、坑蒙拐骗也是常态。基本上每一个工地都存在这种现象。晾晒的衣服被变态者或其他小偷盗取；电动车被下班后的游手好闲者放掉气。终日无聊的工作之余，也会和几个人聚个餐，喝点劣质白酒慰藉一下离乡太久的苦闷。推门站在二楼朝底下撒下一泡热尿，爆出来一两句粗话，居高临下仿佛在说“老子天下无敌”，但也只是为了向陌生人索取假意的关心，以此填补长久没得到家人关心的无奈。
稍有精力过剩的男人也会出门花点小钱图个乐子，山高皇帝远的工地上，媳妇多久才能来一次呢?如果没有媳妇，他似乎更加肆无忌惮。在这个枯燥的工作中，精神文化需要又得不到满足，那只能将过剩的精力转为与陌生人一夜的欢愉。有的甚至从内部解决，演变为临时夫妻。曾经工地上就有女信号工和塔吊司机发生了点故事，以至于快过年时，两人都没有选择回各自的家。而类似这样的事情它又不在无时无刻发生着。存在即合理。
工人打饭
边缘人群的精神文化需求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压抑的精神和物质需求很多时候被掩藏起来，以至于人们很难去发现和关心它，更多时候需要人为的创造和预设环境，以期引导和规范人们的行为。我去的这家工地，他们设计了夫妻间、乒乓球活动室等设施。虽说不能根本上解决这个流动性的问题，但一定程度上它是有效果的。环境虽然对人的影响不是绝对的，但作为一个影响人行为的变量，却是我们最可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