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舅妈刚走不远，二舅跟着走了。
我请了半天假，赶在正午前赶回乡下，送二舅最后一程。
十天前大舅妈家的流水席上，二舅还坐在角落，一口气吃了两个糯米团子，又要了半碗饭。放下碗筷起身时，他忽然两眼发直，面部一滞，众人慌忙拍打他的后背，小表哥还埋怨给食太多。如今想来，大表嫂那句“大概那天那时起魂已带走大半了吧”，竟一语成谶。接连的离别，让人心头沉甸甸的。
告别队伍排得很长，司仪的声音在人群里回荡，我站在队伍中，心神恍惚，世事无常四个字，在此刻格外真切。有人拉了拉我的袖子，是个白发紧贴脑勺的男人。他看着我问：“还认识我吗？”我望着那张陌生的脸，目光落在他扁扁的后脑勺上，脱口而出：“明华。”他混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光亮，连声道：“对了。”我没好意思告诉他，记住他是因为那个“扁头明华”的绰号。他说，当年我家造房子，他来帮忙拖过黄沙水泥。那是四十年前的事了，自上高中起我便在外寄宿，多年未见，他记忆里的我，还是少女时期的模样。
二舅和二舅妈年轻时的缘分，带着几分坎坷。二舅妈出嫁前逃婚，才和二舅走到一起。只是相爱容易相处难，两人相伴六十多年，终究是相爱相杀，至死方休。
二舅出棺时，我被安排抬花圈。脚下是村里新浇的水泥路，身后乐手的喇叭声，混着西北风的呼啸，风势太急，差点卷走我手里的花圈。我用左手紧紧攥着，一半是对抗凛冽的风，一半是想让阳光多晒会儿肩头，驱散心底的寒意。风最急的时候，黄色的纸钱晃晃悠悠地飘下来，落在路边的草丛里，像极了二舅最后在这世上洒下的念想。
三个小时的等待，半小时的车程，我们在尚湖镇安息堂的告别厅，与二舅作了最后的告别。二舅妈早已颤颤巍巍地等在那里，嘴里反复嘟囔着：“最底层，会不会返潮，我担心。”
送葬的人渐渐散去，几个老妇人凑在檐下，给二舅折纸钱。小表姐跑过来，俯身问二舅妈：“晚上一个人睡可以吗？”二舅妈低头捋着纸角，眼皮轻抬：“昨晚他在隔壁，我就已经一个人睡了。”边上的二姐叹口气接话：“如果陪，就要陪一段日子，如果只陪一晚，不如不陪，还能早点适应。”82岁独居的姨坐在最边上，背靠着墙，牙齿掉得只剩一颗门牙，瘪着嘴说话漏风，却字字清晰：“每天能吃能喝身体好的时候，睡下去一觉到天亮，哪天头疼脑热，就生怕不知什么时候睡过去了，没人知晓。”檐下的风停了，金箔银箔的碎屑落在地上，一阵沉默漫上来，裹住了所有人。
晚上的流水席上，大家又说起十天前大舅妈家的那场宴席。席间，大表哥和二表哥挂着一脸的疲惫先后过来打招呼。后来听东东低声说，兄弟俩头天晚上为了二舅骨灰安放的事，差点动手——大表哥希望二舅再回家一趟，二表哥坚持直接送安息堂——最终大表哥没拗过二表哥。
这话让满桌的喧闹淡了几分，我望着碗里的米饭，忽然想起小时候的光景。那时物资紧张，家家户户都扎稻草囤屯粮。日子渐渐好转，囤里的陈米多了起来，遇上哪家办白事，相熟的邻居就会拿出自家的陈米，既能帮衬主人家，又能清一清囤底。幼时的我跟着大人吃白事宴，总能吃到那带着淡淡霉味的陈米饭。如今陈米早已不上桌，可每次坐在这样的流水席上，鼻间总恍惚飘来那股熟悉的味道。
大表哥端着酒杯过来招呼时，脚步已经带了点虚浮。大表嫂跟在他身后，手虚虚地扶着他的胳膊，嘴里不停念叨：“少喝点，少喝点呀。”大表哥回头眼神示意：“放心放心。”母亲坐在桌边，也扬声叮嘱：“给你小姑父少倒点，他年纪大了，要么清头的。”大表哥的脚步顿了顿，声音穿过碗筷碰撞声传过来：“放心，小阿伯，我们现在就只有一个小姑父了，我们要重点保护的。"
散席的时辰到了，院子里的司仪掀开电子琴的琴盖，指尖落下不算流畅的旋律。一个沙哑的女声跟着响起来，唱的是那首《父亲》，一声声送着亲朋乡邻往外走。
我跟着人群，踩上那条童年时走过无数遍的小路。风里好像还飘着纸钱的碎屑，飘着那首沙哑的歌。我站在昏黄的路灯下，想起那段回不去的旧时光，鼻子一酸，眼眶又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