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德明在县测绘队干了三十七年。
他的工作就是测量——测地形、测高程、测距离、测角度。年轻的时候他扛着三脚架和经纬仪满山跑，后来换了全站仪，再后来换了GPS接收机。设备换了一茬又一茬，但他测量的方式没变——选点、架站、对中、整平、观测、记录。他测过的点成千上万，每一个点都有坐标，每一个坐标都有高程。他把那些数字记在测绘记录本上，一本一本地摞在办公室的铁皮柜子里。三十七年，他测遍了全县的每一寸土地——山、河、田、路、村庄、城镇。
他快退休了。
退休之前，队长让他整理一下自己的测绘档案，该归档的归档，该移交的移交。他从铁皮柜子里把那些测绘记录本一本一本地搬出来，按年份排好。最早的几本已经发黄了，纸页发脆，边角卷起，封面上的字迹已经模糊了。他翻开其中一本，是三十五年前的记录——那一年他刚参加工作，跟着师父测全县的农田。那些数字密密麻麻地写在纸上，字迹工整，每一笔都像刻上去的。
他翻到其中一页，看到一组数字。那是一个小村庄的测量点，村庄叫屠家洼——那是他的老家。他盯着那组数字看了很久。他记得那次测量——师父带着他回老家测农田，他扛着三脚架走在田埂上，村里的狗冲他叫，他爹站在门口看着他，没有叫他，他也没有喊爹。他测完就走了，在村口回头看了一眼，他爹还站在门口。
他把那一页折了角，继续往后翻。后面的记录本里，他找到了更多关于屠家洼的测量数据。修水渠的时候测过，架电线的时候测过，铺村道的时候测过，土地确权的时候也测过。每一次关于老家的测量，他都参加了。每一次他都把数据记得特别清楚——老槐树的位置、老井的坐标、老祠堂的高程、他家老宅的宅基地边界。他把那些数字记在本子上，也记在脑子里。
他翻完了所有的记录本，把屠家洼相关的数据全部抄在了一张新纸上。他坐在办公桌前，拿着那张纸，看了一遍又一遍。那些数字从纸面上站起来，变成了一根一根的线——水渠的线、电线的线、村道的线、宅基地的线。那些线交织在一起，勾勒出屠家洼的全部轮廓。他用三十七年测量了全县的土地，但他量得最仔细的，是他的老家。
退休那天，他去了屠家洼。村子已经快空了，年轻人都搬走了，只剩几个老人守着老屋。他爹早就走了，老宅也塌了，宅基地上长着一棵泡桐，叶子很大，哗啦哗啦地响。他站在老宅的位置上，从口袋里掏出那张写满数据的纸，对着老槐树的位置看了看，对着老井的位置看了看，对着老祠堂的位置看了看。那些数字在纸上，在他脑子里，在他三十七年的测绘记录里。他用测量仪器量过全县的每一寸土地，但量得最准的，是他从小走到大的那条巷子，是他爹站过的那个门口，是他离开时回头看的那个村口。
他站在老宅的位置上，把那张纸叠好，放回口袋里。他没有哭。他蹲下来，抓了一把土，土是干的，从指缝里漏下去。他把手拍干净，站起来，往村口走。走到村口那棵老槐树底下，他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老槐树还在，树冠很大，把半个村口都遮住了。他看了看树的位置，又看了看自己站的位置，脑子里出现了一个坐标——三十七年前他测的第一个点。那个点的数字他还记得，精确到小数点后三位。
他退休之后没有留在县城。他回了屠家洼，在老宅的位置上搭了一间小屋，住了下来。村里人问他回来干什么，他说“没事，住住”。他每天早晨起来，扛着一把旧水准仪——那是他退休之前特意留下的——在村里走一圈。他不测什么，就是架好仪器，看看远处，然后收起来。有时候他对着老槐树看一眼，有时候对着老井看一眼，有时候对着他爹站过的那个门口看一眼。他不记录，不画图，不计算。他只是看。
后来村里的老人都走了，只剩下他一个人。他也不常出门了，每天坐在门口那把旧藤椅上，看着前面的路。路是后来修的，水泥的，笔直的，和他当年测的那条土路不一样了。但他记得那条土路的走向——从村口到老宅，经过老槐树，经过老井，经过祠堂，一共八百七十三步。他测过，用测量仪器测的，精确到厘米。那是他这辈子测过最短的距离，也是最长的一条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