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Angelo
编辑：Angelo
特别感谢：Bahar白小鱼Charlie 洞二 李彦宏 曼宁
致敬：竺可桢 蔡国英 黄春长 谭其骧 施雅风 张丕远
作于：墨尔本 河屋 2020年6月13日
注：为便于阅读，本文长句均作以“；”隔开之式，然其参考资料尽以“。”为结。
中华文明缘起于“天下”各地，这一点在《气候与文明·卷一·第二篇》中已有明确的分析。而这一缘起的统合，则是在关中之地完成。关中作为天下之首，自周代开始至唐朝末年，延绵两千余年，几乎都是天下的都城。
为什么是关中？又为什么更早的殷商立都于天下的另一中心，中原？自关中向中原的行政机构的地理位置变迁与地质环境变迁是否同样有某种关联？（第三个问题将在完成中国封建史后进行讨论）
在本章中，对气候变化的考证将集中在黄河流域上游的黄土高原地区及中下游的中原腹地。
一.黄河源
星宿海，黄河源.
星宿海形成原因颇有争议，其实际上也并非绝对意义上的黄河源。对其为黄河源的称谓，源自元代都实对黄河源头的考证。[1]
据1952年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组织的一支河源考察队的考证，黄河源头泉眼位于约古宗列曲，在约古宗列盆地西南，距离雅拉达泽山约三十千米；该地仅有一个很小的不冻泉眼，之后汇入一条含有其他泉眼的小河，最终在星宿海之上的卡日曲①汇合后，便形成黄河源头最初的河——玛曲，她的另一个名字，是孔雀河。[2]
今天（2016年考）的黄河源地区，玛多县的自然环境破坏已极为严重，曾经依赖畜牧业成为中国首富县的玛多县如今草场大面积退化，已变为贫困县。[3]
而在《黄河》纪录片上溯星宿海途经双子湖之前的草场时，2008年的草场已然成为沙漠，当地政府工作人员称是由于鼠类泛滥导致，彼时正尝试人工种植新草以期恢复。[4]
你去过罗布泊吗？现在的星宿海就跟罗布泊一样，全是风蚀地貌和沙子。
青海水文地质环境调查院高级工程师辛元红教授
近现代以来，黄河断流次数暴增，2003年年底，黄河源头鄂陵湖出水口断流，近30多米宽的黄河河道裸露在外；
2005年3月，河南郑州段黄河干枯。上世纪90年代，黄河中下游地区几乎每年都发生断流，给黄河途经省市的社会经济发展造成严重的影响；
最严重的黄河断流发生在1997年，一年断流竟多达226天，仅给山东一省造成的损失就高达135亿元。[5]
但在上古时期，黄河的流量是惊人的。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最早是形容黄河的变动。
纪录片《黄河》，蔡国英版
距今约11000年前，伴随全球气温回升，冰川消融，降水量增加，盐湖趋于淡化，荒漠植被有所减少，温带蕨类水龙骨类、水生及沼生香蒲类、禾本科、蓼科等及乔木树种重新出现，全球气候较今潮湿温暖。[6]
而中国的新石器时代上限正是距今约11000年前，下限则为距今约4000年前的夏代。这一时间点上的重合颇为微妙。[7]
在青海湖盆地和贵南盆地距今约6000年左右形成的80至100厘米的古土壤层中，其孢粉组合显示当时的植被是较湿润的草原环境，故而当时的降水量应也比现在高出许多，这样才可能使青海湖等湖泊的高湖面状况维持较长时期。[8]
在距今4000年前后的新冰期阶段，地带性森林从甘肃黄土高原南移，高原的绝大部分被草原和荒漠占据，古土壤发育明显减少或缺失。在北面，风沙活动再次活跃[9]。
在西部的高山地带，山谷冰川开始向南推进[10]。
据有的研究者推断，距今4000年前后的这次寒冷期作用期间，年平均温度比现今低1-2℃，持续时间约为200年；
与前一阶段的高温期气候相比，年平均气温下降幅度为3-4℃，同时，年降水量也有较明显的减少。显然，这是一次十分剧烈的气候变化[11]。
在青海东部，湖泊水位大幅度下降，干燥度增加引起新沙丘发育：植被景观在贵南盆地为荒漠草原，孢粉组合小麻黄属激增到78.21％，禾本科只占17.36％[12]。
而中国竹类资源现主要分布在秦岭和淮河以南地区。但根据考古材料和历史文献的研究表明，5000年来，我国竹类的古今分布区产生了显著的变化；
唐代以前，黄河流域有较多的竹类分布，竹类自然分布区北界可达北纬39-40°。而今天为北纬35°，往南退缩了4-5°；
竹类分布区退缩的原因，主要受气候变冷 、变干的影响。[13]
这一系列气候变化表明，11000年至6000年前的青海地区气候应普遍偏温暖湿润，6000年至4000年前的气候则偏温暖干燥；而在约4000年前开始，有一场持续约200年的剧烈气候波动，年平均气温下降3-4℃，年降水量明显下降。[14]
二.大洪水
大禹治水的传说认为约4200-4000年前的“天下”出现大面积洪涝灾害[15]，同期的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印度、玛雅等文明则都有洪水灭世的传说，最早的记载是《吉尔伽美什史诗》；
南岛民族中的台湾撒奇莱雅族、泰雅族和邹族等也都有关于大洪水的记载。1922年对苏美古国吾珥城的发掘使英国考古学家伦纳德·伍利认为曾经确实发生过大洪水。[16]
而在2016年8月4日，美国《科学》杂志发表一篇期刊，文中表明在黄河流域发现了古代超级大洪水的证据；这一发现约在2007年黄河上游积石峡地质考察中完成。[17]
大洪水时期约在前24世纪-前20世纪，也就是约4000年前，这一时期与后世的地质考古资料有一定的重合。说明约4400-4000年前，全球有骤暖现象，随之则是年降水量的突然减少。具体原因目前我尚未查到，可能与星体间的引力作用有关。
而在竺可桢教授对挪威雪线资料的引证来看，当时确实有骤然升温的倾向，但数据时间略有差异。笔者并不认同竺可桢教授关于这一时段的数据资料。
这一次降温事件对古埃及、古印度和两河文明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致使三大古文明衰落，而同期的中原文明虽有山东龙山文化（在《气候与文明·卷一·第二章》中有提及的海岱文明的代表文化）同样衰落，但豫西、晋南的河南龙山文化在二里头文化中得到了延续。[18]
与西方文明记载的采取“诺亚方舟”大逃亡的方式不同，东方文明采取了“大禹治水”（实际上，在大禹之前已经有许多治水的尝试，如鲧，大禹的父亲，即也是治水之人）。
“大禹治水”根据古老的故事及现代考古资料来看，应持续有数代人，方才成功，不过日后夏朝有可能像周对纣王一样篡改历史，将成功之名望全部集中于禹一人。
我们并不知道这些古老故事是否为真，但我们所共知的是，在“大禹治水”的故事里，最终是以成功收场的。
这样大规模的“治水”必然遍布黄河流域内的各个地区，各大部落联合治水；之前只是作为一个大部落“夏”的领袖（有可能也是“天下共主”，具体参见《气候与文明·卷一·第四篇》）的舜，与作为所有治水部落的统一领袖的禹相比，其影响力已经不在同一水平。
集体危机过程往往能够刺激科学技术及社会的进步。
治水成功后的大禹应采取了某种措施成为了终生且世袭的领袖。
我们并不知道那一场洪水中究竟发生了什么，这一个故事又是否真实。
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那一场洪水对中华文明并没有像对其他三个古文明一样变为灭顶之灾（应与地形有关，其他三个古文明都处于超大冲击平原上，而中华文明则分布于各大山谷或盆地平原间），而是成为了文明的加速器，中国提前完成了部落联合，建立国家雏形，最终进入周代封建制。并提前于西方2400年开始了非人格化官僚机构的发展（楚武王设县）。[19]
部落发展向国家的过程通常是艰辛异常的，欧洲国家依赖于基督教最终摧毁家族制，从而发展向国家制和个人主义化；伊斯兰世界则仰仗于“军事奴隶制”，依赖突厥军人搭建起空中楼阁式的国家而直接忽视了部落统一的过程；[20]中国则很可能是由于联合治水而实现了加速度度过部落制的阶段。[21]
三.关中早期文明
关于大洪水的考证资料中，有一部分即来自对关中地区漆水河流域（关中主要新石器文化遗址聚集区）的考察。
关中盆地西部的漆水河流域，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文化积淀深厚，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夏商及周原、春秋战国及秦汉的遗址相当丰富；
尤其是漆水河中下游的武功古镇和杨凌周边地区, 被认为是后稷故乡, 而岐山脚下的周原黄土台原，在先周时期就建立了都邑，成为闻名世界的“青铜器之乡”。[22]
在关中盆地西部漆水河中游沿河谷阶地上，发现了典型的全新世大洪水滞流沉积层,它们覆盖着龙山文化聚落—浒西庄遗址文化层；
利用地层分析、磁化率和粒度成分测定、文化遗物鉴定、OSL 和14C技术断代, 证明在距今4300-4000 年前（与“大禹治水”及世界范围内的大洪水时期重合），关中盆地经历了一个洪水期，发生了多次大洪水事件。[23]
在大洪水发生期间，漆水河谷沿河第二级阶地面以浒西庄遗址为代表的龙山文化早期(庙底沟二期)聚落和田地被淹没；
同时，在更高阶地和黄土台原边沿地带，以赵家崖遗址为代表的龙山文化晚期(客省庄二期)聚落得到迅速发展；
结合在泾河和北洛河河谷发现的史前大洪水的沉积学证据，揭示出了龙山文化晚期关中盆地普遍发生大洪水的客观事实。[24]
除此之外,也发现在距今3100-3000年前,即先周在周原“岐邑”时期,关中盆地漆水河谷和渭河河谷也曾经发生多次大洪水。[25]
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则提供了14C的相关数据[26]：
根据前图的数据分析可以得出在距今约8500年前的时候，出现了“全新世大暖期”，这一时期降水稳定，漆水河流域并未有发生大洪水的遗迹。
从距今5000 年前开始，龙山文化人类移居到这些沿河阶地，建立了稳定的聚落，开垦土地，发展农业生产；
从其袋状灰坑内的遗存来看，当时人们以种植黍稷②为主；到距今4300年前，也就是大暖期开始衰退的阶段，气候变得很不稳定，漆水河流域频繁出现大暴雨及由此引发的洪水，浒西庄等阶地上的原始聚落和农田常被淹没，洪水淤泥层覆盖了村落和肥沃土壤。[27]
这个时期，位于河对岸更高阶地上的赵家崖等聚落得到较大发展。漆水河谷洪水泛滥延续到距今4000年前为止，因而浒西庄等沿河阶地的风尘成壤过程又得到恢复，形成了厚度60 cm的褐色土类土壤(S0上部)；
以郑家坡遗址和疙瘩庙遗址为代表的先周早期(后稷时代)遗址的地形特色，表明当时人们仍然将聚落建立在黄土原畔和渭河阶地前沿的高地。[28]
当先周晚期古公亶父从泾河中游“古豳”高原迁移到关中盆地西部周原黄土台原建立“岐邑”的时期(距今3100-3010年前)，也就是古土壤S0成壤过程终止的时期，漆水河流域又发生了大暴雨洪水，洪水多次淹没浒西庄阶地；
此后气候干旱化发展，沙尘暴盛行，浒西庄阶地稳定地接受风尘堆积, 形成了典型的现代黄土(L0)和现代表土层(TS)。[29]
四.黄河中下游变迁考
20世纪80年代初，谭其骧先生在考察各个时期城邑聚落的分布状况时指出：
“从新石器时代经历商周直到春秋时代，河北平原的中部一直存在着一片极为宽广的空白地区。在这一大片土地上，没有发现过这些时期的文化遗址，也没有任何见于可信的历史记载的城邑或聚落；
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在太行山东麓大致以今京广铁路线为限，在鲁中山地西北大致以今徒骇河为限，京广线以东徒骇河以西东西相去约自百数十公里至三百公里，中间绝无遗址。”[30]
汉以前至少可以上推到新石器时代黄河下游一直是取道河北平原注入渤海的；黄河下游河道见于先秦文献记载的有二条：
一《禹贡》河，二《山经》河。这二条河道自宿胥口北流走《水经注》的‘宿胥故渎’，至内黄会洹水，又北流走《汉志》的邺东‘故大河’，至曲周会漳水，又北流走《水经》漳水至今深县南，二河相同。
谭其骧
河南、河北、山东等地的考古发掘单位和学术研究机构近年对华北地区的一些重要遗址进行了系统的考古调查、发掘后发现大量的新时期时代遗迹，这是谭其骧先生过去所不曾知的；
仅2017年文物部门对雄安新区2000平方公里区域进行的考古调查，就发现古遗址189处、墓葬43处，这些文化遗存以新石器、战国、汉代居多；如果我们把追寻的时空视域稍加扩展，便可发现以冀中平原为中心，从史前到汉代的遗存星罗棋布，数以千计；
河北平原中部“空白区”大量早期文明遗存的发现，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判断《禹贡》的内容，由此将可能直接否定三十年来对新石器时期黄河河道的判断。[31]
东过洛汭，至于大伾；北过降水，至于大陆；又北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海。
《禹贡》
宿胥故渎。
《水经注》
史念海教授认为，“宿胥故渎”是淇水，《禹贡》河道其实也流经濮阳地区，走一段《汉志》河道，然后再北折，经河北中部，至天津入海。[32]
史念海提及的《汉志》河，即《汉书·地理志》《汉书·沟洫志》和《水经河水注》所载河道；
这条河自宿胥口东北流至今濮阳县西南，然后北折流经大名至今馆陶县东北，东折经山东冠县、高唐、平原、德州等县市，德州以下复入河北，至东光县西会漳水，经吴桥、沧县而东入渤海。[33]
学术界一般认为，《汉志》河是周定王五年，黄河在浚县宿胥口决口、发生了历史记载的首次大改道后形成的河道。袁广阔教授则根据近年来最新的考古发掘认为《汉志》河其实就是《禹贡》河。[34]
首都师范大学考古系和濮阳市文物保护管理所对濮阳和滑县古代遗址密集区的考古发掘显示，汉代以前濮阳地区显然是一片高地，且也是黄河泛滥淤积最为严重的地区，而这片高地向东北一直延伸至清丰、南乐等县。正是这片高地阻挡了西来的黄河，使它不能继续东流，转而北流。③[35]
汉代以前的地面一般在今天地表10多米以下，但濮阳和滑县境内发现的40多处龙山文化丘类遗址基本上连成一片，分布密集；部分遗址暴露在今天的地表之上，另一部分则埋藏在地表以下1-5米不等。
袁广阔
考古资料显示，汉代以前豫北地区存在着两高一低的高地与谷底组合：内黄西—汤阴—安阳西线高地、滑县东—濮阳西—清丰西东线高地以及内黄东部和濮阳西部之间谷底。这一地形变化导致古黄河向北进入华北经天津流入渤海。[36]
20世纪60至80年代，河北省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等单位曾对华北平原的古河道进行过系统的调查、勘探和研究；
地质勘探显示，黄河古道带从内黄、濮阳入河南、河北交界处后又分三支河道带：第一支为黄、清、漳河古河道带，河道一般宽5-20公里，最宽30公里，深度约40-54米，长度475公里；
该支主要为清、漳河古河道，从郦道元《水经注》的记述可知，这是黄河过大名后的分支屯氏河向北流，注入清、漳河后留下的河道；
第二支由馆陶南分出，经冠县、临清、故城、德州、东光、沧州至青县，该支与文献记载中的《汉志》河道一致。第三支向东经濮阳入山东界，在范县附近分成南北两支，当为《汉志》中的漯水。[37]
昔召康公……赐我先君履，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棣。
《左传·僖公四年》载管仲言
塞瓠子，筑宫其上，名曰宣房。而导河北行二渠，复禹旧迹。
《汉书·沟洫志》
复禹之故迹。
《史记·封禅书》
复禹旧迹。
《史记·河渠书》
很多学者都认为《汉志》所记黄河河道是周定王五年（前602年）黄河在浚县宿胥口首次决口改道后形成。然而，根据上述历史文献，《汉志》河在公元前602年以前就已存在。
从河道两岸新石器遗址的分布推测，《汉志》河道最迟形成于8000年以前。根据文献记载，黄河下游故道大致经今滑县东、濮阳县西南、清丰西北、南乐西北，再经河北大名东，山东冠县，过河北馆陶后，经山东临清，高唐、平原南、德州市东，至河北吴桥西北流向东北，经东光、南皮至沧州折向东，在黄骅西南入海。[38]
在古代，为了用水方便，人们常沿河定居，大河文明由此生发。或可推测，大河河道最迟在8000年前就已经存在，且仰韶、龙山、商周等时期，这条河流也一直没有改道，滋育了两岸呈“葡萄串状”分布的众多遗址，年代从新石器时代一直到商周时期，生生不息。
直到战国中期，位于黄河两岸的齐、赵、魏等国开始筑造黄河大堤，固定河道。随着淤积不断加快，到了汉代，黄河已不堪重负，开始经常改道迁徙；
这一现象在文献中有着生动的反映，战国以前黄河在文献中只称作“河”，战国时开始有“浊河”之称，汉代及以后“黄河”一词开始出现于文献记载中，西汉时人们更称“河水一石，其泥六斗”；
黄河下游地区自然环境的变化，表面上与黄河的改道、泛滥密不可分，在人类的农耕活动与自然变迁的两相作用下，黄河下游出现了持续2500年的改道与泛滥不断的历史。[39]
根据本章前三节的论述来看，黄河在4500-4000年前的主要洪水暴发应集中于黄河中上游段，而根据本节的论述，自2500年前开始，黄河的泛滥逐渐集中到了中下游段。
黄河淤积形成地上河床的前提是大量泥沙的出现，这一出现应与关中地区逐渐演化向黄土高原有关。
而在《气候与文明·卷一·第四篇·第一节》中，徐瑞瑚教授对江汉平原全新世环境演变的研究和樊宝敏、李智勇教授对竹林的研究（在本章第一节参考资料[13]中有提及）也显示了同样的结果，即长江中上游平原的物候变化和中国古代竹林分布变化显示约2500年前气候转为干冷状态，草原分布带南移。[40]
而在约2400年前开始，秦国开始尝试一系列变法以求改革，在前422年，魏国已然开启李悝变法，在前359年秦国启用商鞅，推行“商鞅变法”，大改农业。
这一变化的前提或与秦等国的国家生产力在气候全面转向干冷时而下降有关，为保持国力而不得不采取改革措施。
在各国国王看来，国库的不充盈必须要通过农民的辛勤劳作来弥补，而这直接促进了新思想获得各国国王的重视，这些新思想则大多将矛头直指已存在千百年的分封世袭制。
故而推动中国在从部落制走向家族国家制近2000年后转向了非人格化官僚行政机构的发展方向。
环境引发的改革所带来的变化为中国的政治现代化提供了关键的帮助。由此中国正式进入中央集权制非人格化官僚行政制的阶段。
而关于本章开始的问题，商为什么立都在河南地区而周则在后来于关中地区发展而来？
根据《黄河流域关中盆地史前大洪水研究——以周原漆水河谷地为例》中提到的关中在3000年前依旧处于洪水泛滥期，而本章第四节中提到了黄河中游地区长期处于稳定状况来看，周的发展受到了自然环境的限制。[41]
结合《气候与文明·卷一·第二篇》中对中国主要文明分布区的研究来看，商在当时处于“天下”文明交汇的中心，这两点正是商比周先发展起来的主要原因。[42]
其实我们还应考虑一点，以周为中心来看，依《气候与文明·卷一·第三篇》中对铁器变迁的考证可见，周代与河套平原及以西地区的国家民族间应有交流，而周的主要压力来自其北方的游牧民族。[43]
游牧民族的存在或也可能压抑了周的快速发展，但西域的新技术及思想和北方游牧民族带来的生存压力，虽导致原本在夏初仍同步发展的周与商最终错位了300余年，却也使周比商更为强大。
注释：
① 根据《关于黄河源问题——应以卡日曲为正源》，陈瑞平，1984年01期，《人民黄河》中的观点，卡日曲应为黄河源头，而非1952年科考后认定的约古宗列盆地泉眼
② 黍稷，禾本科（Gramineae）黍属，一年生草本植物。粳者古称稷、穄，现称稷子、糜子；糯者古称黍，现称黍子、粘糜子或黄粟。一种早熟、耐旱的粮食和饲料作物。（科普中国）
③ 海拔高度查询工具，chahaiba显示濮阳地区今天的海拔范围在45-60m，而其下游的聊城海拔出现骤降，其西北部的鹤壁及东南部的菏泽海拔则略高于濮阳。
参考资料：
[1] 《河源志》，[元] 潘昂霄，该书依据都实阔阔出之弟转述而作
[2] 《命脉：中国水利调查/共和国国情报告》，陈启文，湘潭大学出版社，2012年12月
[3] 《见证危机：星宿海之死那些消失的湖泊和萎缩的冰川》，曲向东，卢海林，水冬青，《环境人文地理》，2016年05月07日
[4] 纪录片《黄河》，蔡国英，2008年
[5] 同[3]
[6] 《青海柴达木盆地察尔汗盐湖的孢粉组合及其在地里和植物学的意义》，杜乃求，孔昭宸，[J].植物学报，1983（3）：79-86
[7] 《新石器时代黄河流域的气候变迁》，黄尚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曾国历史文化及其与鄂、楚关系研究（15BZS035）”、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周代汉淮地区列国青铜器和历史地理综合整理与研究（15ZDB032）”阶段性成果，华中师范大学楚学研究所，《中原文化研究》，2018年05期
[8] 《青藏高原东北部边缘区栗钙土的形成与演化[M]//生物地理和土壤地理研究》，胡双熙等，北京：科学出版社，1990
[9] 《由萨拉乌苏河地层看晚更新世以来毛乌素沙漠的变迁[J]》，董光荣，李保生，高尚玉，《中国沙漠》，1983（2）：9-14
[10] 《中国西部地区全新世冰碛地层的划分及地层年表[J]》，陈吉阳，《冰川冻土》，1987（4）：319-328
[11] 《行星运动对中国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影响[M]//全国气候变化学术论文集》，任震球等，北京：科学出版社，1981
[12] 同[8]
[13] 《黄河流域竹类资源历史分布状况研究》，樊宝敏，李智勇，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业科技信息研究所，2005年05月
[14] 同[11]
[15] 《第四纪研究：夏朝前夕洪水发生的可能性及大禹治水真相》，吴文祥，葛全胜，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批准号:40472095);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重要方向项目(批准号:KZCX3-SW-321和KZCX1-SW-01-09)资助，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中国科学院科学与资源研究所，2005年06期
[16] 《消失的王城·第八章》，马季，中国城市出版社，2009年1月1日
[17] Outburst flood at1920 BCE supports historicity of China’s Great Flood and the Xia dynasty，吴青龙（音译），Science，2016年08月04日
[18] 《中国断代史系列—中华远古史》，王玉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7月
[19] 《气候与文明·卷一·第三篇》，Angelo，Angelo的常识，2020年06月12日
[20] 《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搜索关键词：非人格化官僚，〔美〕弗朗西斯·福山，毛俊杰 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09月
[21] 《第四纪研究：4000aB.P.前后降温事件与中华文明的诞生》，吴文祥，刘东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批准号 :4 9894 1 70 )资助重大项目，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2001年05期
[22]《周原的环境与文化》，张洲，西安: 三秦出版社, 1998年，1–336；《中国文物地图集—陕西分册》，国家文物局.，西安: 地图出版社, 1998年，上卷：166–221；下卷：201–488；《武功发掘报告—浒西庄与赵家来(崖)》，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文物出版社, 1988年
[23] Huang C C, PangJ L, Zha X C, et al. Impact of monsoonal climatic change on Holocene overbankflooding along the Sushui River within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Yellow River,China. Quat Sci Rev, 2007, 26: 2247–2264; 11 Huang C C, Pang J L, Zha X C, etal. Extraordinary floods of 4100–4000 a BP recorded at the late Neolithic ruinsin the Jinghe River gorges, middle reach of the Yellow River, China. PaleogeogrPaleoclimatol Palaeoecol, 2010, 289: 1–9;《第四纪研究：渭河宝鸡峡全新世古洪水水文学研究》万红莲，黄春长，查小春等，2009，30：421–431；《第四纪研究：龙山文化末期泾河特大洪水事件光释光测年研究》，葛本伟，黄春长，周亚利等， 2009, 30：413–420；《干旱区资源环境：关中盆地黄土剖面古洪水平流沉积物鉴别研究》，文杨，黄春长，庞奖励 等，2008，22：90–94；《黄土地区河谷全新世古洪水平流沉积物特征研究》，孙素梅，黄春长，庞奖励等，土壤通报，2009，40：72–76；《北洛河中游黄陵洛川段全新世古洪水研究》，姚平，黄春长，庞奖励 等，地理学报，2008，63：1198–1206；《泾河中游龙山文化晚期特大洪水水文学研究》，李瑜琴，黄春长，查小春等，地理学报, 2009，64：541–552；《关中西部湋水河全新世古洪水平流沉积地层研究》 李晓刚，黄春长，庞奖励 等，地层学杂志，2009，33: 198–205
[24] [25] 《黄河流域关中盆地史前大洪水研究——以周原漆水河谷地为例》，黄春长，庞奖励，查小春，周亚利，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批准号: 41030637)资助,《中国科学：地球科学·2011年·第41卷·第三期》，2011年2月18日
[26]《中国考古学中碳十四年代数据集(1965–199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1. 251–271
[27] [28] [29] HuangC C, Pang J L, Zha X C, et al. Impact of monsoonal climatic change on Holoceneoverbank flooding along the Sushui River within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Yellow River, China. Quat Sci Rev, 2007, 26: 2247–2264; 11 Huang C C, Pang J L,Zha X C, et al. Extraordinary floods of 4100–4000 a BP recorded at the lateNeolithic ruins in the Jinghe River gorges, middle reach of the Yellow River,China. Paleogeogr Paleoclimatol Palaeoecol, 2010, 289: 1–9;《第四纪研究：渭河宝鸡峡全新世古洪水水文学研究》万红莲，黄春长，查小春 等，2009，30：421–431；《第四纪研究：龙山文化末期泾河特大洪水事件光释光测年研究》，葛本伟，黄春长，周亚利等， 2009, 30：413–420；《北洛河中游黄陵洛川段全新世古洪水研究》，姚平，黄春长，庞奖励 等，地理学报，2008，63：1198–1206；《泾河中游龙山文化晚期特大洪水水文学研究》，李瑜琴，黄春长，查小春等，地理学报, 2009，64：541–552
[30]《西汉以前的黄河下游河道》，谭其骧，《历史地理》，1981年创刊号
[31]《<禹贡>黄河下游河道走向及改道原因》，袁广阔，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中国社会科学网，2018年07月31日
[32]《论〈禹贡〉的导河和春秋战国时期的黄河》，史念海，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8年第1期
[33] 《中国东北与东北亚古代交通史·第二节》，王绵厚，朴文英，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16年01月
[34]及[35] 同[31]
[36] 《中国史新论：古代文明的形成分册》，黄铭崇 等，搜索关键词：濮阳古代海拔，中央研究院丛书，联经出版公司，2016年04月27
[37]《华北平原古河道研究》，吴忱，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年
[38] 同[31]
[39] 《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北分册》，文物地图集出版，2013年08月
[40] 《江汉平原全新世环境演变与湖群兴衰》，徐瑞瑚，《地域研究与开发》，1994年第4期，第52-56页；《黄河流域竹类资源历史分布状况研究》，樊宝敏，李智勇，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业科技信息研究所，2005年05月
[41] 《黄河流域关中盆地史前大洪水研究——以周原漆水河谷地为例》，黄春长，庞奖励，查小春，周亚利，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批准号: 41030637)资助,《中国科学：地球科学·2011年·第41卷·第三期》，2011年2月18日；
[42] 《中原和海岱：文化进程比较》.韩建业.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社会科学》.第4期.2019.
[43] 《中国古代冶铁术起源探寻》，孟筠，中国钢铁新闻网，2013年05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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