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文（ 曾发表于四川省《精神文明报》银河版）】
（插图为原创）
题记：一位农妇含着泪向我讲述了这个故事……
我的家，在川东丘陵地区。
小时候逢赶集，跑二三十里去镇上，听说书人讲“三国”摆“红楼”，一个劲往人堆里钻。“知青”来了，我跟着学歌舞演节目，也羞答答划些字，快活得象只小燕雀。
不久，媒婆来提亲，我闹着不去，而爹娘中意，也只得泪人儿似地嫁鸡随鸡。男人又丑又霸道，不准我随便外出，还动辄打人。我把活泼自在留在了娘家，做活、养娃、伺候男人，一晃多年。我男人从未离开过村子，紧守节气，老锄头挖遍角角落落，闲时吸烟叶溜田坎，自得其乐。原说男人能编箩打筐，可懒劲上来，宁愿提了烘笼儿床上瞌睡，一年到头没几个钱。日子本来就苦，又要供娃娃上学，更是雪上加霜。以后，田归了户，不饿肚子了，可村里年轻小辈受不了牛耕犁耙的慢调调，都跑到城里打工去了。不久，妹妹竟给我找了城里的活儿。想想不能这么个活法，就下决心去了。男人受不了女人外出，威胁着要揍人，我流泪亲过两个娃，使性子跑了。
在城里一户三口之家，我做得开心，还晓得了许多新鲜事。这家人书真多，小俩口快成了书虫了，那些新鲜事就从书里来吧。我和小宝宝一同认字儿，脸臊得热乎乎的。大女来信了，我请宝宝父母念给我听，真想给娃娃亲手写封信啊。那会儿我想，我没文化，可我娃娃不能没文化，听不懂广播里的新鲜词儿，也没城里人那么多新念头。我也看出来了，有文化就不会穷。电视里，海边那些村镇真象城市哩，人家懂那个“经济”!
那年，我熬到年三十才回家。家门口，我撞上个野娃，一声“娘”的叫唤，这野娃竟是我的小儿子!我一下搂过他，哭了，忽而又笑了，因为我带回了很好的旧衣裳、旧电视机，我有钱，有供儿女继续念书的学费了!
回到家，男人有了发泄的机会，田间地头、灶台猪栏，一古脑儿的活儿往我身上压，连赶集也不准去。日子又如驴推磨，一年年转下去，积攒的钱也快磨没了。男人仍只会种地，玉米红苕哄饱肚子，喂鸡鸡瘟，养猪猪柴，牛脾气不去学些新招、讲点“科学”。眼看没有余钱，女儿读不完初中，我让男人参加民工队，他吼叫家里三四间瓦房，能吃饱，娃也可做帮手了，想啥？我要外出帮工，他暴跳如雷：女人就该守着男人和娃!又是拳脚相加，我身上新伤盖着旧伤疼啊。那会儿，心里闪了一个离谱的念头……结果，女儿丢了书包，上坡打猪草，晚上就偷偷哭。男人见了就骂：念书得有命，农民念书啥用？好歹儿子再混混，没钱念就种田。
真是个穷命短见的男人!女儿的失学，深深地伤了我的心，也使我害怕，我决计再次出走。在城里，我做起贩蛋生意。正热烙，奇迹般冒出我男人，当众打我辱我。我恨得咬紧牙关，倒不怕那个离谱念头遭报应了，我要离婚!我要带走儿女，把他们养大成人。
然而我没料到，离婚并不象当年出嫁那么顺当，拒绝、吵闹、劝说象洪水涌来，谩骂、冷嘲又如阵阵冰雹。最让我心惊肉跳的是，一双骨肉抱着我的腿，哭叫——
“娘走，我们去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