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奈保尔
我妈说：“你在这里变得太粗野了，我想你已经到了该离开的时候了。”
“去哪儿，委内瑞拉？”我问道。
“不是委内瑞拉，去别的地方。因为我知道委内瑞拉，也知道你，只要你一踏上委内瑞拉的土地，他们就会把你丢进监狱。不，不能去那儿。”
我说：“那好吧，这事由您拿主意吧。”
我妈说：“我要去找加耐士.潘迪特谈谈这事。他是你爸爸的朋友。无论如何你必须离开这里，你变得太野了。”
我想我妈说得没错。不知不觉中，我已经变野了。我喝起酒来像条鱼，还干好多其他的事。我是在海关时开始喝酒的，那儿有不少以各种理由没收来的酒。头一回喝时，酒精味令我头痛。我对自己说：“你必须挺住，就像喝药一样，屏气闭眼灌进去。”很快，我便成了海量，且为此感动骄傲。
后来，博伊和埃罗尔给我讲了不少玩的地方。我开始工作后不久的一个夜晚，他们带我去马里恩广场附近的一个地方，我们爬上二楼，来到一间拥挤的小房间。房里挂着不少绿色的灯泡，像一串串珠宝，屋里有许多正在等候和观望的女人，墙上有条横幅，“严禁使用猥琐语言”。
我们在吧台上喝了杯香甜的饮料。
埃罗尔问我：“你喜欢哪个女人？”
我一下子明白了是怎么回事，感到一阵厌恶，我冲出房间回到家，觉得有些头晕和害怕，我对自己说：“要坚持住。”
第二天晚上，我又去了那个俱乐部，而后又去了多次。
我们搞了些疯狂的聚会，带着朗姆酒和女人到马拉卡斯海湾彻底狂欢。
“你变得太野了啦。”我妈说。
对她的话我一点儿没有在意，直到一天晚上我酩酊大醉，一直醉了两天。当我清醒后，我发誓再也不抽烟喝酒了。
我对我妈说：“这不是我的过错，是特立尼达的错。在这里人们除了喝酒，还能干什么？”
大约两个月后，我妈说：“下周，你必须跟我去，我们去见加耐士.潘迪特。”
加耐士·潘迪特不当传教士很久了，并已经参政，而且干得挺红火。他好像是个什么部长，或是政府的什么官员，听人说他正在竞选议员。
我们来到坐落在卡莱尔大街上的他那栋大房子，我们见到了这位大人物，他没缠腰带也没扎头巾，而是身穿一套价格昂贵的西服。
他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妈。
他说：“我能为你做些什么吗？”
我妈开始哭起来。
加耐士对我说：“你到国外准备学什么？”
我说：“我什么都不想学，就想离开这里，就这么回事。”
加耐士微笑着说：“政府还没有发过这种奖学金。你说的那事只有部长们可以办到，你必须学些什么才行。”
“我还真没想过这事儿，让我想想。”
加耐士说：“那好吧，你就想想。”
我妈哭着向加耐士表示感谢。
我说：“我知道我要学什么啦，工程。”我刚刚想起了比哈库叔叔。
加耐士笑起来，说：“你知道什么是工程？”
我说：“眼下还不知道，不过我能学会的。”
我妈说：“你为什么不学法律？”
我想起了齐塔兰加和他那套褐色西装，说道：“不，不学法律。”
加耐士说：“现在还有一份奖学金，是学药剂学的。”
我说：“可我不想学药剂学，我不愿意穿着白大褂，向女人兜售口红。”
加耐士微笑着。
我妈说：“崩理这孩子，潘迪特。他就学药剂啦。”又转身对我说：“只要你肯用脑子，什么都能学。”
加耐士说：“想想吧，那样就能去伦敦，就可以见到托马斯，看到国会大厦。”
我说：“那好吧，我就学药剂学。”
我妈说：“我真不知道如何才能报答你，潘迪特。”
说着哭起来，她掏出二百美元，递给加耐士，说：“我知道这不多，潘迪特，但我只有这些，是很长时间才攒起来的。”
加耐士神情凝重地接过钱，说：“你不必难过，你已经拿出了你的全部。”
我妈继续哭起来，后来加耐士忍不住也哭了。见此情景，我妈擦干了眼泪，说：“你知道吗，潘迪特，我是多么难哪，现在到处都要花钱，可我上哪儿弄钱呀，真不知以后我可怎么活。”
加耐士不哭了，我妈又重新哭起来。
哭了不一会儿，加耐士拿出一百美元，还给我妈，呜咽颤抖地说：“把这钱拿去，给孩子买件好衣服。”
我说：“潘迪特，你真是个好人。”这话深深地打动了他。他说：“当你带着文凭和其他各种证书从伦敦回来，成为大药剂师时，那时，我会找到你，索取我应得的回报。”
我告诉海特我要走了。
海特说：“为什么，去当苦力？”
我说：“我拿到政府提供的奖学金，去学药剂师。”
海特说：“是你捣鼓来的？”
我说：“不是我，是我妈。”
埃多斯说：“是件好事，我认识一个药剂师，我给他家倒了好几年的垃圾。那家伙可够富的，伙计，钱哗啦啦地往里进呀。”
消息传到伊莱亚斯那里，可把他气坏了。一天晚上，他来到我家门外，喊道：“贿赂，贿赂，你们就会干这名堂，贿赂！”
我妈反唇相讥：“只有那些穷得连贿赂的钱都拿不出来的穷光蛋才抱怨贿赂。”
过了约莫有一个月的时间，我离开的手续全部办妥了。特立尼达政府就我的情况给在纽约的英国领事馆写了一封信，英国领事管知道了我的情况。英国人让我发誓绝不用军队推翻他们的政府后，给我签发了签证。
我离开的前一个晚上，我妈搞了个小小的酒会，有点像遗体告别。人们进门便会满脸悲伤地告诉我会多么想念我，而且便把我忘到脑后，专心致志地吃喝起来。
劳拉亲了我的脸颊，还送给我一玫克利斯托佛大街的徽章。她让我把它挂在脖子上，我答应她把徽章装在口袋里带走。其实后来我也不知把它塞到那里去了，比哈库太太给我一玫六便士硬币，她说那是玫神圣的硬币，我没看出有什么不同，就随手花掉了。泰特斯.霍伊特原谅了我所有的过错，还送我一本书。埃多斯送我一个钱夹子，他发誓说它绝对是新的。博伊和埃罗尔没送我任何东西。海特送我一条香烟，他说：“我知道你说过不再抽烟了，拿去吧，如果你改主意了就抽。”于是我又开始抽烟了。
比哈库淑叔花了整整一夜的时间，捣鼓那辆准备第二天一早送我去机场的面包车，我不时跑去央告他别再折腾了，他说，他认为是汽化器出毛病了。
第二天一大早，比哈库就起来，又去捣鼓车。我们原打算八点动身，结果到十点时，比哈库还没搞完。我妈有些惊慌失措，比哈库太太也有点沉不住气啦。
比哈库在车底下吹着口梢，吹奏着《罗摩衍那》曲调。后来他从车下爬出来，笑着说：“怎么，害怕啦？”
终于一切就绪。比哈库对车造成的损伤不是太大，发动机还能工作。我把行李装上车，正要上路。
我妈说：“等一下。”
她把一个牛奶罐放在门口。
直到现在我还是不明白那是怎么回事。大门那么宽，足足可以通过一辆汽车，而放在门口中央的牛奶罐只有四寸多宽，我想从旁边过去，离牛奶罐还老远，结果还是踢翻了牛奶罐。
我妈的脸一下子沉下来。
我问：“是个坏兆头吗？”
她没回答。
比哈库按响车喇叭。
我们上车后，比哈库开车离开米格尔街，沿着大路直奔南码头。我没有向车窗外看。
我妈一直在哭，她说：“我知道，我再也不会在米格尔街上见到你了。”
我说：“为什么，就因为我踢翻了牛奶？”
她没答话，仍旧为洒掉的牛奶哭泣。
当我们离开了西班牙港的市郊后，我才向窗外看去。天气晴朗而炎热。男人和女人们在稻田里劳作，一些孩子在路旁的水管下冲凉。
我们正点赶到皮亚考机场。直到此刻，我才后悔得到那笔奖学金。机场候机室令我感到恐惧。肥胖的美国人在酒吧喝着怪里怪气的饮料。戴着墨镜的美国女人趾高气昂地高声喊叫着。看上去，他们是太有钱，活着太滋润了。
后来传播中传来用西班牙语和英语播送的消息：“206航班将晚点6个小时。”
我对我妈说：“我们回西班牙港。”
很快我还要和候机里的人在一起，我想离开一会儿。
回到米格尔街，我见到的第一个人就是海特。他腋下夹着一份报纸，拖着那双平脚板，从咖啡馆溜达回来。我挥舞着手臂喊他。
他答道：“我以为这会儿你已经上天了呢。”
我感到失望。并不仅仅因为海特的冷淡，而是因为在我命中注定要永远离开这里之后，一切仍像以前一样，我的离开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我看着翻倒在门口的铜制牛奶罐，对我妈说：“这就是我永远不能再回来的兆头吗？”
她欣慰地笑了。
我和我妈，还有比哈库叔叔以及他夫人一起在家吃过最后一顿午饭之后，又沿着炎热的公路返回皮亚考。飞机已经停在停机坪上。我认识海关的一位官员，他没有检查我的行李。
播音员冷淡平静地宣布开始登机。
我拥抱了我妈。
我对比哈库叔叔说：“比哈库叔叔，刚才我还不想告诉你，不过，我想你的车气门在响。”
他的眼睛豁然一亮。
我离开他们，步履轻快地朝飞机走去，没有回头看，只盯着眼前我自己的影子，它就像一个小精灵在机场跑道上跳跃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