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温州小官吏曾慨然地对我说,“很多时候,改革是从违规开始的。”谁都听得出他这句话中所挥散着的清醒、无奈和绝然,你可以反驳他,打击他,蔑视他,但你却无法让他停止,因为,他几乎是在代替历史一字一句地讲出上述这句话。
其实,历史本来就应该是对人自身的描述,司马迁的《史记》在这方面是最好的借鉴,它应该是可以触摸的,是可以被感知的,它充满了血肉、运动和偶然性。
在1978年到2oo8年的中国商业圈出没着这样的一个族群:他们出身草莽,不无野蛮,性情漂移,坚忍而勇于博取。他们的浅薄使得他们处理任何商业问题都能够用最简捷的办法直指核心,他们的冷酷使得他们能够拨去一切道德的含情脉脉而回到利益关系的基本面,他们的不畏天命使得他们能够百无禁忌地去冲破一切的规则与准绳,他们的贪婪使得他们敢于采用一切的手法和编造最美丽的谎言。
他们其实并不陌生。在任何一个商业国家的财富积累初期都曾经出现过这样的人群,而且必然会出现这些人。我相信,财富会改造一个人,如同繁荣会改变一个民族一样。
过去2o多年里,中国市场上存在着三股力量:国营公司、民营公司、外资公司。在我看来,一部中国企业历史,基本上是这三种力量此消彼长、相互博弈的过程,它们的利益切割以及所形成的产业、资本格局,最终构成了中国经济成长的所有表象。
在这个至今充满神怪气质的地方,以下描述已经被一再地证实:任何被视为奇迹的事物,往往都很难延续,因为它来自一个越了常规的历程,处身其中的人们,因此而获得巨大利益的人们,每每不可能摆脱那些让他们终身难忘的际遇,他们相信那就是命运,他们总希望每次都能红运高照,每次都能侥幸胜出,最后,所有的光荣往往枯萎在自己的光环中。
任何貌似理所当然的神话,往往都是不可信的,越是无懈可击,往往越值得怀疑。我们从来相信,事物的展是粗劣的,是有锋芒和缺陷的。当一个商业故事以无比圆滑和生动的姿态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你先必须怀疑,而所有的怀疑,最终都会被证明是正确的,或者至少是值得的。
一个人要让自己快乐其实是一件不难的事,你只要给自己一个较长时间的目标,然后按部就班地去接近它,实现它。结果如何,在某种意义上可能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你会非常的单纯和满足。
我的思绪便常常在这种貌似相关实则相去万千的时空中游荡,法国人罗兰·巴特曾经说过一句很妙的话,“我对不太可能生的事,以及历史的本质始终迷惑不解。”写作当代史的快感和诡异,便全部在这里了。
法国思想家、192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伯格森曾说:“说社会的进步是由于历史某个时期的社会思想条件自然而然生的,这简直是无稽之谈。它实际只是在这个社会已经下定决心进行实验之后才一蹴而就的。这就是说,这个社会必须要自信,或无论怎样要允许自己受到震撼,而这种震撼始终是由某个人来赋予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