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我与如今的老婆相识了，经过一年多的恋爱，感觉是彼此的菜，就差攻关丈母娘了。
老丈人在旧社会自幼就在煤井铜矿做童工，早早患上了肺气肿，整天气喘嘘嘘的，早已不理了家政，家里丈母娘说话就是圣旨，我提前了解了。
那时普通的丈母娘们可没有现在普通的丈母娘们难攻略了。即不要求车，也不要求房。更不用拿“万紫干红”考验准新郎。只要女婿长得对得起观众，只要女婿人品诚实有担当就基本满意了。我没有特殊的生活技能，又天生一副忠厚老实相，如果放到现在，肯定是早早地排入到三千万光棍汉的行列之中了。
那时的年轻人可没有现在的年青人这么时髦，婚姻中还是讲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我请双方都有点关系的一位德高望重的关亲做大媒，让她领着我去拜望岳父岳母。路上，媒人对我说：“婚姻不是IL戏，要心诚志坚，勇挑重担，彼此负责一辈子。”我说：“我海枯石烂，矢志不喻；爱屋及乌，一视同仁。” 媒人告诉我，见到丈人丈母后，看她眼色行事，不要叫叔叔阿姨，直接喊爸爸妈妈。我说：“初次见面，这合适吗？”媒人说：“不管合适不合适，只要丈母娘高兴了就行了。只要丈母娘不特别反对，这事就有了百分之八十的把握了。”
见了岳父岳母，岳父病怏怏的，岳母很精干。我一声爸妈喊得他们好象有点尴尬，有点不大习惯。看得出，他们两位老人却很高兴。我们在谈话其间，不一会，丈母娘就给我端出一碗糖水合包蛋来。我们这里当时有这个讲究：吃了丈人家的合包蛋，丈人家才算没意见。这碗合包蛋把我的心放在了肚子里。
我的母亲去世得比较早。有了丈母娘，我又找到了母亲的感觉。好多年没有穿过妈妈纳的千层底了，我又穿上了妈妈纳的千层底。特别是结婚以后，丈母娘给我们的关心更是无微不至的。我们忙于工作，缝缝补补的事情大多是她来打理。至今想起过去生活中的一些小事心里仍然热乎乎的。
当年，社会上重男轻女的现象很严重。由于计划生育形势严竣，谁都想第一胎生个男孩。一九九二年，我的女儿出生了，按照当地习俗，第二天要给娘家去报喜。而且报喜时尽量拣好听的说，以增加喜庆的气氛。我去报喜时，邻居大婶对我说：“去了，你丈母娘要是问你生了个客人(女孩）还是主人？你就说，是主人(男孩），你丈母娘一高兴，就会把提前准备下的吉祥物给你。” 我问是什么吉祥物，邻居大婶说：“不用问，去了你就知道了。”
到了丈人家，岳母问我：“主人还是客人？” 我是一位老实人，天生就不会说谎，特别是在自己的长辈面前更是不会说谎，我神情慌慌地犹豫了一下说：“是……是主人。”我的犹豫让丈母娘看出了破绽。岳母说：“肯定是客人，别哄我了！”过了片刻，岳母又说：“新社会新国家，女人能顶半边天，女娃照样能当家里的主人。人常说，女娃是父母的小棉袄，有了女娃，家里才温暖。”随后，岳母拿出一条用彩色布做的打牛鞭交给我说：“这个是给男娃预备用的专利品，现在仍然把它交给你，回去给娃做耍物，咱的女娃照样能顶半边天。”丈母娘坚定地说。
又过了三年，妻子再次怀了孩子。偷偷做了下比超，怀的是男孩。当时妻子在当地地段医院做临时医生，院长说让她好好干，下一年有一次转正的机会。
妻子是一位特别好强的人，本来就应该是抱金饭碗的料。那年中考时考上一所不错的专科学校，要知道，那个年代是先录中考后录高中的，上中专的都是一流的人才。谁知却被当权者的亲戚顶替了，这个是多年以后才知道的。由于家庭情况的特殊，妻子只好读了连高中也不及的职业技术学校人医班。由于中考分数特别好，再加她特别地勤奋，老师同学都看得起。读书三年，担任了三年的班长。在差等学校掌握了比高等学校更多的实用知识。一毕业，就被当地的地段医院骋用做了临时医生。
当时计划生育的形势非常紧张，到外张贴着“应可亡家不可亡国”的口号。妻子一天比一天显山露水了。保工作还是要孩子两条艰难的选择摆在了面前。
在最难于取舍的时候，岳母发话了：“坚决要孩子，人是根本。有了人就有了一切，没人，谈什都是空的。医院呆不成，回村照样为人民服务。铁饭碗抓不住，泥饭碗照样饿不死人！孩子生下来不好安置？我来管！”岳母铿锵有力的一席话给我们吃了一颗定心丸。
妻子的工作难舍难分地丢了，儿子终于艰难地来到了世间。
迫于当时的形势，儿子一出生，就寄托到了岳母那里。他成了他外婆名付其实的油瓶。他外婆去地里干话，，他跟着去捉蚂蚱；他外婆上山砍柴，他跟着上山看牛羊；他外婆下河洗衣服，他跟着下河捞鱼虾。记得有次我与妻子去看他，想和他亲热一下，他躲得远远地，用小手牵着外婆的衣襟，怯生生地看着我们。他只知其婆，只知其舅，竟然把我们当成了陌生人，妻子气得直掉眼泪。
岳母在村子声望很好，稍有好东西都会拿出去与邻居们分享，村民们都很尊敬她。村子里有位患了精神病的大婶，逢人就骂，谁要是惹了她的宝贝疙瘩儿子她更是骂得难听地要命。记得儿子五岁那年，他与那位大婶的儿子在一块玩耍，玩着玩着就打起了架。儿子把她儿子的头给弄破了，直流血。岳母把娃领去珍所处理好，开了药，然后买了些礼物送到那位大婶家去领骂，谁知，那位大婶竞说出了这样通情达理的话：“娃娃年龄小，不懂啥，咱不能和娃娃一般见识。你也太多心了。”大婶表现得出乎意料地正常。
后来，在交了一笔巨额的社会抚养费之后，趁着人口大普查的机会，终于给儿子落实了户口，他和我们总算是团圆了。
当时，在最艰难最困惑的时候，看到独生子女家庭幸福地生活，曾经一度怀疑过岳母帮助我们做的这个决定。现在对我个人来说，到了知天命的年纪突然又觉得当初那个决定是非常明智的。独生子女们有独生子女们的优越，多子女家庭有多孑女家庭的快乐，多子女家庭在承担了更多的社会责任，维持了社会性别平衡的同时却要负担起高额的社会抚养金。他们的家庭曾经过得艰难困苦，却要遭到社会鄙夷，他们为建设祖国提供了强大的人口红力，他们却很难得到人们的尊敬。我不想褒贬当初的计划生育政策，时过境迁，这个以后自有历史来评说。
当年虽然受了不少苦，现在我也确实感到了一儿一女家庭的好处。逢年过节，女儿带着女婿回来了；将来，儿子要是带着媳妇回来了，想一想也让人心里美滋滋地。享受这种天伦之乐，维持这种阴阳平衡，全拜岳母所赐，我从内心深处非常感激她。好在国家及时纠正调整了计划生育中的极左路线，现在开始鼓励生育二胎，还望大家积极响应，为了国与家，千万别做孤子户和丁克族，如果做了，老了后悔都来不及了。
扯远了，言归正传。那一年，岳父的肺气肿到了晚期，妻子每月都去给他输几次液。岳父多亏岳母伺侯得好，要是换了别人，早就去了。
我们看到岳母实在是操劳不下来，就决定把岳父和岳母接到我们家来治疗。当时，妻子在我们村子开了家小珍所，这样就也不用来回折腾了。
岳父在我家用药维持了大半年，我和妻子帮忙护理着。后来实在是不行了，就转回他们家里了，因为农村有个习俗：叶落归根，老人尽量不能在\别人家里去逝。女儿家再好也是客人。岳父回去三天就与世长辞了。刚强的岳母却累得瘦了许多。
妻子是位医生，整天忙于自己的珍所。有得必有失，她不懂女工。我们一家人缝补补的事情都是由岳母来完成。岳母在，娘就在；娘在，家就在，血溶于水，她成了我们家里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如今，岳母八十几岁了，再刚强的人也有老了的时候，也可能会有变痴呆的时候。岳母就变得越来越痴呆了。
一些亲朋好友已经不认识了，她有时甚至不认识了儿子、女儿、孙子、侄子等人，好再却从来没认错过我，大概是我面善的缘故吧。她不知道现在是那年那月，她也不知道现在身处何地，她有时还把女儿叫做妈妈。
我儿子奇奇在外地工作，他给外婆快递回来好多好多好吃的东西。岳母有时把东西藏进自己的被子里。妻子整理床铺时发现了，对她发啤气，她象小孩一样地嘟囊说：“奇奇好久没好东西吃了，现在共产党给我发了这么多好东西，等娃玩耍回来好吃。我舍不得吃，给他藏着，你们可不要给我收没了。”我和妻子笑过之后又心酸酸地。
奇怪地是，岳母对她小时候的事却记忆犹新。她一有机会就我唠叨她小时候的事情。岳母出生在一个还算比较殷实的家庭，这样就常常引来土匪的骚扰。
岳母六、七岁时，村里路过一股土匪。他们把岳母的伯父绑在门前的大树上逼问钱财。岳母的伯父被打得头破血流，岳母大骂土匪。土匪被骂急了，就气呼呼地说：“小Y头，再骂，就斫了你的小手。”岳母把手伸给他们，倔强地说：“给，就让你们斫，谁不斫都不是娘生老子养的。”土匪们倒被岳母那顽强的个性给骂笑了，土匪头子说：“小Y头还真利害。” 土匪头子转过身对手下人说：“看在小丫头的面子上，放过大人，另寻肉票！”就这样，这股土匪就从他们这个穷村子撤离了。
大概是受了这件事刺激太深的缘故吧，岳母对这件事们印象特别地深刻，她也不知给我念叨了多少回了。
今年初冬的一天傍晚，天气特别地冷，珍所来了几位顾客。这几位顾客是外地务工人员，穿戴得很特别，可能和当年的土匪有点相似。岳母的房子已经生了炉子，妻子怕他们冷，就让他们在岳母的房子先暖和暖和，当时岳母已早早地歇息了。
送走了顾客，岳母却大喊大叫地起床了，当时，妻子还在诊所给另外几个病人治疗。岳母坐在诊所外面的连椅上吵闹着说：“简直无法无天了，光天化日之下，土匪们抢走了我的一包衣物。”
妻子怕她受了冻，劝她赶快回去睡觉。越劝岳母吵闹得越厉害了：“你们全是草包，身强力壮地一个个竞怕起了土匪，我六、七岁时就把给骂跑了。你们今天要是从土匪那要不回我的衣物，我就一直在这坐到天明！”
我看妻子劝不动她，就哄着她说：“刚在我给派出所打了电话，土匪已经被警察们抓住了，明天派出所就把衣物给你送回来。”就这样岳母的情绪才算稳定了，她向自己的房子慢慢地走去，边走边说:“还是共产党好，效率就是高！”
我们现在的人大多是解放后出生的，对于解放前的了解大多是通过影视、书本或道听途说了解的，这样就含有一定的政治倾向和人为的曲解。
我有时故意问岳母，旧社会谁的军队好。岳母就会说：“当然是八路军好了，他们来了不光帮老百姓剿灭土匪，还帮老百姓收庄稼，担水啥好事都做。国民党的军队特别是杂牌军来了就和土匪一样：牵羊、抓鸡，要女人啥坏事都干。” 说着说着她就又会讲起那时的故事：“河这边驻守的是解放军，河那边驻守的是中央军。那年开春，我正在河边捥野菜，两边打起了仗，子弹从我头顶‘飕飕’地飞过，我急忙跑回了家……”
这个故事岳母不知给我讲了多少遍，我百听不厌，希望她永远给我讲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