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居都市，也许每个人心中都曾渴望过，远离城市的喧嚣与浮躁，归隐林间山中，寻一处花草充盈、幽幽鸟鸣的秘密田园，一条溪水流过，花开四季，云淡风轻。像陶渊明那样“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有些人为寻求这样的生活“逃离北上广”，最终却又选择“逃回北上广”。逃离一个城市并不难，难的是逃离内心的焦虑。一颗躁动的心，无论幽居于深山，还是隐没在古刹，都无法真正沉静下来。

白居易说：“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喧嚣。”其实，真正的归隐并不一定在山水之间。只要拥有一颗恬淡从容的心，即使身处营营闹市，也能找到内心的宁静。

了如三舍连接古今、人与自然，致力于营造清澈明净的境界。在这里，每一件器物都带着独特的品性，每一处点缀都有自己的故事。闲暇之时，不妨来到这里，远离浮躁，回归本真，让疲惫的心灵重新找到一个安放之所。

摆放珍玩的博古架，容纳的是历史，摆放的是岁月。架左上方置一鱼篓形花器，中层摆着古朴的柴烧茶器，架左侧黑釉罐中置锄头六把，右侧则立着一个灯台，这画面让人不禁想到捕鱼、担柴、耕田和夜读，简单几物便构成了一幅古代的“渔樵耕读图”。

渔樵耕读是农耕社会四个比较重要的职业。四业之中，“渔”居首，常被作为“圣者”和“道”的化身。张志和笔下“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的渔父形象，远离尘世的喧嚣和烦恼，恣意的田园生活和淡泊自如的人生境界令人向往。

樵夫，采薪也。头戴竹笠，脚穿芒鞋，肩挑一担柴把，身虽负重，心却轻松。《三国演义》卷首词中写道：“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渔樵形象，一为道，一为禅，于青山绿水之间，怡然自乐。

“耕可以养身、读可以明道，此耕读之本源也”。“半耕半读”是古代文人的一种生活方式，后来发展为“以耕养读、勤耕立家、苦读荣身”的耕读文化和“耕读传家”的人本精神。

读书人隐于山林之中，埋头书册，了无终日，陶然其中而不旁骛。在追求仕途的过程中，品味“少无适俗韵，性本爱山丘”的隐士情怀。

耕者中最潇洒的当数陶渊明，遭贬谪的他调适心情，“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那种“荷锄带月归”的农耕之乐，使他宠辱皆忘，自耕自乐，不介意所获多少，重在心耕，致使心田不荒。

耕作的锄头，本屈身立于泥土，行素淳朴，倒放于黑釉罐中，竟有天鹅般的高雅姿态。《央崛摩罗经》卷一中说：“尔时，世尊犹如鹅王，痒行七步。”经典中常以鹅王来比喻佛陀，或佛陀行走时，安详徐步的样貌。

昂首挺立的鹅头是一种高贵悠然的风骨，是冲破世俗的出世之心。而低头耕耘则是一种踏实知足，是人活在世上的入世之责。

古人的精神世界中，常纠缠着两种对立的人生态度：一种是儒家主张的“入世”，积极进取，建功立业，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另一种是道家倡导的“出世”，远离世俗尘嚣，淡泊名利，清静无为。两者互相制约又互为补充，统一为“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情怀。

出世不是躲避这个世界，入世也不是陷入这个世界。就如无相禅师所说：“水车全部浸在水里，不但无法转动，甚至会被急流冲走，完全离开水面又车不上水来。水车与水流的关系已说明了个人与世间的关系：如果一个人完全入世，纵身江湖，难免会被五欲红尘的潮流冲走；假如纯然出世，自命清高，人生必是漂浮无根，空转不前的。”

渔樵耕读的生活方式既保持入世的踏实，又透着出世的洒脱。劳累筋骨，却豁达心宽，自得其乐；偶有烦恼，却澹然若定，悠闲自在。也许与博古架呼应的牌匾上的四个字：敦仁行素，便是这种生活方式的最好注脚。

敦仁，语本《易·系辞上》：“安土敦乎仁，故能爱”。仁心或仁德并非天生完备，而是需要修养，使之日益完善 。人生活于世既要“乐天知命“，也要”“安土敦乎仁”。乐天知命“是在自然环境中的生存原则，而“安土敦乎仁”则是人本身的生活法则。行素，即保持质朴的品行与生活方式，意在去除一切与生命无关的事物的牵绊，去除一切不必要的东西，寄希望于人对自我和生命的重新发现，体验舍去功利虚妄的自在与真实。

敦仁行素是一种选择，也是一种信仰。它让人拥有超脱的精神追求，不易陷入欲望与烦恼之中，积极安稳地投入世间。正如《佛养心道养性》中所讲：以出世之心境，过入世之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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