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问篇第十四」36
【原文】
公伯寮愬子路于季孙。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于公伯寮，吾力犹能肆诸市朝。”子曰：“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译文】
公伯寮向季孙诋毁子路。子服景伯将此事告诉了孔子，他说：“季孙氏因公伯寮（的诋毁，对子路）已有疑心。我有能力将公伯寮陈尸示众。”孔子说：“道能得行，是天命；道不能得行，也是天命。公伯寮能把天命怎么样？”
【注释】
“公伯寮”，公伯氏，名寮（《史记·仲尼子弟列传》作“僚”，一作“缭”），字子周。孔子弟子，与子路曾同为季氏家臣。
“愬”，音义皆同“诉”。诋毁、诬陷、诽谤之意。
“子路”，孔门十哲政事科弟子，小孔子九岁。为人刚直，好勇力。
“季孙”，季氏宗主。“孙”是对宗主的尊称。此处应指孔子任司寇时的鲁国正卿季桓子。
“子服景伯”，即鲁国大夫子服何。姬姓，子服氏，名何，谥号“景”，爵位“伯”。
“夫子”，此处指季孙。
“固”，已然，已经。
“惑志”，即疑心。惑，怀疑；志，心意。
“肆”，陈列、摆设。此处指古时处死刑后陈尸示众。
“市朝”，泛指人口聚集的公共场所。市，市场；朝，朝廷。古时犯死罪者，大夫以上陈尸于朝，士以下陈尸于市。此处“市朝”连说，应为当时的固定用法。
“道”，指儒家的仁道。可不译。
“命”，指天命。
“废”，止也。与“行”相对，即“不行”。
【评析】
孔子在周游列国之前，是鲁国的大司寇。子路当时是季桓子的家宰，亦即家臣总管，公伯寮是季桓子的家臣，应当正在子路的手下。或许是因为觊觎家宰之位，所以公伯寮就向季桓子进谗，诋毁子路。而季桓子并非明察之人，因此便开始怀疑子路。
鲁国大夫子服景伯不知怎么知道了这件事，就去告诉孔子，说自己有办法让公伯寮受到惩罚，让他陈尸于市。孔子没有同意子服景伯的建议。原因很简单，因为孔子不主张用杀戮来解决为政中遇到的问题。
季桓子的儿子季康子有一次问孔子：“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像公伯寮之徒就属于无道之人。那可不可以杀掉他来成全有道的孔子一方呢？孔子回答说：“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参见《善读「论语」12.19》）。治理政事，哪里要用杀戮？为政者若向善，则民亦向善。为政者的德性就像风，民众的德性就像草。风在草上吹，草必随风倒。可见，为政者是社会大众的行为表率。为政者若轻启杀机来解决纷争，则民必风从。如是上行下效、以杀止争，天下将无宁日矣！
有人说，“陈成子弑简公”，孔子便“告于哀公”而“请讨之”（参见《善读「论语」14.21》）。何故彼时可用杀，而此时便不可用杀？这岂非自相矛盾？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要再次明确孔子行事的总纲。首先，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也就是说，孔子的主张，是遵循一个统一的“道”的；其次，孔子说“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参见《善读「论语」4.10》）。也就是说，孔子认为君子行事的唯一准则就是“义”：合义则行，不合义则止。
“陈成子弑简公”，若不予以讨伐，让其承担行为后果，则无异于是对作奸犯科的奖赏和鼓励，势必将引起更多人的效仿，以致天下大乱。因此，“请讨”陈成子乃合义之举，故“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而“请讨之”；至于杀公伯寮，前边已说过以杀止争也将导致天下大乱，是不合义之举，故孔子不许子服景伯之议。
当然，孔子并没有直接拒绝子服景伯的“好意”，而是以“天命”说婉拒了子服景伯。上一章我们曾讲过，孔子能“下学而上达”，通晓天道之理，自然知道万物有时，如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不可勉强而为揠苗助长之举。孔子深信大道之行也必有其独特的时运，若时运未到，虽有回天之力也无法逆天而行；若时运既到，虽以纤指之力也定能水到渠成。因此，若道不得其时，虽杀公伯寮亦于行道无益；若道能得其时，虽生公伯寮亦于行道无妨。是故子曰：“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