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断匈奴右臂张中国之掖
每一个王朝更迭都是一部风云激荡的巨变史，每一个盛世的崛起又是一次人类整体向文明过渡的进化史。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发生过无数次新旧交替、天下分合的大事件，也因此诞生了许许多多青史留名的文臣武将、豪杰枭雄。这些人创造了历史，也造就了许多流传后世的神话，他们或永远留在了史册中，或活在民间的传说里，成为沧海桑田般的记忆。譬如，霍去病。
1.霍去病
霍去病的一生灿若星辰，但又短如流星转瞬即逝，在年仅24岁时就英年早逝了。尽管如此，在他短暂的生命历程中却留下了太多耀目辉煌的英雄事迹，由他缔造的那些传奇深深影响后世，并将在未来一直被铭记。尤其在西北地区，霍去病这个名字早已深入人心，代表着威武彪悍、霸气凌云，历来都是西部人崇尚的标准英雄形象。
张掖的得名事关霍去病，事关一段彪悍铁血的华夏历史，西部传奇。2000多年前西汉建立初期，河西地区还是游牧民族匈奴的生活聚居地，是中原王朝口中的“蛮夷之地”。河西，是因为地处黄河以西的统称，在匈奴占领之前本属大月氏部族领地，虽然与中原王朝时有摩擦，但相比于匈奴人的好战，大月氏是一个相对喜欢安宁，没什么入主中原野心的游牧民族。正因为大月氏的得过且过，最适宜于牛羊牧养的广袤河西草原归属了匈奴人强悍武力的统治之下，继而威胁到了大汉的西北边境。匈奴人控制西域各国，渐渐有了和大汉分庭抗礼的强盛，令汉武帝深为忧虑，于是便有了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一出西域，张骞并没有取得成功，在西行途中被匈奴俘获，滞留河西十年，辗转流落受尽苦楚才找到了因战败失去家园更加随遇而安的大月氏。可是，汉武帝君臣雄心勃勃制订的“凿空河西”战略大计中，被寄予厚望的大月氏却令张骞失望至极，他们早已没了东返夺取故园的信心。当张骞衣衫褴褛、蓬头垢面回到长安复命时，雄才伟略的汉武帝是何等颓丧，可想而知。
张骞没有带回大月氏联手制敌的盟书，却用双脚丈量了河西走廊以及西域大片疆域，为大汉君臣带回一个完全不同于中原的新世界蓝图。透过这张蓝图，汉武帝预见了一条源源不断的财富之路，也预见了一个八方来贺的辽阔强汉盛世的来临，他更加坚定了必取河西的决心。尝试过从其他路线连通河西都未能如愿之后，武力攻取剪除匈奴右臂、以张国之肘腋的军事战略势在必行，而年轻的冠军侯在众多质疑声中毅然挑起了这一注定彪炳史册的伟大战事的指挥者重任。历史没有假设，如果不是博望侯的十年淹留，河西之战应该不会那么早发生；如果不是冠军侯威猛善战，河西四郡也没有那么早正式归属大汉。如果没有如果，“张掖”这个响彻华夏大地2000多年的名字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落地生根。
在今天看来，河西之战的胜利似乎毫无悬念，事实上那场被誉为冷兵器时代作战范本的战争，却是千里奔袭拼命流血换来的成功。霍去病率领一万骑兵出征匈奴，创下了六天转战千余里，孤军深入合黎与匈奴短兵相接还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战绩。在一战取胜之后，汉军很快组织了第二次河西之战，霍去病率众从宁夏渡河迂回，翻越贺兰山、穿过大沙漠，绕道居延海向匈奴腹地挺进，最终在祁连山与合黎山之间的弱水上游张掖地区，给了匈奴浑邪王和休屠王致命的一击。此战匈奴人死伤3万余，被俘和迫降的王族、臣僚不计其数，匈奴当政的首领仓皇逃窜率残部退出河西远遁漠南和漠北诸偏远地区，从此一蹶不振，河西走廊正式纳入大汉版图。
2.张掖的由来
为了彰显大汉对河西用兵的武功军威，汉武帝大笔一挥定下了河西四郡的名称，张国臂掖令大汉君臣感到前所未有的舒展，更在大汉的版图上舒张出一支举重若轻的遒劲巨臂来。张掖，在当时不知曾让多少人畅意抒怀，每念及一次，它的厚重和有力就势必加重一分，让这支打出威风的胳臂直指西域，打开了大汉通往遥远亚细亚的丝绸之路，也打出了“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的中华气节。河西归属，促进了汉朝统一西域，自此之后，秦长城从令居塞延伸到了阳关和玉门关，汉长城的烽燧直抵轮台。这条连通西域的巍巍长城，隔断了匈奴与西羌的联系，以南是汉移民屯垦的农业区和天山以南的乌孙、小月氏等诸部，以长城为界形成了强盛大汉为主导的汉夷联盟，切断的是匈奴赖以厉兵秣马的强壮臂膀。匈奴从西北直扑中原华夏大地的“两臂环抱”之势，就此折断右翼，却成就了河西走廊繁盛汉唐的辉煌。
张掖从此有了自己的名字，汉唐时期一度是媲美京都长安的繁华之地。看腻了江南烟柳柔婉的文人士子们，纷纷涌向河西流连忘返，在广阔的河西大地上相约一起去看流星雨，脚步遍及黑水河，结伴同赴一场草原之约，策马奔腾共享人间繁华，陶醉于张掖的奇山妙水。于是，有了那首著名的诗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张掖，就是这么引人入胜！也许，令人沉醉的不只是风物景致，它旷达丰厚的历史底蕴和那段充斥着金戈铁马的热血过往，更能使人找到疾风烈马、英雄归来的共鸣吧！
二、三迁郡治两地同名
河西诸地是个“十里不同天、百里不同音”的地方，来过河西走廊的人大概都有切身体会，有些地区的方言晦涩难懂，跟“鸟语”也差不了多少。不过，将他们的方言文字化，你就会发现这些奇奇怪怪各不相同的方言虽然存在地方性差异，无论发声再怎么不同，词汇的出处却基本相同，且都是有迹可循的。究其原因，是河西在正式纳入中原王权版图后，很大一部分从中原地区迁徙来西北屯垦戍边的移民，带来了当时先进的汉学和汉语言。
据史料记载，汉元鼎元年，也就是前116年，汉武帝派数万人渡黄河修筑了令居塞及以西的长城，并从中原迁来数十万汉民散居河西，开始大规模屯田。令居塞，是今天永登县西北区域，亦为河西走廊的东开端。由此可见，河西诸地在很早便受到了中原文化的影响，河西四郡的建立开启了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东西文化融合。
1.河西四郡
河西四郡的设立是汉武帝文治武功的一大体现，应该也是他雄才大略的一生中，值得自豪和骄傲的一件伟业。因此，四郡的命名和郡治选址也一定是万般权衡考量之后制定的。事实上，四郡之中第一个设立的并非张掖，而是酒泉郡，但郡治也并非今天我们熟知的那个酒泉城，而在觻（lì）得城。觻得城原为匈奴浑邪王的王城，位于现在张掖市甘州区西碱滩乡和临泽县昭武村之间。因觻得城中有“泉甘似酒”，便得了酒泉郡名，酒泉郡位处河西走廊中心地段，统辖整个河西。张掖紧随其后得名，但那时候还只是一个县并没有设郡，县府在今天凉州区东南60千米处的张义堡。继霍去病之后，汉王朝持续对匈奴残余势力用兵，大将赵破奴对本就不成气候的匈奴进行了最后的荡伐，彻底消除了河西匈奴对汉王朝的威胁。随着疆域的扩大和移民骤增的新形势，前111年，汉武帝下令改设张掖县为张掖郡，郡治依然在河西走廊东端的原张掖县址处。辖域东到黄河，西至焉支山，在当时属于管辖地域很大的郡城。
直到四十多年后的汉宣帝时，张掖郡辖域一再增扩不便管理，才从中又分置了武威郡，张掖郡治不变，武威郡治则在当时的武威县，今民勤县东北之地。在此基础之上，张掖郡治又经过了三十年的停留，然后在汉元帝允准匈奴降部在河西安置，并设置了骊靬县后，汉王朝对河西各郡的统辖区域做了大幅度的调整，各郡治也相应有了新的地段划分。酒泉郡由觻得城移驻今肃州区城区的福禄县城；张掖郡治西进移驻觻得城；武威郡治则移往当时的姑臧城，也就是今天武威的市区所在；敦煌郡稍晚一些，随着汉长城的铸成而设立，辖阳关和玉门关两处险要关隘。史书上笼统的河西四郡叫法一直误导人们，都以为四郡是同一时间设立，其实是错误的。现存相关史料也多有出入，如《汉书·地理志》载：前104年，西汉政府设置酒泉郡与张掖郡，前101年设武威郡，前88年又设敦煌郡。而在《汉书·武帝本纪》中又说：元狩二年（前121）浑邪王降，以其地为武威、酒泉郡；元鼎六年（前111）分置张掖、敦煌郡。很多人读到这里不免挠头，到底哪一种记载是正确可信的？这就是史书记叙和传承抄录过程中所出现的纰漏了。
古代人传书都是靠手抄记载，印刷术发明后才大大节省了人工抄录的繁重工序，但是印刷校对也并非全无错处，加上年代久远和传承过程中有些个人理解的偏差，以及缺乏考证纠错，传到后来就出现了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的误读了。就如河西四郡设立的时间和先后顺序，还有四郡郡治的地理变迁，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差异。史料中说先有酒泉和武威二郡，后有张掖、敦煌设立，这就是一个超级乌龙事件。张掖和武威，与酒泉、敦煌，四地得名时间相差无几，不存在先有谁后有谁的疑问，只是酒泉置郡早于其他三地，而张掖和武威稍晚一些建郡，敦煌则更晚一些称郡罢了。得名与置郡，是两件事，不能混为一谈。
2.凉州
到了渠蒙逊建立的北凉国后期，张掖被赋予了一个新名字——凉州，为了区别先前已有过凉州的事实，将新地名称为西凉州，下辖八郡中多以“西”冠名者如西安、西郡、西海，大约张掖被称西凉就是从那个时候被坐实的了。等到北魏灭了北凉之后，张掖这个地方成了凉州治所，而张掖郡治则移往番和去了，《太平寰宇记》中记载：番和县、汉旧县，属张掖郡。后魏立张掖郡于此。番和，在今天的金昌市永昌县境内。历史的车轮滚滚不息，两百年岁月仿佛弹指一挥间，十六国乱世被隋王朝一统之后，张掖郡治才重新回归，从番和迁回了张掖该在的位置上。虽然之后张掖郡几度易其名，但不论是叫甘州还是张掖，总算再没有被迁出易地的遭遇，存在的只是名称的变化。
3.张义
而另一个和张掖同名的地方，也在西晋初年随着武威郡十县撤并为七县时，结束了它常常“撞名字”的尴尬遭遇，历经三百七十多年而从河西走廊版图上消失，解除了张掖郡所辖十县中没有张掖县，而武威所辖十县却有张掖县的蹊跷历史。但是，武威的张掖县虽然不存在了，那里的人们却保留了一个谐音的“张义”。我曾到过张义堡，那个四面环山、青山绿水的地方现在是一个乡镇，曾经出过不少的仁人志士，当地人的语言和张掖这边的方言有许多惊人的相同之处，和老年人聊起地名，他们中也还有不少人知道张掖废县西迁的历史，对张掖变成张义颇有一些耿耿于怀的情结，倒也令人不禁莞尔。
1997年兰州大学出版梁新民著《武威史地综述》中记述：张掖，治所在今武威市张义堡。《大清一统志》里也说：张掖废县，在武威县南，汉置，属武威郡。而李鼎超所著《陇右方言》一书中，站在方言研究的层面对这段历史做了说明，他说：“武威城东南百廿里有‘张义堡’，即汉武威郡之张掖县。‘掖’从‘夜’声，‘夜’亦从‘亦’声，‘亦’音近‘义’而借用耳。”引用了三部相关文献，张掖两地同名的一段演变史就不难理解了。张掖和张义隔着三百千米，风土人情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的差异，但总体上还是属于河西一脉。跟张掖一样，张义堡也是一个人杰地灵的好地方，有时间的话还是推荐朋友们去踏访游览一番，也许会有更多的发现。
三、马背上的深思
张掖是融游牧文化、农耕文化、中原文化、红色文化等多种文化体系和文化元素为一体的丝路古城，更是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地区，由汉族、回族、蒙古族、藏族、满族、裕固族、土族等22个民族构成。因为多种少数民族的聚居生活，张掖自古农牧业相当发达，牧业和农业相互促进，东西方文化融合，再有本地人文元素和多种外来元素的交互影响，便造就了张掖独特的人文环境和农牧秩序。
1.游牧生活
张掖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更久远的上古、远古时期，人类初始便有在这里生产生活的遗迹，从这个层面看农耕要早于游牧。但是，随着人类驯服一部分兽类为己所用开始，畜牧在古老的西部区域成为主力产业，特别是弱水流域这个尤其适合畜牧业发展的地区，游牧文化的诞生和游牧生活方式得到普及发展。
在汉武帝收服河西之前，张掖一直处在游牧民族的统治之下，从早期的羌、戎到月氏、乌孙、匈奴，这些马背上的民族虽然也有农桑耕作，但相比于畜牧是相对落后的，农耕在他们而言只是副业。直到汉王朝攻取河西，匈奴被彻底征服，为数不多的匈奴人西逃而去，大部分包括匈奴和其他少数民族的人选择降汉留了下来。其中有些人继续保留着他们擅长的牧养生活，还有一些或出于自愿或被迫加入了屯田种地的农垦行列。汉王朝向西移民数十万，带来了众多人口的同时，也把当时最先进的农业技术传播到了河西诸地，随之而来的还有中原文化对河西本土文化的冲击。农桑之事苦则苦矣，但具有绝对的稳定性，土地给予人们的丰厚馈赠，是一贯以肉类当主食而缺乏米粮的游牧民族最羡慕的食粮，相对于牧业来说更能保障生存所需。
2.农耕
见识过农田产粮的丰收之后，马背上的牧民们坐不住了，这回不用任何人督促动员，他们用握惯了马鞭的手拿起锄头尝试种田，而那些养在草场的马牛也被套进了犁辕，脚步从草原移到了田垄之间。不擅种植的游牧民族，从马背走向田地，应该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不论是从实际应用当中，还是心理上的变化，由牧业过渡到农业，他们一定吃过不少的苦头，也付出过许多艰辛的劳动。胜在他们终于学会了种田，不用像过去那样看着汉民吃白面稻米而艳羡，也不用冒着生命危险跟随头领去汉边境抢掠了。游牧民族走下马背，走上农田，实现了牧民向农民的转变，向推进农田建设、促进发展农耕产业迈出了一大步，也为张掖成为日后的产粮大区“塞上江南”奠定了良好基础。
汉以后的各少数民族普通百姓，也基本保持了农业为主、牧业为辅的劳动生产模式，除了王族不事生产，大多数普通人的粮食来源还是主要依靠农业种植。诸如后来的回鹘、吐蕃、党项、回族等少数民族，其中有他们在张掖建立的王国政权，牧业提供战马固然重要，但军民等的口粮依然得依赖农业种植才能有所保障。历史上好几次中原与少数民族政权的战争，起因大多为粮食和土地的争夺，可见农耕种植业在游牧民族心目中，早已成为比牧业更能影响安定的重中之重。
如今，生活在张掖的很多人早已说不清自己祖上的来历，对民族界限的划分也没那么执着了，大家说着同样的语言，书写着同样的汉字，除了身份证上标示的区别，生活习性中属于少数民族的特征已经越来越少了。不过，近些年随着传统文化的复兴，很多少数民族特有的传承逐渐被拾了起来，文化旅游业的兴起也让民族风成了时尚潮流，特色旅游、特色民宿、特色美食等民族化的东西得到越来越多人的喜爱和追捧。张掖本就是多民族地区，自然也抓住了民族风大热的春潮，大力发展旅游文创产业和新型农业产业，开发扶持了一大批具有民族特色的实业团体和特色商品。那些古老的游牧民族从马背上走到农田，又从农田返回马背去找寻和继承属于他们的传统，这就是传统文化复兴的最好说明。
3.裕固族
在张掖，裕固族是最具有民族特色和研究价值的少数民族之一。这个古老而特殊的民族充满了各种传说，关于其来历、起源众说纷纭，但不论哪种说法都脱离不了他们祖上是游牧民族的统一认知。张掖肃南县，全称是张掖市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是一个以裕固族为主体，藏、汉、回、蒙、土等11个民族集聚，以牧业为主的自治县。裕固族，是甘肃省独有的人口较少的民族之一，有一万余人，他们自称“尧乎尔”，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独特的游牧民族，1954年自治县成立时定了“裕固族”这个名称。根据史料研究发现，这个民族源于8世纪的回纥族，与漠北迁入河西走廊一带的甘州回鹘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经过多次民族大迁徙、大融合，受到粟特文化、中原汉文化以及西部众多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和冲击，逐渐发展形成了在这个独具特色的新民族。
裕固族信奉佛教，与当地藏族和多个少数民族一样，尤为信奉藏传佛教。在肃南县城以南的桦树林，有一座于2009年建成的世界最大的转经轮，在藏语中叫作香巴拉却科，已经纳入吉尼斯世界纪录。大经轮直径9米，高24米多，建筑面积676平方米，主体为钢架结构，筒身为黄铜制造，外面镀有金箔，重达170多吨。不过轮座有滚珠轴承，五六个成人合力就可推动了。当地讲究，转经筒一旦转起来就必须转满三圈才能达到祈福的效用，等真正去转的时候才发现这个世界之最的转经轮还是蛮沉的，六个人转完三圈基本上就都上气不接下气了，建议还是多点人一起转更省力。
4.中国裕族博物馆
到肃南观光旅游，除了草原驰马、转经祈福，还有一个必去之处就是中国裕固族博物馆。博物馆是免费对外开放的，还有口才非常好的导游小姐姐现场讲解，里面陈列和展出的物品还是很丰富的，有肃南县内各少数民族的传统特色服饰，也有比较久远的年代里遗留下来的特色物件和当地出土的各年代历史文物和宗教文物。馆藏之中的西夏时期黑釉剔花缸是我国现存西夏瓷器中体积最大、保存最完整的西夏瓷器。境内出土的唐吐蕃时期的三足折叠盘尤其令人赞叹，先不说三足鼎立的造型具有的稳定性，妙就妙在三只细细高高线条流畅的金足居然能够折叠起来，应该是当时为了便于收纳存储而设计制造的。现在看来这样的设计似乎不值一提，但在遥远的唐吐蕃时期，能够领悟三角形的稳定性，并做成折叠式称得上巧思超前了。
馆藏里面还有一件桃形倒流赤金壶，它的设计和使用原理也刷新了我们对古人铸造技艺的认识，为古人高超的手工艺和智慧直呼惊奇。还有体现封建王朝与边疆少数民族密切关系的康熙皇帝御赐给裕固族大头目的传世龙袍，以及乾隆皇帝御赐给马蹄寺的龙袍、金马鞍，更有新石器时代的彩陶罐制品，汉代的金银文物等，都是非常具有传世意义的无价之宝。没有亲眼见过的人很难想象，就这样一家县城里的博物馆，竟然收藏有数件国宝级文物，其中一级文物33件、二级文物118件、三级文物84件、少数民族文物1700余件，内中随便一件就价值连城。
经过悠久的历史演变，这些马背上的民族在保留了他们赖以生存的传统畜牧，以及具有民族特色的诸多手工艺、习俗之外，又学会了种植农田，学会了写汉字、说汉语。伴随着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少数民族的子弟走出大山、走出草场去了外面上学、工作，他们很快融入了社会大潮，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但是，随之而来的却是民族传统方面的东西逐渐消亡，民族传统文化和习俗后继乏人。以裕固族为例，本民族文字久已失传，民间艺人严重老龄化，使得大批具有历史和文化价值的民族遗产不断消失。据调查，目前裕固族中平时穿着民族服装的人寥寥无几，且都是60岁以上的农牧区老人；会讲裕固族语言的不到人口的一半，居住在城镇的裕固族青少年基本不会本民族语言；了解本民族习俗传统的不足30%，参与民族传统活动者更是少之又少……那些知晓民族传统习俗和语言，能讲得清家族渊源的老人正在逐年减少，依靠口传心授的传统技能和民间艺术也面临着失传和消亡的濒危情势。如此下去，也许用不了多久，游牧民族的名单上将会再留一处空白，而我们往后去肃南旅游，很可能再也吃不到地道的牦牛肉和草原羊肉，听不到天鹅琴奏响优美旋律，再想追索裕固族也只能在那间“裕固族红缨帽”外形的博物馆去凭吊了。
回到马背，不是文明的倒退，而是对游牧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祁连山脚下的这个古老民族的文化传统能否传承下去，要看他们还是否愿意再次跨上马背了。
四、几番风雨始成甘
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这是《稼轩长短句》中的诗词，翻译成白话文的字面意思是说：还能经得起多少风雨飘摇的世事，春天又将匆匆过去。表面好像在为春天的短暂而遗憾留恋，但作者辛弃疾真正要表达的却是对当时南宋王朝国势危亡，以及朝中奸邪当道致使自己济世救国理想一再落空的忧愤伤感之情。古人辞藻就是这么讲究，把借物抒怀写得含蓄隐晦，偏偏又饱含着一咏三叹的隽永与深刻。
如果按照这样的文采去写张掖的历史，恐怕没有苏辛之才是难以描摹万一的了。因为，张掖的故事写不尽，这是一个历史底蕴非常深厚的城市，不知道历经了多少的风雨变迁。我们常常在文字中或是口语中说起张掖古称甘州，或者是“张掖别称甘州”等类似的字眼，仿佛张掖原来就叫甘州，张掖就是古甘州似的，常将这两个称谓放在一起用，因而造成了一个得名先后和来源的困惑。
1.甘州与张掖郡
因为历史的久远，我们现在将历史习惯笼统地归类到一起，见诸报端的也多有说“汉唐风格”或“明清建筑”的，粗略看去让人错以为汉唐相连、明清一家。其实，这种说法在特定环境下还可以用一用，一般来讲是不能这么囫囵吞枣般用的。汉与唐，两个简单的汉字，代表了整个华夏文明中两个极为重要的繁盛时期，对中华文明，甚至对世界文明产生的巨大影响力和有关文明传承还经久不息。而这两个朝代所持续的年限和意义，也拥有着一个汉字所不能承载的重量。两汉到盛唐之间的传承延续并非直接过渡一蹴而就，而是又经历了多个王朝政权更迭。就如同从张掖得名置郡到第一次改称甘州，这中间历时六百年一样。甘州的名称最先得于西魏恭帝元年，也就是554年，之后起起落落，即便在唐初，甘州与张掖郡的官方称谓也几易其名，忽而改州为郡，忽而改郡为州，可谓反复蹉跎。在来来回回的反复中，体现的自然就是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历史演变，金戈铁马声中不免令人感叹一句：更能消，几番风雨。
甘州得名与张掖郡有很大的不同，如果说张掖郡得名是彰显大汉睥睨四合的上邦气势，那甘州就显得温婉随性多了。张掖本地以“甘”命名的地方有好几处，最为大家熟知的就是甘浚，在《甘州府志》里面也多有记载，如“甘浚山，城西南八十里。山下有泉甘洌，故名”；“甘浚谷，城西南八十里，俗名甘浚山口”；“甘泉，城西南甘浚山下，有泉甘洌。又，城南门内亦有甘泉，清洌，北流出城”；“龙首山，城西北三十里，一名甘浚山，又名甘峻山，山阴有泉”。此外，在有关史籍中还有“酒泉郡初治觻得，因泉甘似酒得名”和“地多甘草因名”的记载。由此可见，甘州称谓的由来，大概率便是以本地“甘”字冠名的山、泉而来了。
2.隋炀帝博览会
隋代的张掖发生过一件举世闻名的大事件，那就是隋炀帝西巡在焉支山召见西域各国使臣，并召开博览会。《资治通鉴》记载：隋大业五年六月壬子，帝至焉支山，麴伯雅、吐屯设等西域二十七国诸王谒于道左，佩金玉，焚香奏乐，歌舞喧噪。帝乃令武威、甘州仕女盛饰纵观。衣服车马不鲜者，郡县都课之。骑乘嗔咽，周亘数十里，以示中国之盛。从史料来看，隋代张掖郡依然沿用甘州的称谓，而隋炀帝这个中原封建王朝历史上，唯一西巡亲临西北边境的帝王，选择在甘州驻跸接见诸国使臣，不仅扩大和巩固了西北边防，对甘州的经济发展与商贸交流也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我们甚至可以想象，在那个时代，隋炀帝驾临将会为甘州带来多大的名气，提升知名度某些时候也意味着机遇，各地名流士子、贩夫商贾慕名而来，不论是做买卖行商，还是游学寻访，为甘州带来的肯定不止经济繁荣一项好处了。这些人或定居，或来去匆匆，但毫无疑问，甘州这个名字将通过他们的嘴和笔，传到全国各地去，也势必会吸引来更多人的目光与脚步。
3.甘州
隋唐时期，战乱频繁，州郡建制的设撤也十分频繁。隋大业三年（607）甘州改为张掖郡；唐武德三年（620），张掖郡复改为甘州；唐天宝元年（742）推行改州为郡，甘州又回了张掖郡；唐乾元元年（758）复易张掖郡之名为甘州；唐建中二年至大中二年（781—848），甘州被吐蕃占领……之后到清末封建王朝彻底覆灭，甘州的建制都一直存在。中华民国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后的数十年间，甘州再次从建制序列中消失，直到2002年的6月28日，随着张掖地区撤改为张掖市，原县级张掖市定名为甘州区，销声匿迹了多年的“甘州”才又出现在大众面前。
千年沧桑、风云变幻，甘州的变迁不啻一部地域变革发展史，而透过甘州的风雨，看到的则是整个中华民族的社会发展具象。如今回头再来梳理，那些久远的往事时过境迁已经无法触摸，也无须留恋感伤，那诗词里匆匆归去的春天，伴随历史的烟尘永远留在了传说里，而春去春又回，带来的才是当下这个继往开来的新时代。如果还有叹息和遗憾，所感伤的也只是时间匆匆里对美好生活的不舍，只盼这幸福的脚步走得能够慢一些，再慢一些……
五、坚强后盾
2000多年前，一个威武不凡的王朝崛起于世界东方，数万铁甲雄师鞭指向西、直达关外，在群敌环伺的西域设立了军政机构，从此，西域都护府震慑西疆，令号称三十六国的西域大小诸国俯首称臣。大汉，在当时强悍无匹、威震寰宇。
“宜悬头槀街蛮夷邸间，以示万里，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这是西汉时期，大将陈汤给汉元帝上书中的一句，其中霸气地宣示：应该将敌人头领的首级悬挂在蛮夷街巷民居之间，好让他们明白一个道理，对冒犯我强大汉朝的言行或敢于侵犯的人，即使再遥远也必定要诛杀。很多人知晓这句话可能得自一部电影中的引用“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吧？其实，早在2000年前，已经有这样一个铁血武将有了这般言语口号，更是当时大汉王朝君臣达成共识的治国宗旨，以及上下一心的雄心壮志。
陈汤这封上书从文采上来说也许算不得千古名篇，但胜在气势雄浑、霸气凌云，因此得以流传。西汉自武帝派霍去病攻取河西，后又在宣帝时设立了西域都护府管辖西域诸国。如果说河西四郡是大汉打出去的一条臂膀，那西域都护府就绝对是这条臂膀上发力最猛的铁拳。西域都护府辖制包括匈奴西迁势力建立的藩属国和乌孙、月氏、畏兀儿等少数民族部落和国家。比如后来神秘消亡，现在常出现在影视和文学作品中充满玄幻色彩的楼兰国、精绝王城等西域国家和地区，当时都臣服于大汉，受西域都护府节制。
西域都护府孤悬西疆，最大的倚仗和底气是大汉国力的雄厚，军事力量的强大，但毕竟离着长安还有千里之遥，业已收服的河西四郡便成了强有力的后盾。进可攻退可守，是当时河西四郡的存在，对于西域都护府最重要的战略意义。陈汤上书元帝时之所以有那份自信霸气，也是因为河西四郡的军民百姓已经对大汉的统治心悦诚服，骨子里烙上了华夏印记，到元帝时期，生活在河西地区的人不论是汉民还是其他少数民族，都深深认可了自己是大汉子民的身份，再也轮不着被中原指着鼻子骂蛮夷了。此时的蛮夷，指关外西域诸地不服管教的土著，还有依然贼心不死想要夺取河西故地的匈奴。
不得不承认，匈奴是一个好战的民族，在接连受到大汉军队打击，被驱逐关外后还是不停发动战争，吞并了西域一些小部落之后，继续不依不饶地对抗汉军，伺机重新入关进驻河西走廊。没办法，河西走廊水草丰茂，有着最适宜于游牧民族的天然草场。尤其连绵的祁连山和弱水流域张掖地段，处于河西走廊中心，不仅适宜畜牧业发展，在军事战略方面也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一直以来都是匈奴人的梦中天堂。当然，还有天山南麓和更遥远的伊犁地区也有大片草原，匈奴被霍去病开始的数代大将驱逐漠北，可他们从未停止争夺，当时在天山南麓草原上建立政权的车师国便成了夹心饼干。
匈奴和大汉夹车师国征战互有胜负，西域诸国也是纷争不断，但关内的河西走廊却空前安定，那些曾经占据过，或者在河西称王建立过政权的游牧民族，即便强大如月氏也早偃旗息鼓成为历史。月氏在匈奴人之前占据过整个河西走廊，曾经控弦十余万与中原分庭抗礼，他们选取张掖为王都，在临泽筑昭武城为月氏都城，在民乐永固修筑月氏城，亦是看中了张掖在河西走廊的战略地位。昭武城选址处在黑河上游，月氏城则在山丹河畔，沿弱水流向修筑城池，牢牢把控着水源何愁畜牧不兴？只是，强中更有强中手！当不可一世的匈奴铁骑南下直扑而来时，随遇而安被蛮横彪悍所取代，月氏一触即溃，二十年时间便被瓦解西徙，费尽千辛万苦抵达伊犁河流域，又被乌孙所不容，只得继续西迁，在远离故土的妫水流域草草安了家。妫水，就是今天的阿姆河，中亚最大的内陆河流，从东亚迁徙到中亚靠双腿走过去，月氏虽败但也是一个值得敬佩的民族。抛舍故地远距离迁徙，有人愿意就有人不愿意。没有走的那一部分月氏人选择留下来，与原生活在月氏统治之下的羌族混合，后被占据河西的匈奴所奴役，仍然保留月氏族称，于祁连山生活，只是被冠以一个“小”字，史称小月氏。
月氏衰落之后，匈奴以绝对武力占据了河西，归属于匈奴右贤王管领。匈奴以黑河为界，以西置觻得城由浑邪王统御，以东置休屠王城，于原月氏城的基础上修建了单于王城，以供匈奴老上单于和他的次子右贤王巡行时居住。老上单于自诩为“天之子”，成功夺取河西走廊后便有了祁连山这个名称，匈奴语中“祁连”就是天的意思，而将当时山丹县境内的大黄山称作阏氏山，即后来的焉支山，意为天后之山。匈奴人还在祁连山临松薤谷为单于建有避暑行宫，宫墙断垣至今可见，薤谷行宫，即后来增扩兴建于北凉时期的马蹄寺。
从此，祁连山麓、弱水流域成为匈奴人的广阔牧场，他们垄断和控制了东西贸易，随意掠夺当地或西域国家的平民百姓卖往中原为奴，这些贩卖的人口统称为“昆仑奴”。匈奴强大蛮横，压榨西域诸国不算，还将触手伸向了汉朝境域，匈奴骑兵一度侵袭汉边境，前锋直抵长安甘泉，对汉王朝构成了极大的威胁。由于匈奴贪得无厌，汉武帝接掌帝位之后，便有了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可其时的大月氏已经建立了新的家园，不愿意再与匈奴打仗流血，张骞无功而返。然后，便有了河西之战，霍去病征战西疆大破匈奴的浩大军威，其间匈奴统治河西走廊、驻牧弱水河畔也只有短短55年的时间。
张掖境内于秦汉时期定居的游牧民族中比较强大的，除了月氏和匈奴，还有一个就是卢水胡族。这一族为义渠后裔，原来居住在今甘肃宁县、庆阳及宁夏固原一带，以耕牧为主。看过电视剧《芈月传》的人应该还记得里面有一位义渠君吧？那位电视剧中痴情豪爽的人物就是这一族的头领，在当时被称为“义渠戎”。后来义渠一族被秦国吞并，一部分族人逃亡河西投靠匈奴，其首领受到匈奴单于封赏，得授左沮渠的官职。匈奴降汉后，张掖属国将卢水胡安置于显美县，也就是今天的永昌县东龙首山脚下的一块地域。汉元和三年（86），卢水胡居住地水草不丰、牲畜不繁，处境困苦之下发生骚乱，时任张掖太守邓训特准他们迁居临松山一带。临松山即祁连山一脉，这支义渠后裔在此繁衍壮大，三百多年后建立了北凉政权。
两汉虽灭，但在这之后的各个年代中原政权都习惯了称自己为“汉民”，少数民族也几经变迁融合更迭，发展出了更多分支，有好几支都曾直接威胁或侵袭到了中原大地。
每一次中华民族面对危险之际，多少仁人义士都秉持着“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的气节，慷慨赴义守土卫疆，这份热血之勇早已成为中华民族共有的一种精神和气质。这句荡气回肠的呐喊，也必将永远继承下去深深镌刻在每一个中华儿女的骨头上。
六、甘州府城的前世今生
甘州府城是矗立在张掖国家湿地公园与芦水湾生态大景区一隅的仿古建筑群，古色古香的建筑旨在还原古甘州府中心街巷的风貌。目前，投资九亿多的主体工程已经建成一大半，剩余地貌复原绿化和引水连湖，以及部分在建的收尾工程也正在有条不紊地施工。
甘州古城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西汉时期，这里是历代所辖郡、州、路、府、镇、地、市、县驻地。秦汉时，月氏和匈奴筑城还没有甘州的叫法，十六国西魏时期，随着甘州的命名，才有了甘州城的叫法。《甘州府志》里面说甘州城始建于西夏以前，元大德年间有过扩修和重修。这个记载稍显敷衍。《甘肃通志》中的记载就详细很多了：旧城周长九里三十步。明洪武二十五年（1394），于旧城东面增筑三里三百二十七步，总计周长为十二里三百五十七步，高三丈三尺，厚三丈七尺，城墙东西南北正中各开一门，上有横额镶刻。东门“扬煦”，二门“寅宾”；西门“怀新”，二门“广德”，三门“宣威”；南门“延恩”，二门“时薰”，三门“行熏”；北门“镇远”，二门“永康”。各城门顶上和城墙四角都建有三层飞檐挑角的门楼和角楼；正门之外筑有瓮城；城四周护城河相围，深一丈七尺，宽三丈七尺，与城门相通的河面上各架石孔桥一座；城东、南、北三面筑有城郭，东郭长四里一百三十步，高二丈二尺，厚二丈一尺；南郭长二里二十四步，高厚与东郭相等；北郭长占东郭的一半，高厚亦与东郭相等；城西未建郭。
古代计量各个时期均有不同，以清光绪年制定的度量衡计算：一步等于五尺，一丈等于十尺，180丈为一里。换算成现代数值，一尺相当于32厘米，一里就是576米。我们现在熟知的一里500米的计算结果，1929年才开始沿用。按照这个数据去量甘州古城的大小，便可以得出，明洪武二十五年（1394）前还没有增扩的城池周长是5232米，权且当作一个正方形来分解，其时的甘州城长宽只有2.6千米委实不大。而等到明初增筑之后有多大呢？同一算法得出周长7483米，假设还是一个正方形，边长约为3.75千米。在古代，方圆在这尺寸的一座城池已经很有规模了，据史学家提供的数据，汉唐时作为京都的长安城也才只是东西长约十八里、南北宽约十五里的一座城池。当然，如果再加上能跑马车的厚重城墙、瓮城、护城河和四郭外围建筑，便成了一座攻防兼备、规模浩大的城市了。
甘州古城是河西边陲举足轻重的军事重镇，历代都有重兵驻守，各朝代对城防设施也非常重视，特别是明代改建的砖砌城墙，据说在西北仅次于声名显赫的西安城。砖砌城墙源于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时任甘肃巡抚都御使陈棐查勘河西军事防务时，发现甘州城墙是沙土夯建的土城墙，考虑到对敌作战的诸多不利，当即亲自督建城防，在城墙四门各新增修筑了六座炮台，用于安放火炮加固防卫。至万历初年，三边总督石茂华与继任甘肃巡抚廖逢节先后上奏，对甘州城加固的重要性陈述利害，获得万历皇帝允准，随即拨付帑银支持修筑。历时两年，甘州
城墙由土墙改建加固为砖石包砌，这才有了与西安城相媲美的新城。《甘州府志》记载：城墙包砌共用砖四百八十八万八千三百块，石条一万一千二百块，石灰一万七千五百石。
修复后的甘州城，四门之上有了更为显明的匾额，“弱水东流”“祁连南耸”“长城北环”“流沙西被”，四块匾额各有对应，道尽了甘州地理、地形的特点，一时成为当地人人称颂的盛事。不过，相对于之前四门镶刻着的横额，这些浅显易懂的新匾额虽然文艺气息浓厚，却到底少了那么一点点讲究，与历朝题匾的用意和含蓄相比，不够厚重倒稍显浅薄了。
古代建造城池和城门命名都是有规矩和学问的，以北京城为例，设计和布局依照阴阳八卦的原理而定，修几个城门、分别叫什么、主要用途是什么都有明确定规。明洪武三十五年还曾出过法典，明文规定军民人等不许九五间数。因为皇帝是“九五之尊”，普通百姓，甚至文武官员建造房舍都有专门管理的衙门来监督，更别说是一座城池的修筑和城门命名了。甘州城筑有四门是定规，命名如“扬煦”是旭日东升的意思，不用说乃是东门，为官民人等进出通行所用；相对应的西门处横额“怀新”，取自陶渊明诗句“平畴交远风，粮苗亦怀新”，喻为茁壮的禾苗正在孕育谷穗，形容生机盎然的意思，一般作为粮车专门进出的城门，尤其在战备时这道门专为粮道，有效避免了关键时刻堵塞拥挤的隐患，确保城池被围或是往外调运粮草时快速直达；南门主火，为柴草煤炭进城的绿色通道。时薰与行熏分别指花草和薪柴，泛指柴草。在古代那个以烧柴和煤炭取暖用火的时代，需求量和耗费量巨大，但没有先进的煤矿开采技术，多以伐木烧炭来代替，白居易名作《卖炭翁》中可见一斑。南门题“延恩”有源源不断的祈愿，让人十分不解，难道古人也担心资源枯竭？北门就直接明了多了，“镇远”有坐镇一方威慑敌人的寓意，“永康”则希望天下长治久安、百姓清泰安康。古时，特别在历代中原政权心目当中，敌人皆来自北方，北门之上题写霸气匾额多为激励鼓舞民心，一个杀气腾腾的名字具有尚武之风和时刻警醒的多重含义。如“平远”“抚远”“安远”等词汇并不鲜见，在古代体现着中原王权对北方少数民族的忌惮和提防，多用于北城门匾额，以及历代出征打仗时对统兵大将的封赐名号。所以说，有些时候与时俱进的并不见得都是可取的，修复后的甘州城四门匾额未见得比原来那直观且具有文化内涵的两个字更出彩，这不失为一种遗憾。
大修之后的甘州城从整体坚固性和美观度上都有所提高，尽管文化意蕴上有所欠缺，但亦不妨碍它成为传说里与西安城相提并论的名城。只是，这样的繁荣仅持续了十多年，至明万历十八年（1590），一场地震便令很大一部分城墙倒塌、断裂，虽有地方乡绅、商贾出资修葺也已很难完全恢复原貌，总归留了残痕破损。清康雍乾三代把经略西北重新提上日程，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拨专款重修甘州城，使得古城得以复原。晚清时西北回乱，甘州城不可避免受到冲击，北城门惨遭战火焚毁，被破坏得十分严重，令无数甘州人扼腕叹息。所毁城墙于甘州古城来说仿佛一块难以愈合的伤口，见证着那些刀光剑影对自己的一次次冲击，欲说还休中只剩了一声沉重的叹息。
光绪二十四年（1898），在甘肃提督张永清、甘州知府诚瑞和知县张心镜等地方官员的筹措下，甘州城再次得以修复。比起被毁损前，新修的甘州城一扫“土”气，全砖石垒筑达到了空前的完整牢固，再加上晚清建筑技艺趋于臻境，甘州城较之以前更为威武雄壮，东城门楼上煊赫地镌刻着白底黑字“河西第一城”匾额，令其具有了张掖郡最初归属大汉时的那份豪气干云来，端得直白自信，一如张掖人骨子里深藏的性格。只是，甘州城似乎注定了命运多舛，巍峨雄奇的“河西第一城”只辉煌了短短不到30年的时间，便又毁于民国十六年（1927）的甘州大地震。是年农历四月二十三日，震源中心位于甘肃武威的8级大地震致使人畜死伤无数，田地房舍震毁十之八九，一衣带水的甘州受损程度略轻，但也伤亡不小，甘州城墙亦遭波及多处倒塌断裂。地震之后，地方士绅组织人力、物力进行修整，好不容易恢复原状了又赶上抗日战争爆发，为预防日军空袭和利于百姓疏散，于城墙南北各开辟了一道新城门，后来又因汽车进城不易转弯，陆续拆除了东、西、南三面的瓮城，甘州古城新伤旧痕千疮百孔。到了解放初期恢复大生产运动中，老百姓掏城砖修房、运城土造田，开始将古城墙大面积拆除夷平，只剩了残破的一小段土台子，墙体不知什么原因没有被彻底铲平。20世纪90年代，对那一截土台子做了圈护和基本修整，总算是保存下来了，但从逐渐淹没于城市高楼林立之间的古城墙遗址间，已经很难寻找到史书中记载描写的半点雄伟，终是成了永远的遗憾。
站在复原仿建的甘州府城仿古城楼上远眺，追忆一城山色、半城塔影的古甘州，属于这座城市的历史记忆封存于远去的岁月之中，已经没有办法感受到更多。曾有人批判当今的仿古建筑，说仿古复原修筑得了外形，内在灵魂却再也不可能还原。我原来也觉得有道理，但亲身感受过、亲眼看到后便不能完全苟同了。历史不可复制，这固然是事实，但这些仿古建筑虽然还原不了古老的灵魂，但起码我们在试图用这样的形式去铭记历史，至少让看到的今人和后人知道这座城市曾经存在过的辉煌，经历过的风雨，拥有过和失去过的那些酸甜苦辣。城市是有生命的，通过追溯它的前世今生，我们就找到了自己的来处与归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