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允，字伯恭，南北朝时北魏勃海蓨县（今河北景县）人。主要历经太武帝、景穆帝（因早死，实际未称帝，其后追尊）、文成帝、献文帝和孝文帝五帝四朝，当时正是北魏的国势蒸蒸日上之际，几位帝王也是英明之主，这是高子所幸；但北魏是拓跋鲜卑所建，前期风俗比较彪悍、落后，对待士人比较严苛，这是高子所难。
高允早年丧父，但大器早成，气度非凡。当时的名士崔玄伯（崔浩之父）见到他后非常惊奇，感叹说：“高子黄中内润（德行内藏），文明外照（才华外显），必为一代伟器，我只担心自己不能亲眼见到了。”
十多岁时，高允回到家乡为祖父奔丧，把家里的财产都让给了两个弟弟，自己出家做了和尚，不久又还俗。年轻时喜好文学，常常担笈负书，千里求学，尤其爱好《春秋公羊传》，所以早早就博通经史、天文、术数等。
不久，他应召郡中功曹，开始了仕宦之路。后又担任过不少官职，但无论职位高低，都能很好的完成职责。公元431年（神麚四年），拜为中书博士，迁任侍郎。这其间也曾回家教过书，受业的学生达一千多人。
公元439年（太延5年），太武帝下诏让高允和司徒崔浩（当时又一牛人，尤其是在天文历数方面）一起编写国史。崔浩召集了许多术士，对汉代以来的天文历数进行了考校，识别前代的失误，并另行撰写了魏历，拿给高允看。高允认为汉代的天文历数有附会穿凿的地方，但现在的也有问题，我们讥讽汉代的失误，那么后代同样会讥讽我们。当时很多人都奇怪他指出的问题，只有东宫少傅游雅说：“高君擅长历数，应该不会乱说”。过了一年多，崔浩验证了高允指出的问题是正确的。大家由是都很佩服他。
高允虽然精通历数，但藏之于怀，从不论说。游雅多次以灾异向他求教。他却说：“过去的人说，要想知道已经很困难了，而且知道了又担心泄漏出去，所以知道还不如不知道，天下奇妙的道理那么多，你为什么又偏偏要问这个呢？”游雅只好作罢。孔子深知《易》而言：“不占而已矣。”大概也是这个意思吧！
后来他又成为太子拓跋晃的老师，受到了太子的礼遇。有一次，太武帝和大臣们在讨论国政时问高允：“政事千头万绪，什么才是第一位的呢？”当时，北魏禁封良田，京城中的游民很多，高允于是用农事谏，认为只要粮食充足，荒灾有备，还有什么可以担心的。太武帝很欣赏他的说法，于是废除了田禁，将它们还给了百姓。
翟黑子是太武帝的宠臣，因事出使并州，受贿了千匹绢帛，事情被揭发。翟黑子便向高允请教说：“皇上问我，我是实情以告呢？还是说假话呢？”高允说：“你是皇上的宠臣，可以据实以告，这样又可以表示忠诚，一定不会有事的。”翟黑子又向其他人请教，他们都认为说实话会罪不可测，不如说假话。翟黑子由此怨疏高允，说了假话，结果被太武帝疏远，最终被杀。
公元450年（太平真君11年），国书事件暴发（因编史人员涉嫌讥讽皇族，皇帝大为震怒），崔浩被下狱。当时高允正在中书省值班，太子急忙召见他，并让其留宿在宫中。第二天，太子入见太武帝，让高允随行，叮嘱进去后皇帝如果问话，就按告诉他的回答。太子先入见，将国书事件的主要责任都推给了崔浩，并请求宽赦高允。太武帝召见高允，问他国史是否都是崔浩所写。高允却如实以告，说崔浩政事较多，总裁而已，相对注疏还是自己写的更多些。太武帝大怒，认为其罪甚于崔浩。太子连忙在旁边为他开脱，但高允坚持原话，并说虽知自己万死之罪，但还是不能虚妄以对，太子为其开脱是因为他是太子之师，而且时间很长了，太子衰怜他，才为他求命。太武帝对太子说：“正直！是一个人最难做到的，而高允却做到了。临死而不改变自己的说法，这是诚实。作为臣子而不欺骗自己的皇帝，这是忠贞。应该特别免除他的罪以示褒奖。”竟赦免了他。
而崔浩在太武帝审问的过程中，竟惶惑不能答，高允却能事事申明，有条有理。当时太武帝很是愤怒，令高允写诏书，要将崔浩等128人全部夷五族。高允表示怀疑不肯写，并再次面见太武帝说：“崔浩被捕，如果还有别的罪，那我不知道。但如果只是因为冒犯了皇族，那他不应该处死。”太武帝很生气，命令逮捕高允。幸好太子又为他求情，太武帝才渐渐平息了怒气说：“如果没有这个人，又该有几千人被处死了。”最后只有崔浩被族诛，其他人只诛犯罪者本人。
宗钦在临刑时感叹说：“高允已经近乎于圣人了呀。”因为这之前崔浩恃宠专任官员，亲昵小人，相互吹捧。高允就说崔浩的所做所为，必将会给他带来一场灾难。
太子后来责备高允说：“人也应该知道见机行事。我想为你开脱死罪，而且有了不错的开头，但你却不照我说的去做，让皇上动怒，现在每次回想起来，总是心有余悸啊！”高允回答：“我本是个平凡书生，原来并没有做官的打算，现在朝廷开明，才得以为官至此。大凡史书，都是帝王的实录，将来的宝鉴，通过史书，今人可以观往，后人可以知今。故言行举动无不详具，所以人君应该谨慎从事。崔浩世受殊恩，荣耀当时，却让私欲淹没了他的公正廉洁，爱憎之情障敝了他的公理之心，这是他的罪责。至于书写朝廷起居和国家得失的事实，这是史书笔法的大体模式，并没有什么违背的，而自己确实和他一起写史，死生荣辱，不能只顾自己。最后获免，全凭殿下仁慈相救，如果当初违心说假话而苟免，并不是自己的本意。”太子听后为之感动，赞叹不已。后来，高允对别人说当时没有按太子的安排去做，是因为怕辜负了翟黑子。
过了几年，太子早逝，高允悲痛不已。
到了文成帝拓跋濬继位时，高允出了许多计谋（因为当时太子早死，文成帝继位并不一帆风顺），当其他功臣都受到奖赏时，高允没有受到褒奖，但他也没有为此多说一句，忠诚而不自矜。
他常常上表劝谏，以匡正朝政的时弊。譬如当有人劝说文成帝大兴土木，建造宫殿时，经高允劝谏而止。不久，因为忠诚被任命为中书令。
司徒陆丽告诉文成帝：“高允虽然蒙受恩宠，但家里穷得和普通老百姓一样，妻儿都无以为生。”文成帝很生气这么迟才告诉他。后来去了高允家中，发现只有茅屋几间，布被麻袍，厨房中只有一点点盐菜。便叹息说：“古时的人有清贫到这样的吗？”立刻赐给了他不少衣食，并拜他的长子做了绥远将军、长乐太守。高允多次上表，坚决推辞，但文成帝不答应。当时的北魏，百官没有俸禄，所以他常常让几个儿子砍柴采果，自给自足。而当尚书窦瑾因事被杀，儿子窦遵出逃，其母焦氏虽因年老幸免于难，但无人敢资助她，高允又将其收留，予以保护，直到她的儿子回来为止。文成帝十分敬重他，通常不叫他的名字，习惯呼之曰“令公”，于是“令公”的名号远播四方。
到了献文帝和孝文帝的时候，高允年岁已高，但冯太后和两位皇帝都很倚重他。他也是尽心尽力，竭其所能，参与完成了许多重要的决策，并晋爵为咸阳公。
公元478年（ 太和2年），高允因病告老还乡。但第二年，孝文帝又用专车将其接回，继续参与政事和修史，还给了他很高的礼遇：可以乘车进殿和朝贺不拜。此时他已年近百岁，献文帝于是下令：“高允年岁已高，已到了危境之年，家里生活又不富裕，可以每五天派出一支乐队，到他家里为其演奏，使他心情愉快。”同时定期和不定期地赏赐了许多物品，备几杖，常常去家里看望他。高允都把赐品分给亲朋好友，共同分享。
他常对人说：“我在任中书的时候，有积阴德救下了不少人，如果阳报不差的话，我应该会有百岁的寿命。”公元487年（太和11年）正月。高允去世，享年98岁。朝廷给了很多的存亡赏赐，是北魏建国以来最多的，时人以为荣。
高子的一生除了从政以外，他的著作也很丰富，著有《左传解》、《公羊释》、《毛诗拾遗》、《塞上翁诗》、《酒训》、《算术》等作品。
子贡说夫子“温、良、恭、俭、让”，依我之见，高子也完全做到了如此。曾在皇帝身边的苏兴寿称，他在接待扶持高允的三年里，从来没有见到过他有忿恚生气的脸色，对人总是循循善诱，诲人不倦。昼夜常常书卷在握，翻看吟诵，待亲友故旧和谒，虚己待人，虽然地位崇高，但志向淡薄，平素十分喜爱音乐，每次有人来为他歌舞演唱，常常和而歌之。在北魏初期的时候，法律比较严苛，朝臣大多被杖罚过，而他在历经五帝四朝，五十多年时间里，从未受到过处罚。如果没有高尚的德行，怎么做的到呢？
魏魏乎！高君，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他大概可以算得上是圣人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