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定的历史条件和恶劣的山区环境以及沉重的封建枷锁，使客家妇女成为迥异于汉民族各系的一个特殊的女性群体。
她们凭借一双“天足”，从唐宋到明清，从长城内外到大江南北，从赣南闽西到粤北岭东，从黄沙古道到山路田埂，无处不是她们艰辛的脚印。
她们用涓滴的乳汁哺育着这个多难的民系，她们用勤劳，朴实和智慧延续着千年不衰的客家文明。
客家女是山区生产生活的主角。
山区土地贫瘠，山多田少，农获不足于养家计。
所以男人成家后多出外谋生，自古有男匠女耕的习俗，女人在家“輋頭岭尾”（耕种田地），“家头教尾”（教儿育女），“灶头锅尾”（起居饮食），“针头线尾”（缝补衣服），侍奉翁姑等等无所不事。
到了农闲时节为帮补家用往往成群结伴上山帮人割草烧石灰换钱，或做“挑脚伕”。
清朝嘉庆年关，兴宁有条“盐铺街”兴盛时挑脚伕有3000余人，当中大多是妇女。如陈其藻诗云：“毕竟勤俭方是计，卤粗莫笑种軬人”便是其中风情的写照。
每到乡村田间随处可见到身背小孩，头戴凉帽，手扶犂耙，赤足在田中劳作的客家妇女。她们虽然劳作艰辛，却又乐观自得，黄遵宪在《山歌》载：“岗头溪尾，肩挑一担，竟日往返，歌声不绝。”
繁重的体力劳动和客家人艰辛的迁徙历程，致使客家女自古就少有缠足的习惯，她们素面朝天大足行路，身健体壮。
清朝中晚期以两广客家人为主体发起的“太平天国”运动，队伍当中便涌现了大批象洪宣娇，胡大妺等等“勇健过于男子，临阵皆持械接伏”的巾帼英豪。
客家女是封建婚姻的牺牲品。客家山区自古有“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指腹为婚”，“盲婚哑嫁”等陋习。以及“从一而终”的清规。
出于对包办婚姻的怨恨，对父母养育之恩的感激及无以为报的愧疚，对夫家种种未知的恐惧，担忧，对兄弟姐妹的离别之情，对悲惨命运的无奈，无助，出嫁之日都有“哭嫁”的习俗，哀怨凄切的山歌，字字带血，句句断肠，如“捱阿娘啊捱阿娘，平时阿女唔听话啊！亚娘以后莫记挂，阿娘教女句句真啊！阿女日日想亲娘！阿弟阿妺长成人啊！爷娘你要放宽心，阿女常会转屋下啊！常把阿娘记在心”。
路人听了侧目，石头听了流泪，送嫁的队伍往往跟着哭成一片，艰难成行。
此外，东江流域和梅江地区很多男子从小被带到南洋海外谋生，家中操办婚亊只能用公鸡代夫与新娘拜堂。
男人发达的则另成家室，偶尔寄回些小家用，而绝大多数则飘零异国，客死他乡，留下家乡的“结发之妻”苦苦守望，终生无缘相见，至死时手里还揣着丈夫寄回的半张残照。
客家女是社会的弱小者。
山区自古匪多贼多，社会动荡。
女儿出嫁时做娘的总会郑重地将一红布包交给女儿，里面包着一根平时扎头发用的银簮，再三叮嘱，遇流寇土匪可用来自卫甚至自尽以免遭欺凌，遇头风脑热可以和鸡蛋包在一起加热后拭身，效果甚佳，遇蛇虫咬伤可用来刺破伤口挤出毒血，遇夫妻房事丈夫出现“脱阳症”时可用来扎刺尾椎处，使其转危为安。
客家女是“男尊女卑”观念的受害者。
清明或重阳祭拜祖宗时，妇女都不能在场，只有在厨下准备饭菜酒肉的份。吃饭时也不能与男子同桌就餐，只能等别人吃饱喝足，然后在厨下默默吃剩下的饭莱。祭事完毕分享祭肉时，只按男丁人头分摊，没有男丁的人家纵有再多的女儿也休想分到丁点祭肉，甚至还要忍受冷嘲热讽。分家分产同样如此。因此，致使纳妾和休妻现象非常普遍。
种种的磨难与不公，很多父母宁愿在女儿刚出生时，便将其溺死也不愿养大成人令其受苦受难，受人冷眼。这种陋习在民国以前山区相当普遍。
如果说客家女也有最高礼遇的时候则莫过于“坐月子”时能喝到自己亲手用糯米酿制的客家娘酒。娘酒加姜用来煮鸡肉可以強身健体，散瘀活血，驻容催乳等功效，煮酒下姜时，如生男孩则切成丝状，若是生女则切成块状。礼遇的厚薄自然也与生男生女有别。但这毕竟是对客家女最高的奖赏。
所以客家妇女无论贫富，酿酒技术精益求精，这是唯一厚待自己的机会和特权。客家娘酒也因此成了客家人的美味佳酿。
“娶妻当娶客家女，嫁人莫贪金山郎”。曾在客家山区长年生活的美国传教士罗伯•史密斯在其《中国的客家》中描述：“客家妇女真是我所见到的任何一族的妇女中最值赞叹的一群”。
时光流转，如今客家女的地位今非昔比，她们走出山道，走出田野，走进工厂••••••与男人们一起共谱客家历史崭新的华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