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于小凯过世三年时）
好似刚下过雨，我们与往常一样，绕公园转过一圈，讨论了可能做的题目，来到沙坑边。我俩扔着飞盘，我一使劲，把飞盘扔进小河里。我还想脱了鞋下河捞上来，小凯说，不要，回头再买一个就是了。
小凯穿着灰色的布夹克，戴着毛线的帽子，手指上缠着绷带，因为在做化疗，头发指甲都脱落。他象上次一样，还是要做5个的引体向上。可是他不能连续做五个，而是引体一次，双脚着地后再做一个。做完后让我也做，连续做，试试最多能做上几个。还说，每天坚持，一天能不能多做一个。
那是2003年，冬天刚刚过，春天还没来的时候。我慢慢地想着可能的博士论文，小凯急着让我“上路”，催着我赶紧找到题目，便过一阶段一起到海边或者附近的Dandenong山，边走路边讨论。他会说起好些经历过的事和人，又总主动地大口深呼吸，要把胸部的空气换成周围新鲜的空气，抑制癌细胞的扩展。
一次，与小凯约好到海边。因为有个台湾同学要到美国去，我们到South Yarra找了家餐馆给他送行，回来下雨，又堵车。小凯说好了在学校的Taxi Loop等我。时间已到，我们还堵在路上。小凯没有手机。等我们到了学校，已经晚了15分钟。着急不安时，我透过雨雾朦胧的车窗，看到有个灰色的身影，在一把黑色的伞下，站在路口的台阶上。是小凯，还在等着。车一停，我赶紧冲出来，奔到他跟前，所有的想法只有赶紧道歉解释。一个得了癌症的人，天下着雨，站着等了这么久。小凯却只是说了一句：其实我可以去你家里接你啊。我所有的紧张和内疚全变成个声音，告诉自己也要做到这样，这样地对待以后的学生，对待以后的别人。
当时的小凯，可不能以一般的状态来衡量，他晚期的癌症，已经持续了一年多。我们后来听说，法国的大经济学家Laffont也在接近的时间得了癌症，他不能接受这样的结果，很快就去世了。而信教后的小凯，不仅与癌症做着抗争，还一直相信可以完全康复而继续发扬他的研究。
国内长大的人，对宗教总是带着理性的判断，对信教的人总会带着“无可奈何不得不”的认识，甚至认为是自己信心的一种失败。可是我看到的，除了随流从教，还有那种发自内心的纯净原则，积极鼓舞、宁静从容的态度。而这样的内容，在家庭内部，在小孩的眼睛，在社会的主流里都有明白的反映，带领着某个社会的稳定和明朗。不理解的是因为没有充分的接触，没有机会直接地深入感受，怪不得大家。而这种内心的皈依，是种根本的力量，只是一般情况下，我们不容易做到。
回到国内，日子久了，经常感受到周围的家庭、学校、和路上人们的一种不信任，无奈的冷漠和计较的聪明。大家想着做些有益的事情，可是临头却总会让自己按照周围既定的原则处理现实的问题，自己便也搅和了进去，也是一样的结果。我们研究中知道习俗（Norms）的分量，知道它如何左右着人们的选择。习俗，这种内心的事情，不是现实物质条件的变化而能直接改变的。我们不得不返回内心，以内在的力量，联合别人的内心，一起，使不那么适合我们心中模式的习俗，发生现实的变化。
我打球时经常会受伤，疼的时候做不了一些事，我便试着体会得了癌症，做着化疗的小凯，试想着我处在他的位置的心理状态，我便只能佩服他的意志。而他在那样状态下的行为，想起来都是“不简单”的。感染别人的，不是发表的文章，不是获取的成就和位置，而是内心的光芒自然散发出来的力量，不仅支撑着自己，而且无意间鼓励了那么多的别人。
因为他走的时候我不在墨尔本，在我的意识里一直不记得他已经离开。我很少梦到他的去世。我的文章的模型大体做完后，小凯已经过世了。突然有一次梦到与他在一起，是过世后又复活来，我喜出望外地对着他说，太好了，你说的内容我做出来了，你该多开心。醒来还在体味着刚才的兴奋，虽然已经意识到是在梦里。
张居衍 5/31/2007 11:03:30 PM 在从北京往巴黎的飞机上
